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军，你真的要走吗？”
她站在门口，眼眶红得像熟透了的山楂，声音里透着一股哽咽。
杨队长的婆娘拉着我的衣袖，手指用力得发抖，像是要把我拽回去似的。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们，手里的行李沉得像块铅。
“我……”
喉咙干得厉害，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那天，石头岭的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雨，可迟迟没落下一滴水。山风吹来，带着一股子湿冷，把我心里的那点火苗吹得一阵一阵地颤动。
我今年五十多了，可那天的场景像钉子一样刻在脑子里，想忘也忘不掉。
1970年，我刚满十八岁，坐着绿皮火车，带着一腔热血和一颗惴惴不安的心，从岭东的老家来到云南的石头岭插队。火车开了三天三夜，车厢里人挤人，窗户外面是连绵不绝的山。后来又换了汽车，颠簸了一天，终于到了那个叫石头岭的地方。
石头岭是个山寨，村子被大山包围着，像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木头搭的小桥，泥巴铺的小路，房子是土坯房，屋顶盖着茅草。村里人种地养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我看到了乡亲们最淳朴的心。
我们八个上海知青被分到第三生产组住下。房子是队里腾出来的，墙上裂着缝，窗户用稻草堵着，晚上风一吹，冷得人直打哆嗦。第一顿饭是杨队长的婆娘做的。说实话，菜不算丰盛，一锅卷心菜炖腊肉，还有一碗鸡汤，可对于刚到这儿的我们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安慰了。
杨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黑瘦黑瘦的，干活利索，话不多，但总是笑眯眯的。他的婆娘热情得很，见我们刚到，啥都不懂，干啥都帮着搭把手。
还有杨小妹，她在家排行老二，大家都叫她“小二”。那年她才十六岁，扎着两条麻花辫，皮肤黑里透红，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她比我们小，可干活比我们利索多了，插秧、挑水、捡柴火，样样不在话下。
刚到石头岭的日子，说不上苦，但也不轻松。我们啥农活都不会，插秧插得东倒西歪，挑水挑得满身泥，乡亲们看了直摇头。可他们没笑话我们，反倒是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干。
小二是教我插秧的那个人。她踩着泥巴走到我身边，弯着腰，一边示范一边笑着说：“阿军哥，你这样不行哦，秧插得太深了，长不起来的。”
我咧着嘴傻笑，学着她的样子插下去，结果一不小心摔了个屁股墩，弄得满身都是泥。她站在田埂上笑得前仰后合，最后还是拉着我从泥里爬起来。
从那以后，小二常跑来找我，一会儿帮我洗衣服，一会儿给我送野果子，有时还在火塘边陪我聊会儿天。她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扭捏，让人心里觉得舒服。
可我心里清楚，我们知青迟早是要回城的，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儿。所以每次她对我的热情，我都接得小心翼翼，怕她误会，也怕自己陷得太深。
1973年冬天，队里修水渠。那天中午，太阳晒得人晕头转向，我刚放下锄头，就听见一阵尖叫。回头一看，小二从一块石头上滑了下去，摔进了水渠里。
我赶紧跳下去把她拉上来，她的脚崴了，疼得眼泪直掉。我背着她回到家，杨队长见了，脸色刷地白了。他婆娘一边骂小二不小心，一边找药给她敷，我站在一旁，心里乱得像被风吹过的稻田。
小二的脚养了一个多月才好。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去看她，帮她带饭，陪她说话。她躺在床上，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有时候一句话也不说，可那眼神像钩子一样，钩得我心里发慌。
后来她的脚好了，又像以前一样活蹦乱跳，可我却觉得，她的心里藏着什么没说出口的话，而我也开始害怕那天会到来。
1975年，县里的食品厂招工，我被推荐了上去。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知道，如果错过了，就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回城。
可一想到要离开石头岭，离开杨队长一家，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了一样。
那天晚上，我去杨队长家里道别。饭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阿军啊，咱们石头岭亏欠你太多了。你走吧，出去闯一闯，别担心我们。”
他的婆娘红着眼睛，塞给我一包腊肉和一双布鞋，说：“路上饿了，就吃点腊肉，鞋子穿坏了就穿这个。”
小二坐在灶台边，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一早，我背起行李，站在村口。杨队长一家和几个乡亲送我到村头，小二站在人群后头，咬着嘴唇不吭声。
我转身刚要走，忽然听见她喊了一声：“阿军！”
我回头看她，她跑过来，把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布塞到我手里。
“这是我给你绣的，带上吧。”
我低头一看，那布上绣着一只小燕子，下面写着两个字：“平安”。
我点了点头，没敢多说什么，怕自己一张口，就再也走不动了。
后来我在食品厂干了几年，又考上了医学院，彻底回到了城里。
1998年，我回云南出差，绕道去了石头岭。村里变化很大，老房子没了，茅草路变成了水泥路，可站在村口，我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熟悉感。
一个老人告诉我，小二早在1985年就去了昆明，说是开了家诊所，后来就没了音讯。
我手里的那块绣布已经发黄了，可那只燕子依然栩栩如生。
我常想，如果当年我没离开，是不是就能陪着她，帮她挑一辈子的水，插一辈子的秧？
可人生的路，哪有那么多如果呢？
窗外，几只燕子掠过，留下一串清脆的叫声。
我把绣布重新叠好，放回抽屉，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或许，这一辈子，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