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21日，开国元勋、中共元老李先念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临终前，病榻之上，李先念谈起自己的母亲，激动道：“我是80岁的人啦，想老娘啊，那天我不该大声同她讲话，不该对她发火……”
后来，李先念的长女李紫阳回忆起来，这件往事，也便是父亲晚年一直耿耿于怀的两件事其中之一了。
1927年，湖北黄安（今红安）和麻城发生著名的黄麻起义，红军因此建立了继井冈山之后第二块最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黄麻起义及其后期的斗争，更造就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
而出生湖北黄安李家大屋的李先念当时18岁，率领家乡农民参加了黄麻起义，自此，李先念随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一直未有归家。
1928年，李先念率游击队编入红军，参加了反三次“会剿”的战斗，后转地方工作，担任地方区委、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李先念再率300青年加入红军，此后一路升任红四方面军团政委、师政委，率部打下许多大胜仗，重创敌军。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余人。
1932年5月，蒋介石即调动约30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这一次，由于盲目轻敌，红四方面军陷入被动，在与国民党军队经过冯寿二、七里坪两场血战之后，未能打破敌人追剿，被迫在根据地内兜圈子，准备战略转移。
李先念跟随红四方面军转到河南寻找战机，绕到金家寨，最后又绕到红安家乡门口，结果10月的一天，当时任红11师政委的李先念在河口地区指挥部队与敌激战之时，母亲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原来自李先念参加红军后，母亲已经几年没见他了。
李先念的母亲王氏是个传统的小脚妇女，婚姻命途多舛，曾因第一任丈夫家暴以及第二任丈夫不幸病故，先后改嫁两次，共生育8个子女。
李先念是同母异父的8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母亲对这个小儿子从小宠爱，同时又很开明，对小儿子参加革命很支持，听说部队要转移，小脚的母亲跑了几十里的山路，赶来一定要看看这个小儿子。
而李先念在战场上见到多年未见的母亲，大吃一惊。他年轻气盛，又担心母亲的安全，当场发了火，让母亲赶紧走。
最后，母亲偷偷给他塞了两块银元，抹着泪便离开了。当时一块银元就可以买大约160斤米，两块银元，可以说是母亲全部的积蓄了。
而当时的李先念，想着红四方面军接下来跳到外围去打击敌人，过不久就会回来，还能再见母亲，却不曾想，自此一别，母子俩再未有机会相见。
为此，他内心深处一辈子都感到负疚。
时隔几十年后，李先念回忆起这件事来还是很触动：
“当时有敌机轰炸，炮火连天。打死她怎么办？我说这里正打仗，你怎么来了？她说想看看我。我发了火，叫她赶快走，派人送她回去。临走时她偷偷把两块银元放在我的口袋里，一走路，口袋里叮当响，我才发现，便又托农民捎回家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妈妈，真后悔当时不该对她发火……”
1992年，李先念重病住院，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家人听得最多的便是他讲母亲，最常听到的就是：我想老娘。
2002年，李先念的长女李紫阳鲜见接受采访，回忆起父亲时曾坦言：“父亲老了以后就很怀旧了……我的印象就是他对奶奶特别地怀念，每次都说奶奶我们没见过。”
而“老娘”之外，李先念晚年一直耿耿于怀放不下的，还有那些跟随他战斗牺牲的战友们。
红四方面军主力当年被迫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外线作战，自此再未能返回，后来红四方面军主力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里，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到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最辉煌鼎盛的时期，红四方面的人数实际上达到了8万之众，武装扩大到30倍以上。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30军副政委李先念受命指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率先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也是在这里，李先念生平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朱德和周恩来，毛主席当时很欣赏李先念，还夸他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政委。
随后，李先念向毛主席等详细汇报了川西北形势和红四方面军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
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期间，他率先遣军和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贡献。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为了从西北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创立抗日的战略大后方，中央军委命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9军、第5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
11月，中央军委命令，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李先念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30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
但由于后续跟进渡河的部队被敌军阻断，再加上没有群众基础，西路军实际孤军奋战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下，后来被马步芳的部队整个包围，就这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苦战近5个月，虽歼敌2.5万余人，但损失惨重，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没有冲出来。马步芳的部队对红军也非常残忍，抓到后大部分都杀了。
1937年3月，西路军在石窝山总部最后一次开会，将仅剩兵力分成3个游击支队，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
后徐向前九死一生回到延安，而西路军留下的3个支队，只有李先念的左支队400余人沿祁连山西进，边打边突围，“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最后连马尿都喝了”，40多天后终于抵达新疆。
如此悲壮的战斗历程，成为了西路军还活着的人心底永远的痛，也成为了李先念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而且越到晚年，对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他就越是想念。
1992年，李先念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对夫人林佳楣和儿女交代说：
“将来我的后事要节俭，一切按中央规定办。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因为，那里是我成千上万的战友流血牺牲的地方，我舍不得牺牲了的地方，我舍不得牺牲了的战友，我想和他们在一起。”
他还说：“最近我眼前经常显现那些牺牲的战友。过祁连山时，零下30多摄氏度，好好的同志，晚上睡觉还一起说话，第二天就起不来了……”，“这些好党员、好同志没有看到胜利这一天，他们为今天的幸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非常怀念他们。”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告别人世。按照他生前遗愿，他的骨灰被分成3份，分别撒在了大别山、大巴山和祁连山。
李紫阳说：“我父亲一生对党没有什么要求，临终时他跟我说了一句，我死后让国家给我开一次飞机，一定要把我的骨灰撒在祁连山。我父亲这人是很有感情的，对这些战友，对这些老烈士，他真是有他那个怀念的心情。我当时听了感觉很悲痛，但那些地方是他这一生最值得纪念和牵挂的，我们也不得不满足他的要求。这是他最后的要求，也是唯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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