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汉初，是中国君主专制集权历史的初始阶段。往前，诸国纷争，百家争鸣，游士纵横；往后，天下一统，儒学独尊，士人参政。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历史变革是皇权政体的正式确立，以及思想文化的逐渐认同。社会风气的延续和嬗变，是反映两者变化的时代镜头。

秦汉帝国奠定了两千年君主专制政治的传统，在秦始皇至汉武帝这一历史时期，笔者欲探讨皇权政体社会中治国思想转型和士人身份转型背后的历史背景，百家争鸣的盛况在这一时期渐落帷幕，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关系由互动互助变为单向的指导规范，这种转变亦耐人寻味。

秦始皇一统天下，平定了纷争的战国时代。中国古代王朝的核心政治制度——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就是由始皇帝创立的。秦始皇对皇帝角色的演绎，深刻阐释了皇权主义的核心内涵。

秦始皇帝对齐、鲁采取的政治措施和文化政策，改变了当地的社会风气，打击了士人参政的信心，剥夺了讲学立言的自由，加深了区域间的对立，引发了社会对严法治国的反抗。秦代存在的十五年时间里，皇权政治已展现其不同前代的特质。

齐、鲁政治衰微，思想热烈，入秦之后，非法家学说被限制。活跃的思想生发于孤立单薄的政治土壤中，凝聚着专制统一的内核；真正进入到专制之世，活跃的思想被迫沉寂，活跃的学士被迫消隐——这样的因果矛盾，折射着此后两千年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

秦朝灭亡之后的第六年，楚汉之争终于落幕，刘邦在氾水之阳即皇帝位。至此，在短短的二十年里，中华大地先后诞生了两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高祖至武帝的六十年间，汉朝统治者为加强中央皇权做出了巨大努力。

武帝登基的前夕，地方上己不存在威胁中央政府的政治势力，这意味着皇权的政治施为将有更多的空间。社会上再次掀起分封制的重启、学术风气的复兴浪潮，任侠风气依然盛行。

秦朝的存在毕竟短暂，它对诸子百家的争鸣之局、对待社会上的不法风气的抑制是有限度的，其成效远不及其反制来得猛烈。继秦而起的刘氏家族，如何在承秦之弊的前提下，稳定新的一统之局，如何处理社会学术思想，如何对待游侠、养客之风，在重振皇权、加强自身权位的同时，对这些社会现象处置办法的摸索，将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题。

士阶层的普遍存在和长期活动，是战国社会结构变动最重要的时代表现之一，并且这种社会潮流一直持续到汉代前中期。当社会结构尚不稳固、新兴君主集权政治体系刚刚起步时，士阶层获得了极大的政治表现空间和思想创造机遇。战国后期，思潮涌动，学说如云，史曰百家。

秦汉之际，诸子思想的传承发展，是从养士之风延自春秋战国开始的。这是进入武帝朝以前，中国帝制集权王朝历史中最后的自由学术时代。

秦国有重用士人的传统。卫鞅入秦实施改革，受封商君；张仪相秦，断齐楚之盟；范睢献远交近攻之策，秦军获长平之胜。汉初的地方侯国在中央约束不足的情况下，也纷纷效战国故事奉养宾客。

养士之风的延续与诸子复兴的浪潮，经过汉初数十年的发酵，终于在地方上发展出或大或小的文化学术中心。诸侯王修政好学，待士人以礼，形成一种集聚效应，这种团体或以散文辞赋、或以政论对策，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影响力。

游侠作为士阶层中的极端群体，其武力常常直接威胁最高统治阶层的生命，他们视富贵爵禄如浮云，在社会上催生起任侠之风，国家法令亦不能禁止。游侠的一言一行都会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以白衣之身，拥有着不逊于王侯的社会影响力。

侠义社会使得战国时，士人的入仕道路是多样的：“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此为选举；秦有二十等爵制，凭功而进；纵横家们以言得用，出将入相；蔺相如、李斯以门客而进为王臣。入汉，士人依然有多样的入仕选择。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形容，战国秦汉之际，很多杰出之士不以巧言善辩处世，却凭借着个人魅力和用事能力在世人中有口皆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长者。

