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医因是给皇室诊病故顾虑重重,为明哲保身而特别保守

史海撷英 2024-10-27 19:10:10

在明朝时期,有句流传在市井中的笑话说“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銮仪卫轿扛,太医院药方。”说的是翰林院为官方所撰之文,有官话、套话的华而不实的特征;太医院的药方与其有类似之处,属于官样文章式的形式性治病之方,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

提到太医院,总是给人一种医术精湛、技艺高超的印象。然而现实当中,太医院的御医们在给帝后诊断时却存在着很多弊端,主要体现在保守性和形式性上。

太医都是从全国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本身的专业技能不容置疑,然而给皇帝、后妃看病又是一件相当为难或者说是困难的事情,搞不好就会受到惩治,甚至会掉脑袋。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患疟疾,太医们经过诊断开出药方,其中有人参。康熙帝服用后甚感烦躁,于是归咎于太医,太医们因此遭到杖责、革职的惩罚。

《康熙起居注》中记载:“三法司题:太医孙斯百等误用人参,以致皇上烦躁甚病,又妄言当用附子、肉桂等语。查律,合和御药误、不依对症本方,将医人杖一百,今孙斯百等罪甚大,俱拟斩首。”

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皇帝是出了名的仁慈,他认为御医用药不当(其实未必不当)就要将他们拟斩。可想而知换了其他皇帝,太医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所幸,康熙皇帝不久就痊愈了,下旨孙斯百等免死,但惩罚还是很严厉,各责二十板,永不许行医。

按照常理来说,孙斯百等人出身医学世家,以御医为业,且有身家老小,给皇帝看病应该都是尽职尽责的,他们共同拟定的药方相比也是再三斟酌的,不太可能会出现误用人参的情况。

对于太医们来说,只要是没有把皇帝的病治好,那就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乃至有罪,所以给皇帝治病,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

再以雍正皇帝为例,当时太医院的院使刘声芳是康雍时期的名医,雍正皇帝对他十分赏识,赠户部侍郎,子赏为荫生、举人。

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患病,他对刘声芳的诊断不满意,随即下达谕旨:“刘声芳在太医院效力有年,屡加特恩,用户部侍郎,今朕偶尔违和,伊并不用心调治,推诿轻忽,居心巧诈,深负朕恩,俱著革退。”

没把皇上的病给瞧好还算是轻的,如果皇帝驾崩,无论御医曾经多么精心治疗,那也是有罪的,按例都要受到惩罚,尽管只是走个形式“带罪”继续当差,但与其他官制之失职、渎职相比还是有些冤枉。

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甲戌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病崩,两宫太后降旨:“上月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著即行革职,带罪当差。”

太医既然如此难当,所开的药方被讥为官样文章也就不难理解了。现存清宫医案可见,太医们为帝后看病,每次的脉案,都记有脉象及其所反映的病情,用药的医理,诊治下药,皆要说明根据。所记可谓头头是道、无懈可击,即使治不好病也不会因在医理上受到指责而获罪。

然而这些记载都是一般性的原理,实际情况是异常复杂的,每个人病时的身体、病情都不同,高明的大夫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施治。

如果是在民间,大夫们往往针对病人的病情,用些药性猛、大剂量的药方,但这种做法对于太医们来说风险太大,是绝对不敢在皇帝身上试用的。故而,太医院开出的药方都有医典根据,中规中矩,所用药方十分保守,以免万一出现偏差。这种药方虽然效果不突出,但对太医们来说却能起到明哲保身的目的。

朱厚熜

野史笔记中常有民间神医的故事。客观地说,如果以医技而言,这些所谓的神医未必就能胜过太医,只是他们在给病人治疗的过程中,少了很多顾忌。“壬寅宫变”后给明世宗看病的许绅的事情就能说明这一点:“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丁酉,宫婢杨金英等共谋大逆,伺上寝熟,以绳缢之,误为死结,得不殊。有张金莲者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往救,获免。 乃命太监张佐、高忠捕讯之。言:‘金英与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亲行弑逆,宁嫔王氏首谋,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张金莲事露,方告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皆同谋者。’诏不分首从,悉磔之于市仍,锉尸枭示,并收斩其族属十人,给付功臣家为奴,二十人财产籍入。诸以异姓收系者,审辨出之。 时诸婢为谋已久,圣躬几危,赖天之灵,逆谋不成。当是时,中外震惶,次日始知上体康豫,群心乃定。”这就是著名的“壬寅宫变”。

明世宗被勒受惊,气息将绝,诸御医畏惧获罪,不敢用药。惟独太医院使许绅冒着万死,“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申时遂能言。”事后,许绅被“赐赍甚厚”,但不久他便得了重病,心知难愈,对家人道:“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又有许绅者,京师人。嘉靖初,供事御药房,受知于世宗,累迁太医院使,历加工部尚书,领院事。二十年,宫婢杨金英等谋逆,以帛缢帝,气已绝。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帝德绅,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赐赍甚厚。未几,绅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已而果卒,赐谥恭僖,官其一子,恤典有加。明世,医者官最显,止绅一人。”“嘉靖西苑宫人之变,圣躬甚危,得绅药始苏。余尝造问圣躬安否,绅曰:‘此变祸不测,论官守非余辈事。切念受圣主深恩,当以死报。只得用桃仁、红花、大黄诸下血药。药进,余自分不効必自尽。赖天之灵,辰时进药,未时上忽作声起,去紫血数升,申时遂能言。又三四剂平气活血,圣躬遂安。天地庙社之灵也。’以故加绅宫保。后数月,绅病。”这位太医院使是吓死的,可见当时危急之状。“竟以此病卒。上怜之,恤典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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