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谁最中国
文字 |「誰最中國」圖片 |「誰最中國」一个人无论走多远,胃都停留在故乡。以前对这句话总不以为意,外面的世界多精彩,五湖四海多少山珍海味等着你消受呢,家里那几盘土头土脑的菜,有什么好牵肠挂肚的。去乡日久,几年难得回家一次,渐渐才体会到阿城那句话实在是妙:所谓思乡,就是思念故乡的食物。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聚的时候,无论话题怎样开始,最后总能落于故乡的吃食,那些山阻水隔的味道在千里之外,撩拨着一只思乡的胃。只好一次次向父母念叨,一次次从故乡寄来的食物中,安顿自己。
汪曾祺定居北京近五十年,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故乡那只咸鸭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的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而北京人唐鲁孙,迁居台湾四十年,吃遍台湾街头小馆,依旧思乡难解,洋洋洒洒六万字写就《唐鲁孙谈吃》一书。另一位出生于北京的美食家梁实秋看罢这本书,打趣道:“中国人馋,也许北京人比较起来更馋。”无他,只因唐鲁孙写出了那个味儿罢了。
味道这东西,想来实在神奇。既无具象又不可量化,却偏偏能在一个人的人生里埋下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伏笔,初时不觉,等到后知后觉时,它又开始在你的记忆里翻云覆雨,一手遮天。
别说今人,就连古人也曾被味道“牵着鼻子走”。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这话一点儿都没说错。
《世说新语》曾记载过一个故事:西晋文学家张翰因见秋风起,遂想起故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为了这一味,他挂冠而去,“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虽然后人认为,莼鲈之思不过是他借故乡之味而脱离政治——真实原因是不愿卷入八王之乱——但,谁能否认,身处飘摇、秋风飒飒时,他感时四顾的那一刻,想到的不是遥远吴中的故乡之味呢?
当身处异乡,孤独时、寒冷时、困窘时、无奈时、落魄时……甚至什么困境都没有,只是因为身在异乡,只是因为不小心抬头看到了天上的月亮,只是因为下班后看到高楼上的一窗窗灯火,只是因为那天有风或阴雨……你就没来由地想念起那些味道,继而在记忆的味道里品咂出些温暖和力量,然后继续在这陌生世界里奋力前行。
记忆里的味道,如一味解药,能解千愁百绪。
美食作家高维生在《味觉谱》中写道:我们寻找的,不是味道的记忆,而是记忆的味道。这句话应该如何解呢?“味道的记忆”,是直观的的对于味与食物的印象与回忆,而“记忆的味道”,重点不在味与食物,而在“记忆”,是被情感化过的。
如此或许不够一目了然,那就用另一位美食作家的话来做解吧。
美食作家曾颖在《川味人间》的一句话,可准确为高维生之语注解——“食物与味道,在这个时候已不是物质本身,而变成了一种情感,一种精神状态,甚至一种象征。”
就像迁居台湾的唐鲁孙记忆中的什刹海老鸡头,不见得就比南方所产鸡头米更好吃;就像定居北京的汪曾祺记忆中的高邮鸭蛋,不见得就比白洋淀鸭蛋更有味;就像暂居北京的鲁迅在日记里屡有提及的绍兴梅干菜,不见得就比四川梅干菜更诱人……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于是,竟把记忆的味道作为长线,以期拉住人生的风筝。殊不知,这些心心念念的“记忆的味道”,早已渗透了旧时光之味和人生况味,点点滴滴,酸甜苦辣,都在此味中了。
为了这“记忆的味道”,唐鲁孙写书,汪曾祺撰文,曾颖更是又写书又拍美食纪录片。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靠近“记忆的味道”。京派作家叶广芩的方式,可就更独特了。那时,她的先生在筑波大学做教授,她每回去日本,都是大包小包的,海关人员叫她打开箱子,里头都是些与吃相关:十几包方便的羊肉泡馍、一大包辣椒面、一大包糖蒜、两斤腊牛肉、两瓶绍兴料酒、一瓶镇江香醋……这些不过是“明面儿上的”,暗地里她还偷偷带了香菜。根据动植物检疫法规定,这东西得报关。来回偷着带总不保险,最后干脆带了许多香菜籽过去,分发给大家来种香菜。
先生是北京人,离了家,总想着那一口炸酱面。“要小碗干炸,豆芽菜、黄瓜丝做面码,煮点儿青豆,剥一头中国蒜。”那时,中日贸易出现摩擦,日本限制进口中国葱蒜香菇一类东西,就为了这一头“中国蒜”,她得跑好几个菜市场。先生回家,“见了炸酱面,等不得换衣服,西装革履地坐在桌前,一碗面还没拌利落就往嘴里划拉,又吸又吞……一碗不够,还得添半碗……说他什么都可以丢,唯有中国不能丢,因为中国有炸酱面。”一碗普通的炸酱面,到了异国他乡,就是慰藉,就是寄托,就是人生的根蒂。人可以去远方,万水千山乃至远渡重洋,但味觉却到不了远方,它就像村口的老树、屋顶的炊烟,遥遥牵着你,叫你走再远也认得回家的路。没有什么会比味觉更偏执。
无论“不时不食”,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认的,不止食物的本味,还有“记忆的味道”。那是对时间的顺应、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故乡的情感,对人生的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