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变革由技术革命催生而成，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决定性变量。”2025年2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说道。

广东是制造业大省，创新是其发展的驱动力。在全国都在提倡科技创新的当下，回望来时，广东科创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展望未来，它又该如何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为此，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周路明。他担任过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务，曾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立法、决策研究工作。

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周路明。农健/制图

南方周末：你一向坚持市场化创新，该如何理解这个词？

周路明：市场化创新，就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

如今，大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并无异议，关键在于创新体系是以市场化创新为主轴构建，还是以科研系统为核心构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创新资源配置的方式、政策工具的方向，并将最终决定创新体系投入产出的效率。

长期以来，中国的创新体系主要以科研系统为核心进行构建，政府把钱投到科研机构做研发，并通过成果转化的方式拉动产业技术进步。上世纪90年代，部分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对成果转化模式进行了重大修正，提出了基于产业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

几十年来，我们的实践结果证明，以科研系统为核心未能很好地解决产业端的“卡脖子”问题。如今，应当从实践出发，以市场化创新为核心重构创新体系。也就是说，战略重心要围绕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展开，重塑产学研关系、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组织方式。

南方周末：为什么说以科研系统为核心未能很好地解决“卡脖子”问题？

周路明：一是对“卡脖子”问题的错误解读。过去一段时期，一种说法被广泛接受：技术被“卡脖子”的原因是基础研究投入不够。基础研究确实是发展产业核心技术的重要基础，但通过基础研究解决科技“卡脖子”的问题是不成立的。

对“卡脖子”技术来说，基础研究工作往往已经完成，关键问题集中在工程、工艺，以及技术生态方面。近年来，许多机构以解决“卡脖子”问题为借口，从政府忽悠了大量基础研究经费，造成浪费。

二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前些年碰到一些官员时，他们会问，你倡导的市场化创新好像不灵，部分头部民营企业也出现了“卡脖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还是需要靠“国家队”。这隐含了一个判断，中国产业技术被“卡脖子”，是因为市场化创新存在重大缺陷，所以中国最优秀的企业都逃脱不了被“卡脖子”的命运。

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过去一段时间，在市场化创新背景下，有一大批中国的民营技术公司快速成长起来，甚至使美国政府采取非市场化的地缘政治手段，阻断科技供应链。

保持对市场规则的敬畏，是深圳科技创新长盛不衰的根本。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你怎么理解？

周路明：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时至今日，国际范围内都确认，创新是在讨论一个经济学问题。但这样的认知，没能在中国形成广泛共识。

对中国来说，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我们国家科研系统的构建，要早于市场经济和产业创新活动。相较之下，发达国家的科研系统是基于产业需求发展的。这样一来，中国的科研系统长期没有与产业部分建立起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走上了把获取新知识作为终极目标的歧途，也就是所谓的“论文导向”。

长期以来，中国产业的技术能级较低，也缺乏把产业技术问题凝练成科学问题的能力，人们习惯将科研当成最高级的创新，甚至将科研等同于创新，这对中国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和评价体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它造成的结果是，来自高度行政化科研系统的专家，逐步掌握了创新的话语权、资源配置权、创新活动的评价权。反过来，作为经济活动的技术创新环节，却没能得到有效的政策工具支撑。

经过几十年市场化创新实践，许多中国科技公司的能级已经出现了跃升，一批企业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目前，通过市场化创新激活体制内科研活动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我们按照解决问题的逻辑组织创新，就能够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南方周末：与其他地区相比，广东创新的优势在哪里？

周路明：粤港澳大湾区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高度市场化的环境、需求驱动的创新模式、通过国际供应链的学习渠道。

以深圳为例，它是全国第一个将技术创新变成经济活动的城市。一直以来，深圳是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角度来做创新的，保持对市场规则的敬畏，是其科技创新长盛不衰的根本。此前，许多地方将技术当成目的，总以为技术是越高越好，将最尖端的技术做出来就是成功，但市场经济的选择是最适合的技术，最尖端的技术在市场上未必能成功。

此外，深圳对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理解是比较透彻的，搞创新也是以市场和需求为导向。正因如此，才诞生了华为、大疆等在全球范围内都具备较大影响力的科技公司，它们也带动和完善了深圳的科技生态。

