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年初的几个月里，每逢傍晚，江西南昌市的八一广场上，总能看到一个独自散步的中年人的身影。这个人像是怕被人认出来似的，总是戴着一顶面鸭舌帽，将衣领竖得高高的遮住半边脸，佝偻着身子，一言不发地绕着广场转了一圈又一圈。

偶尔，也会有人认出这个中年人。每到这时，认出他的人总会压低声音告诉身边的同伴：“快看，他就是倪献策，原来的江西省长！算起来他被抓起来也有两年多了，看样子是被放出来了！”

这位同志说得不错，这个散步的中年人，就是原江西省的省长倪献策。

一、

五十岁之前，倪献策的人生可以用“春风得意”这四个字来形容。这位1936年出生于高密的山东汉子，于1955年考入青岛建筑工程学校，195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新余钢铁厂，成了一名技术员。

1966年，工作了八年的倪献策，已经成为新余钢铁厂的一名中层干部。就在这一年，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爆发了。三十岁的倪献策，也抱着满腔热情参加了这场运动，很快便成为厂里“革命派”的骨干成员，并在一年后正式进入体制内，成了新余市革委会的一名干部。

由于年轻，又有文化，倪献策在动乱结束后，居然被上级列为了培养对象。是的，你不要怀疑，作为一位1958年毕业的中专生，在当时的年代，已经算是一位“知识分子”了。再加上倪献策有个特点，就是能说会道，有一手把死的说成活的本事，自己干的三分工作也敢当成十分来吹，因此蒙蔽了一些领导，让倪献策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

一位曾在江西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回忆，倪献策当上新余市的主要领导后，就多次对自己的政绩大吹特吹，而且能做到毫不脸红。有一次，他带队去香港参加一个经济洽谈会，回来后便向江西省委汇报说，自己与港商签订了多少亿元人民币的合同，能给新余带来多少个工作岗位，创造多少经济指标等等。听了他的汇报，当时的江西省委领导人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倪献策。

后来的事，让大家大跌眼镜。原来倪献策说的与港商签订了多少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仅仅是双方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落实的仅有几千万元。从那以后，这位老干部便对倪献策非常反感，认为他言过其实，爱说大话，将来一定会吃亏的。没想到若干年之后，这位老干部的担心，真的变成了事实。

二、

1985年，不满50岁的倪献策当上了江西省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长。此时的他并不知道，有一个女人，早已暗中瞄上了他。

这个女人名叫郭晓红，之前曾在江西省旅行社工作，是一位涉外导游。有一次，一个香港经贸代表团来南昌洽谈商业合作，郭晓红被领导派去接待，顺便带着这些港商游览一下江西著名的庐山。

从庐山回来后，倪献策作为省长，在南昌设筵给港商们饯行。郭晓红作为陪伴这个代表团的导游，也参加了这次宴会。

在宴会上，郭晓红对倪献策大献殷勤，媚态百生，还几次借敬酒之机，和倪献策眉来眼去，甚至故意往倪献策身上蹭。

对于郭晓红的这些举动，倪献策自然心知肚明。见郭晓红长得如花似玉，好色的倪献策是瞌睡遇到了个枕头，哪有不动心之理？当天晚上，他便在宾馆开了间房，郭晓红也顺利成了倪献策的情人。

搭上倪献策这根大树后，郭晓红让弟弟郭勇成立了一家名叫“洪海电子”的公司，干起了倒买倒卖的生意。见当时录像机在国内很畅销，郭勇于是找到富兴工业进口公司经理李共青，签订了购买2000台日产录像机的合同。

为了解决录像机进口的手续问题，李共青找到香港金龙公司的经理陈某，商定采取化整为零、分签合同的办法走私进口录象机。为此双方签订两份合同，一份为购买日本爱浪牌录像机上下盖板2000套；另一份为购买日本爱浪牌录像机其它零部件200-0套，总金额为6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68万元。

之后，李共青来到南昌，与郭勇商签订了委托书，内容为：洪海公司委托富兴公司进口日本录像机2000台，总金额60万美元；货款由洪海公司汇入金龙公司帐户；富兴公司提供报关文件，洪海公司办理报关手续；洪海公司向富兴公司支付8.4%的手续费。

没想到的是，这批录像机在入关时，却被文锦渡海关扣住了。海关还向洪海公司发出走私案件处分通知书，决定没收全部货物，并罚款人民币150万元。

三、

录像机被查扣后，郭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找到姐姐郭晓红，让她去找倪献策帮助解决。

当晚，郭晓红便在倪献策耳边吹起了“枕头风”：“我弟弟公司的录像机被海关扣了，你帮助解决一下好不好？”

