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蔡畅和李富春在巴黎市区的一家咖啡店里，用几杯葡萄酒完成了独属于他们的婚礼，正式结为革命伴侣。

婚后不久，蔡畅就怀孕了。但想到自己未竞的革命事业以及革命事业可能会造成孩子的不幸，性格倔强的蔡畅决定放弃做母亲的权利，中断妊娠。

在蔡畅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李富春当时十分尊重蔡畅的想法，并表示了同意，在他看来，自己和蔡畅结合在一起，并不是为延续香火，而是为了在理想的征途和革命的道路上携手同行、并肩战斗。

而客观现实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一方面是来自蔡畅的母亲葛健豪，她是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小脚老太”，当时正和儿女一起在巴黎勤工俭学，得知女儿怀孕后，她极力反对女儿堕胎，并表示自己愿意牺牲学业代他们抚养小孩，让孩子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法国法律禁止妇女堕胎的约束。

最后，李富春和蔡畅还是决定生下孩子，作为外婆的葛健豪欢天喜地地给这个女孩取名李特特。

小生命的降临也给李富春和蔡畅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但为了革命事业，蔡畅不仅做了绝育手术，还和李富春一道忍痛离开襁褓中的女儿，踏上了奔赴莫斯科学习的路途。

而李特特则跟随外婆回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经上海辗转回到湖南长沙。

不久后，蔡畅和李富春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为掩护身份，他们将女儿接到了上海，李特特得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

不过由于斗争需要，李特特在上海时，经常随父母搬家，改姓，她后来回忆起来，“有一段时间我们住的地方又小又破，爸爸和妈妈早晨在桌上放一根油条、一个烧饼，然后就反锁门走了。我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常常没等他们回来就睡着了，几天都和他们说不上一句话，那时我刚满5岁”。

再后来，李特特随外婆隐居永丰乡下，同表姐表弟一起，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和初中。

一直到1938年，中央组织将一些烈士遗孤和领导子女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时年15岁的李特特就此踏上了前往苏联的路途。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期间，李特特“感觉十分幸福，吃喝都不用管，到了礼拜天，洗澡、换衣服，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

不过不多久，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李特特和国际儿童院一些较大的孩子被安排参加军事训练，准备作为后备军参加战斗。

这期间，李特特还在医院护理伤员，每天帮他们换药、喂饭，在零下40℃的寒冬里，与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

战后，1944年，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考上了莫斯科鲍曼工程技术学院。学习一期后，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又调到苏联广播电台服务。

1948年，听从母亲的建议，李特特转入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习农业。

同年，李特特与一位苏联小伙结婚，生下了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男孩。

不久，蔡畅因公务途经苏联，特意去看望自己的女儿。

这时，蔡畅才得知女儿已经在苏联结婚生子，她质问女儿：你不是还在上学吗？为什么非要和一外国人结婚？

而李特特面对母亲的质问，心下也十分委屈，不禁将自己多年一个人在苏联，想念父母，但又联系不上，没有人关心和照顾，直到遇到现在的丈夫，有了一个家的处境和心情全盘托出。

蔡畅闻言，不禁感到十分难受和愧疚，这么多年疏于对女儿的关怀，她想解释什么，但又说不出口。为了革命事业，她无可选择。

冷静下来后，蔡畅也意识到自己无权这样质问女儿，为了向女儿道歉，她特意给自己的混血儿外孙起了个中国名字——李勇。

1952年，李特特又生下二儿子李坚，并于同年回国，最先分配在华北农业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

这一年，李特特29岁，距离她离开时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蔡畅时任中央妇运委书记，而李富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务委员兼重工业部部长。

“和走前一样，父母还是异常忙碌，很少见面。”李特特也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反而在回国后第二年，在父母的鼓励下，带着仅3个月大的二儿子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北大荒开荒，一待就是三年。

在北大荒，李特特带着儿子住在破烂不堪的茅草房，夏天的时候，北大荒的蚊虫尤其地多，小李坚总是被咬得浑身是包。

又因为营养不良，李特特早早地就没了奶水，只能将玉米碴子、烤馒头磨成末再冲成糊糊给孩子喝，小李坚因此还闹过肠胃病。

如此这般，以至于李特特后来每每看到五花八门的婴幼儿营养保健食品，就越发可怜当年的小李坚，直言“他跟着我受罪了”。

至于孩子的父亲，李特特的苏联丈夫，由于不懂中文，到北京后被分配在电信局工作。

“我们文化背景差异大，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再加上那时候党内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和我的交流越来越少。”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各种压力的影响下，李特特的丈夫与她离婚，返回苏联。

如此不得不感叹，作为革命子女，李特特的人生似乎一早便注定要与潮起潮落的革命洪流、国际局势紧密相连，而对于此，李特特也早已坦然接受，晚年谈及时也已不太放在心上。

后来，李特特回到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工作，直至离休。期间，李特特再婚，并生下小女儿。

离休后，曾有人找上门来，请李特特到特区办公司，也有人请她做公司的“名誉董事长”，但毫无例外都被她谢绝了，相反，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义务扶贫的工作中，担任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

此后她走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希望小学，实施安居工程，资助失学儿童……到2007年，时年84岁的李特特最忙的时候几乎每个月都要出差，走过的贫困县城和村长有两三百个。

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投身扶贫工作时，李特特坦言：

“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死得很惨；二舅蔡林蒸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被国民党砍成几块，丢在湖里；三舅妈向警予31岁被害……我家里这么多亲人抛弃了家庭，牺牲了生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我的人生影响太深远了”，这也是为什么她到了这把年纪，还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做点益事的原因，“否则这辈子都过意不去”。

2021年2月16日，李特特因病逝世，享年97岁，自此走完了革命子女的传奇一生。

喜欢本文的朋友，可以点下“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