“你说，四十九年前，你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今天呢，还认得这条路不？”

电话那头的声音粗哑又熟悉，像是从老旧的收音机里传出来的一样。我的手一抖，烟灰掉在了桌上。脑袋“嗡”了一下，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刘大勇？你还活着啊？”

“废话！”电话那头笑了，“乔三娃，我可不像你，这些年出息大了，连咱们村都不回了。”

他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可我听得出，更多的是埋怨。四十九年了，我再没回过陕北柳沟村。说没时间是假，说没脸回来才是真的。

挂了电话，我点了根烟，盯着窗外一片灰蒙蒙的天，脑子里全是那些年的影子。

1975年，我22岁。北京来的知青，穿着半旧的军绿棉衣，扛着铺盖卷儿，坐着闷罐车一路颠簸到了陕北。比起其他同来的年轻人，我算是幸运的，分到柳沟村后，村长刘铁锁把我安排到了村东头的一户人家住下。那户人家姓柳，家里有个姑娘，叫柳如花。

柳如花是村里有名的美人，可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根本没心思想这个。那时候的柳沟村穷得叮当响，家家都住窑洞，冬天吃口热饭都难。可这些，我没得选。

“乔三娃，你咋回事哩？今天还不去开荒！”村长一嗓子吼得我耳朵都疼。从那以后，“乔三娃”就成了我的新名字，北京来的乔志远成了过去。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苦，可也说不上多难熬。村里人淳朴，日子虽然清苦，可他们对我这个“城里娃”格外照顾。柳如花也经常给我送点吃的，用她的方言叮嘱我：“山里风大，别冻着。”

我心里明白，她就是个好心肠的人。可年轻的我，哪能不动心？只是啊，那时候的我们，谁都不敢多想。后来，我参了军，离开了柳沟村，心里却始终带着这片土地的影子。

回忆到这儿，我猛地掐灭了烟，心里一阵说不出的烦躁。

第二天，我订了去延安的火车票。上车前，我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可儿子倒是先埋怨上了：“爸，你这七十几的人了，跑那么远干啥？”

我没搭理他。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得回去一趟。

火车一路向西，窗外的景色渐渐变得荒凉。记得那年我刚到陕北的时候，满眼的黄土高坡，光秃秃的山，风一吹，尘土能灌进裤腿里。可现在车窗外，远处的山上居然有了一片片梯田，山脚下还能看到村庄的轮廓。

下了火车，刘大勇早就等在站台。他一眼就认出我，冲我喊了一嗓子：“乔三娃！”我愣了愣，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可再一看，眼前这人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子刻的，背也有点驼了。

“你可算来了！”他咧嘴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回村！今天让你看看柳沟啥样子了。”

车子一路颠簸，到了村口，我就看见了那条新修的水泥路。四十九年前，我是从这条土路上一步一步走出去的，今天，我又走了回来。村子变了许多，窑洞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的小砖房。老槐树还在，枝叶繁茂，可地上的村碑已经换了新的。

“村长家还在吗？”我问。

刘大勇点点头：“村长早死了，现在村委会就是他儿子管事。不过你先别急，咱们去看看柳家吧。”

听到“柳家”两个字，我的心猛地一紧。车子开进村子，停在了柳家老宅前。那地方早就没人住了，窑洞塌了一半，门口的石磨上长满了青苔。我站在那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她后来怎么样了？”我忍不住问。

“嫁了。”刘大勇叹了口气，“你走的第二年，她就嫁了村西头的张大柱。日子倒是过得不错，可前几年得了场病，走了。”

听到这话，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四十九年，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再见她一面，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寒暄。可现在，她已经不在了。

刘大勇看着我，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吧，去村委会歇歇。”

村委会的院子里，坐着几个老头。见了我，他们都笑着打招呼：“哟，这不是乔三娃嘛！你还记得咱们不？”

我一时有些恍惚，认出了几个熟面孔，他们的名字却怎么都叫不上来。我们聊了会儿天，说的无非是村里的变化，谁家发了财，谁家添了孙子。可我的心一直没静下来，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没弄明白。

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跑进院子，喊了一句：“乔三爷，咱们村修路的事儿，你知道是谁捐的钱不？”

我愣住了：“谁？”

年轻人挠了挠头：“是你啊。”

我脑袋“嗡”了一下，站起来问：“啥意思？”

刘大勇在一旁嘿嘿笑了：“你忘了？当初你搞那个扶贫项目，说是帮陕北的村子修路。咱们柳沟这条水泥路，就是你那笔钱修的。”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阵翻江倒海。四十九年，我没能回来，可我却用另一种方式，和这片土地重新连在了一起。

傍晚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到村口，站在那棵老槐树下抽烟。夕阳洒在地上，照得那条新路发亮。我忽然想起柳如花当年的一句话：“乔三娃，你以后要是当了大官，可别忘了咱们村。”

我笑了笑，眼眶却有点湿。

这一生，我走过很多路，看过很多风景，可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柳沟村的这一条。四十九年后，我终于明白，不管走得多远，人总得回头看看。那些曾经的羁绊，不是为了让人后悔，而是告诉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有它的意义。

天色渐沉，我转身往村里走。身后，远处的山峦渐渐被笼罩在暮色里，像一幅静静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