“长者”在战国社会关系之中，是高尚品德的代名词，与长者交游的程度，反映着一个人言行举止的优劣。伴随他们的，往往还有慎言、无为等标签。直不疑在文帝朝为郎，同舍失金者疑之，直不疑以己财复之而不争，“以此称为长者”；御史大夫张欧，虽治刑名，以无为处事，“未尝言案人，专以诚长者处官”。

无为政治，是汉朝甫立时，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赋予王朝的治国行政内核。无为思想最初是《老子》提出来的，在诸子争鸣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潮。“无为”并不代表着不作为，而是顺应自然规律，任自然而行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如何做到“无为”，老子提倡“无欲”。人的欲望有很多，包括增加学识以求尊位，追求珍宝以求富贵等，这些都将扰乱民心，使人们不再遵循自然之道。“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私欲的膨胀是可怕的。所以老子主张减少欲望，要知足常乐。

长者无为，忠孝为先。后世对汉朝津津乐道者，当属汉以孝治国的政治社会文化。随着国家法典的制定实施纳入帝国长治久安必须的环节，孝伦理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了法律在社会层面的作用，削弱甚至在某些方面取代了法律的地位。

周秦之变，政治方面的内涵是君主集权制度取代贵族分封制度，这一转变到秦朝还并不完全。秦汉之变，才是君主集权制度的最终定型。刘邦及其从属，出身于社会之下，最终位居政体最高层次。

一方面，他们学习着秦代创设的皇权政体，并由此使自身名流后世；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中的风气、思想有着透彻的了解，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而缓慢地进行集权政体的构建，汉帝国由此才真正能够奠定长久统治的基础。

文景之后，汉代统治者的出身是真正的帝王之家，他们失去了与社会的直接联系。一切国家政策、法令条文、制度设计等关乎政权建设、社会稳定的统治要素，汉武帝等只能综合历史经验、臣子建言、现实问题采取措施和办法。面对社会多元自由的养士之风、任侠之风、无为思想诸元素，出于一人专制的角度，皇帝们必然会采取自上而下的限制措施。

皇权政体的超越性依然是汉帝国官僚制度建设、价值体系构建的根本原因。汉武帝基于前代先帝们的努力，获得了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施政权力，必然要采取更稳定、更长远的措施，维护皇权，维护汉家天下。

士人们在仕进之门收归中央的现实面前，已经在思想领域将皇权专制向更深层次拓展。皇帝不再仅仅是具体的人，更升级为王朝国家的象征符号，具有不可揣测的神性。在社会稳定的时代，皇帝已经是超越凡人的存在。这些，都是历史的规律，是战国末期“定于一”思想认同的继承和发展，汉代以后也将继续发展。

皇权体系的完整建构，皇帝对臣民的绝对掌控，终于改变了战国以降的社会风气。武帝朝，法典严密。

社会上，追名逐利盛行。“尊管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不能经营，自身贫困的学者会被嘲笑。士人独立的人格和治学精神被抑制。进入官僚系统之中，士人只需要对皇帝负责，这时会产生听命用事和遵循独立人格的矛盾。

儒学作为官方的政治思想，在融合阴阳五行之后，迎合了皇帝天命所归、追求神圣的价值需求，同时儒学自身上升到了不可撼动的政治、社会、思想、伦理高度。神仙长生之术，帝王所好，儒生既不能将其排黜，最终只好杂糅其中法则，为己学所用。

在缺少结构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皇帝能够尽其所欲，想要对皇帝进行劝谏和对皇权肆意而为进行制约，臣属们只能援引祥瑞、灾异等自然现象婉言相谏，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当君主专制成为不可逆转的主流意识形态，灾异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一定制约皇权的力量。

自春秋战国就有的时代现象和历史传统，养士之风、任侠之风与自由入仕之风，它们于大一统帝国下的社会生态，将集中反映皇权政治在社会层面逐渐渗透、一以贯之的不可逆的影响力，这些都将在汉帝国转进新的统治时代后发生或大或小或近或远的转变。

由长者政治、无为政治和孝伦理折射的时代精神，其实亦早已在战国的社会中下层得到了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的实践，只不过汉朝统治者有选择地将其纳入国家治理和政治运行体系之中，是以后世才会对汉初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有不一样的理解和认识，这些认识透露出对这一时期的反思与追怀。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