在中国的产业版图里，粤港澳大湾区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高科技制造嵌入国际供应链的程度也是最高的，是中国参与国际协同创新最重要的触角。这一发展方向要坚持，不能因为贸易和技术封锁而松懈。

南方周末：广东发展科创的经验是什么？

周路明：改革开放以来，科教资源并不占优的广东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它避开了自上而下的成果转化模式，采用了以市场和需求为导向的产业技术进步方式。

过去几十年，广东逐步锻造了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化进程成为其创新的原动力。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市场化进程实现了对人的解放。

如今，广东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科创公司集群。这些公司在市场经济固有的优胜劣汰机制下，迸发出巨大的创新动能，它们持续参与新技术的试错，推动了产业技术的快速进步。

在人工智能这一轮创新中，我们看到站在创新前沿的也都是市场主体，从Open AI到DeepSeek都是企业在组织创新。

回顾广东发展的历程，经济发展成效与市场化创新进程紧密相关。广东的未来，也系于如何推进市场化创新的进程。

南方周末：推动市场化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哪些问题？

周路明：一是市场化创新与体制内科研的关系。如何重塑产学研关系，把规模巨大的科研系统导入解决问题的轨道，是广东科技创新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当下基础研究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基础研究人才太少。因此，培养人才和提升基础研究的效能，才是体制内科研机构最紧迫的问题。

我们建立国家实验室、省市实验室的初衷，是解决科研和产业联结面临的瓶颈问题，但目前的体制机制依然是传统科研系统的延伸，产业问题、产业人才没有进入到这一环节中。未来，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产业创新平台，是广东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是市场化创新与政府的关系。在市场化创新领域，政府如何组织创新，仍需研究和探索。

例如，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应该是中国在应用端通过组织创新，获得巨大成功的案例。在电动汽车行业，通过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这样的非盈利机构来组织创新，成功解决了国家能力在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释放的问题。我们应该系统总结这方面经验，形成跨越市场经济的科技创新组织模式。

三是处理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国有企业也是市场化创新的主体之一，只要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就不存在问题，需要警惕的是，避免国有企业在充分竞争性领域获取超国民待遇，应与民营企业一视同仁。

南方周末：当下，政府应该如何改变组织创新的方式？

周路明：很长时间以来，各级政府熟悉的是在创新链上游组织创新，而把应用端的创新交给市场。然而，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很多应用场景、数据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最后一公里”的研发测试条件，往往需要得到政府的准入审核。

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呈现出的跨界特征，使政府管理出现跨部门协作的困境，大大增加了数字技术商用的难度。

政府需探索应用端组织创新的新模式，才能有效释放中国在应用端的优势，还会改善各级政府在新基建、智慧城市方面的投入产出效益。更多的应用场景提供给企业使用后，数字化基础设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南方周末：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应用端创新，政府可以如何作为？

周路明：过去几十年，粤港澳大湾区走的是需求驱动创新的成功模式。在如今强调源头创新的大背景下，不能走回依靠成果转化的老路，需要坚持需求驱动创新的路子。政府要避免在科研领域盲目拼资源、铺摊子，导致创新生态恶化。

在政府推动应用端创新方面，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数字化应用场景的系统呈现。在数字化时代，应用场景中的关联因素比过去更复杂，除了准入问题，有的应用场景还需要通过模拟的方式呈现。然而，应用场景呈现具有公共性、共享性的特点，市场主体不适合承担此类工作，研发测试环节又涉及安全性问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参与。

第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轨联动。如今，跨部门的管理格局，使研究出台新的管理规范难度更高，加之合规优先的现实因素抑制了体制内制度创新的冲动。然而，在应用端，通过及时有效的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是必须突破的关键环节。

第三，照顾好研发型公司集群。一段时间来，政府忙于“补大脑”（支持科研），“壮大腿”（服务大公司），却忘记了“强肾”，研发型创新小公司集群是创新体系的肾脏。这是一帮年轻的、有野心的、有抱负的技术天才形成的生态，这批年轻人才是整个创新体系里的变革性力量。

第四，政府应该探索新的组织方式，适应市场化创新的未来发展。如果能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用好政府手中数量巨大的创新资金，精准识别项目、快捷配置资源，可以为广东带来创新资源的聚集效应。

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

责编 张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