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一群清朝官员在法国受邀观看了一场脱衣舞秀。

在那场表演期间，所有官员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是看也不能看，退又不敢退，惹得在场的白人观众哄笑一堂，可唯独许世英一人，在观众席上看得津津有味。

表演结束后，法国记者就立马对许世英发出提问：“请问您对这次的演出有什么看法呢？”

然而，许世英说出的一番话，却让在场的白人都笑不出声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许世英出生在安徽秋浦一个耕读人家，家境较为富裕。他的父亲许玉堂曾受过旧式教育，很重视道德伦理，平日里常和名流乡绅来往。

6岁那年，许世英进入私塾学习，11岁拜长江北岸的童问渠为师，学习旧学。

许世英天资聪颖，记忆过人，对所学的知识过目不忘，19岁那年中了秀才，不过在后来的两次乡试中均落榜。

1897年，许世英被选为文行兼优的生员，成了拔贡生。同一年，他进京参加选官考试，以第一等的成绩步入仕途，在刑部任职，出任七品官。

上任之后，许世英专攻律法，因其办案精明利落，又接连处理了数起冤案，颇得刑部赏识，从此节节高升，一路从广西司的副主稿，升为主稿，后来又成了直隶主稿。

1900年，此时的中国正在爆发义和团运动，时局动荡，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好友周馥便劝许世英趁此时机争取升官的机会。在得知慈禧西逃后，许世英赶赴西安，又奉命办理了4000多起积案。

1902年，回京后的许世英升为刑部六品主事，随后又获得了四品任用资格，受到了慈禧和光绪的召见。再次见到许世英时，慈禧太后还笑着说道：“这人可是和咱们共同吃过苦的呢。”

1908年，许世英成为了奉天审判厅厅长，此时的他不过35岁。

也是从这时起，许世英便以“司法天才”的身份，登上了司法界的舞台，同时还开启了外交之旅。

1910年，清政府派出以徐谦为正代表、许世英为副代表的代表团，前往欧美考察司法和监狱系统，访问的对象包括俄、法、德、比等九个国家，随后再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第八届万国监狱改良大会。

在这10个月访问期间，清廷代表团曾在万国面前，提出了中国司法的一些建议，并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希望能用西方的司法成果来维护清朝的统治。只可惜，在万国大会的第二年，清朝就覆灭了。

除此之外，在许世英一行人访问到法国时，曾发生过一段小插曲。不过也正是这次意外，让西方人记住了这个人小胆大的许世英。

在结束法国的考察之后，法国政府特地给远道而来的清朝代表团举办了一场欢迎晚会，但在这场晚会上，他们还安插了一个特别节目——脱衣舞表演。

要知道，这些清王朝的代表们都是通过科举入仕的，从小就深受儒学思想的熏陶，让这些文人当着洋人的面，看一群女郎裸衣热舞，就相当于是让他们出卖祖宗，这可比杀了他们都还要难受，但这也正是法国人想要的效果。

音乐刚一响起，全场的目光就齐刷刷地望向了中间那群扎着辫子的中国人，所有人都好奇这些思想古旧的人接下来会有何等滑稽的表现。

果不其然，当台上的女郎卸下一件件衣物时，清廷代表们一个个都面露难色。他们或是低下头东摸西找，或是用袖子挡住脸，有的干脆紧闭双眼，摇头叹气。

在场的白人观众看着他们的扭捏窘态，不禁哄堂大笑，就好像在看一群原始人表演一般。

然而，白人们的笑声还没有持续多久，就戛然而止了。原来，在清朝的代表团中，有一人居然在悠闲地欣赏着这场表演，丝毫没有拘谨的意思，而这个淡定的人正是许世英。

法国人显然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他们看来，没有一个中国人接受得了这种表演，如果他是个留辫子的人，就应该用袖子遮住脸，然后颤巍巍地低下头，等着他们嘲笑。

表演结束后，法国记者立马走到许世英面前，询问道：“请问，您对这场表演有什么看法呢？”

结果许世英轻笑了一声，答道：“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法国风情的娱乐节目。”随后又站起身来说：“我想这样的舞蹈，对贵国的人口增加一定很有帮助。”言外之意就是，法国人通过观看这种舞蹈，来催发自己的欲望。

许世英这一通诙谐的回答，着实让法国记者吃了一惊，他们又怎会想到，一向古板迂腐的中国人居然也有开放的一面。

到了第二天，法国的报社还将许世英和记者的对话刊登上了头条，题为“脱衣舞秀能使人口变多。”

许世英用他风趣的言语，化解了这场外交风波，倘若没有许世英的泰然自若，很难想象第二天法国报中的中国人会有多么难堪。

只是可惜，许世英用三寸不烂之舌挽回了清朝的形象，却挽救不了岌岌可危的清廷。在代表团回国后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朝倒台，中国进入民国时期。

在这之后，许世英又受到了各届政府的器重，开始为建设中国司法、救济中华而奋斗。

在袁世凯时期，他担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后又任内务总长、交通总长，随后出任安徽省省长，在1925年年底，担任国务总理，后来又成为了全国赈灾委员会的委员长。

1936年，面对着日本展露无疑的侵华野心，63岁的许世英临危受命，出任驻日大使。

在抵达东京后，许世英就去会晤了多年前的旧友，也就是当年那个奉天领事，现在的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在寒暄了一会后，许世英便直言道：“我虽不擅长外交，也不会言语表达，但我知公里和强权的分别，强权固可逞一时，公理则永垂千古，理之所在，予必辩争到底。”

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许世英辗转于日本高层，和日本人展开了多轮会谈，主张中、苏、日三国签订互不侵犯协约，以此维护亚洲集体安全，接着再和欧洲联系，实现世界和平。

日本人虽然表面上表示认同许世英的想法，但实际上早已展开了全面侵华的布局。可以说，小日子的狼子野心，已没有人能够阻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发动了全面侵华。半个月后，许世英在东京举办了记者招待会上，并在会上写下了“悬崖勒马”四个字，以此警醒日本政府。

1938年1月16日，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在德国宣布调停未果后，日本政府发布声明，将以战争的方式解决中日冲突。20日，心灰意冷的许世英决定回国。

而在回国期间，许世英曾经的同僚，大汉奸王揖唐又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尝试着让许世英给日本人做事。但许世英却不为所动，反而回复道：“读圣贤书，为的是什么？如果你深明大义，那就即刻回头！”

回国后，许世英继续主持赈灾委员会。1948年，他辞去了职务移居香港，随后又前往台湾，于1964年病故，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