情人的这个小要求，倪献策自然不会拒绝。于是在第二天，在明知郭勇等人伙同富兴公司走私录像机的情况下，倪献策写了封亲笔信给江西省经贸厅驻深圳中转站主任陈某，让他打电话给原江西省经贸厅厅长顾某和九江海关关长李某，谎称洪海公司进口的是录像机零部件，让他们向海关疏通一下。

倪献策没想到的是，文锦渡海关却公事公办，指出这批录像机是走私货物，不能放行。倪献策又一次利用职权，批文给江西省计委和中国银行南昌分行，让这两家单位解决洪海公司支付港商的外汇额度，给这起走私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倪献策的上述行为，不仅让这起走私案的直接责任人员郭勇等逃过了法律的制裁，还让江西银行蒙受了53万美元的巨大经济损失。

不久后，江西省计委一位干部，将倪献策的所作所为举报给了中央纪委。中央纪委十分重视，在经历4个多月的调查之后，终于查清了倪献策的问题，将倪献策送上了审判席。

在法庭上，倪献策提出他不明知郭勇等人走私犯罪的真相，没有徇私舞弊的故意。对此，检察机关调取了洪海公司关于走私进口录像机的口供，审阅了委托书、合同、批文、进口许可证以及海关对走私案件的处分通知书等文本，认定倪献策是在知道了郭勇等人伙同富兴公司走私价值60万美元的录像机后，为徇私情利用职权，利用各种渠道向海关疏通说情，指令有关部门解决洪海公司支付港商的外汇额度，掩盖郭勇等人走私犯罪，已经犯下了徇私舞弊罪。

四、

很多人认为，和今天的老虎比起来，倪献策的案子太小，甚至倪献策本人都算不上是贪腐的“老虎”。

对此，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当时大家改革的动力比现在大。好多人在跃跃欲试，每个人好像都想当改革家，比如研究经济学的，研究其他学问的人，当官的，做企业的，谁改革谁就英雄。为什么争当改革英雄?因为改革是有回报的。企业可以获得利润，官员可以获得升迁。”

换句话说，那时候是做大蛋糕的时代。改革者处在蓬勃向上的通道中，当改革家比当贪官更有前途。当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官员的任务是解决各种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因此在这种节骨眼上，倪献策的贪腐问题，便显得特别的触目惊心，特别的恶劣。

正如南昌中级人民法院在当年人代会上说的那样：对倪献策的公开审判是成功的，社会效果是好的。公开审判倪献策，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省长犯了罪，同样要站到被告席上接受审判。倪献策腐化堕落，以权谋私，干了很多坏事，给江西造成了重大损失，不少干部群众参加了旁听之后，都表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法制教育。

1987年2月，倪献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两年后，倪献策刑满释放，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被人认出之后，也有些人出于好奇，向倪献策打听他今后的打算。甚至还有一位在南昌投资的港商找上门来，说想请倪献策去自己的公司担任市场开发部经理，并许诺每月给倪献策开5000美元的工资。

让人没想到的是，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却被倪献策一句拒“我不是为了钱而活着”而拒绝了。据一些了解倪献策的人分析，这位曾经的省长大人极有可能是面子上拉不下来，这才不愿接受”打工仔”的身份。

说这话的人，明显是小看了这位前江西省长。出狱后的倪献策，心里有个大计划，那就是他看到当时的江西由于信息不灵，缺少资金，一些有市场潜力的大项目上不了马，不少地方优质产品打不开市场，不能出口创汇，因此想办一家起中间媒介作用的公司，把江西的产品推出去。

五、

经过再三权衡，倪献策决定把公司开在发展潜力大的海南特区。经过努力以及朋友的帮助，这家公司于1991年在海口注册开业。

在开业仪式，倪献策满怀雄心地说：“我办企业有3条原则：第一，不要江西的一分钱，靠自己的积蓄、朋友的资金支援作资本；第二，兼顾海南和江西两省的利益，有利于海南不利于江西的生意不做，有利于江西而不利于海南的生意也不做。第三，除了交税外，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争取一年赚1000万元，拿回江西去。”

倪献策的话，倒也不是完全吹牛。他在当省长时，曾结识了许多国内外商人，这是他唯一的优势。

公司开业后，江西的一家乡镇企业便找上门来。这家企业生产的“珍珠染发灵”是专利产品，但销路一直不好，所以来找倪献策想办法。

面对第一位顾客，倪献策非常重视，带着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跑了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终于找到一家愿意合作的公司，让这家企业生产的80万支“珍珠染发灵”顺利地打入了香港市场。

不久后，江西一家制药厂也慕名找到倪献策，让倪献策帮助推销该厂生产出一种新药。在倪献策的奔走之下，这种新药很快也打开了市场。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摸爬滚打了几年后，倪献策的公司也渐渐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名气。他曾在公司的会议上对员工们说：“江西有很多好的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公司就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带动江西外向型经济发展！“

从倪献策的话中，能听出他试图在证明什么，又或是想弥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