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肃清东南，清朝平定太平天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湘军攻克金陵城，因此，天京之战的难度也是最大的。但相比军事压力，湘军攻金陵主将曾国荃的主要压力却是来自政治，是淮军或者八旗将湘军战果截胡的大事。

同治二年（1863）十月底，淮军攻克苏州城，次年（1864）二月，左宗棠收复杭州。随着苏、杭这两座城市的收复，太平军在东南就只剩下天京城一个重要据点，所以朝廷和地方此时都将目光聚焦到金陵城，看湘军攻金陵主帅曾国荃如何表演。

而现实又是，淮军攻克苏州城只用了三个月，楚军收复杭州也不过才半年，但湘军围攻金陵城却是自同治元年（1862）五月就开始的事，将近两年的时间，曾国荃还是没有搞定金陵城。

虽然江浙的胜利遏制了太平军援助天京的可能，给曾国荃一力围攻金陵城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压力也随之而来，因为，朝廷对天京之战的周期可是从同治元年（1862）五月算起，如果战事继续拖下去，那么大家都将对湘军失去信心，朝廷也一定会派别的军队来助攻金陵。

众所周知，曾国荃之所以在没有达到合围天京的条件时就匆忙于同治元年（1862）五月围攻金陵城，就是为了摘取灭亡太平天国的最终果实。在这期间，他甚至还拒绝了朝廷准备派遣李泰国舰队援助金陵的决定。

当时，国荃给朝廷的回复是：“江边仅金陵一城未复，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借轮船战功之力。”

但是，朝廷在苏州和杭州已经先后收复的情况下还是想尽早攻克金陵城，以提振人心，因此，朝廷就及时给曾国藩发来谕旨：“金陵城大而坚，围攻不易，诚恐各营将士号令不一，心志难齐，曾国藩能否亲往督办？俾各营将士有所秉承，以期迅速奏功。”

此时，朝廷的意思也只是让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亲自前往一线，统筹一切，以期能加快攻城的进度。

紧接着，淮军又于四月五日攻克了常州，朝廷于是下旨让李鸿章派人接防东坝，透露出想派淮军会攻金陵的想法。由于淮军刚刚攻克常州需要修整，所以朝廷此时也并没有让淮军立刻前往金陵的意思。

但李鸿章此时已经足够敏感，他比谁都清楚，曾国荃想要独揽攻克金陵城的军功，如果淮军前往助战，那么重则和湘军可能发生军事摩擦，轻则和曾氏兄弟、湘军将帅彻底闹掰，两个结果他都不能接受。

所以，在朝廷还没有下达命淮军前往金陵的命令之前，李鸿章就赶紧给曾国藩表态，自己绝对没有想分九帅国荃军功的意思，同时表示，如果需要淮军的炮队援助，自己绝无二话。

由此可见，淮军虽然是从湘军分化出去的，但双方依然存在竞争关系，李鸿章在打胜仗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和友军、同僚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镇守扬州的富明阿就曾请示朝廷请求前往金陵协助湘军攻城，但朝廷在考虑其部没有大炮的现实后还是拒绝，让富明阿以江北为重。

但是呢，淮军却是有炮的，而且也已经在攻克苏州城的过程中证明了火器的巨大威力，如果国荃不能及时攻克金陵，那么朝廷派淮军助战就是迟早的事。

因此，李鸿章就必须提前考虑应对之策。

李鸿章的对策是，得罪左宗棠，将军队开往湖州北部的长兴以“协助”楚军进攻湖州。

淮军转战浙江 图源/剧照

相比得罪湘军，得罪左宗棠的代价毕竟要小，而且，淮军也只是攻长兴，避免和楚军直接产生军事摩擦。李鸿章之精明由此可见。

果然，面对湘军在金陵城下毫无进展的现实，朝廷就于五月八日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谕旨：“着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和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肤公。李鸿章如能亲督各军，与曾国荃会商机宜，剿办更易得手。着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

这次是直接命令。

面对朝廷的命令，曾国藩也给弟弟做起了工作：“胡林翼克湖北，李续宾克九江，李鸿章克苏州，左宗棠克杭州，九弟克安庆，至于金陵，九弟与李鸿章平分功名，这样也不错。”

曾国荃在长期的围城战中，急火攻心，身体已经出了问题，曾国藩是在为九弟的身体考虑：“如弟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今决计，不着痕迹。”

此时，虽然李鸿章在极力拒绝出兵金陵，但淮军将士在功名的诱惑下却是跃跃欲试，尤其是淮军名将刘铭传和周盛波。面对与湘军可能会发生的冲突，刘铭传甚至说：“湘军根本挡不住我们的大炮。”

大有为了军功不惜与湘军一战的意思。

军人除了使命之外，其作战的动力更多是来自功名、利益的诱惑，刘铭传之所以一力主张出兵金陵是因为，攻克苏州，程学启、戈登、李朝斌和黄翼升几个人垄断了军功，刘铭传虽有攻克常州的头功，但还是想拥有更大的军功以助力自己的仕途。

由此也可见，清朝末年，地方军队之间为了利益而产生摩擦已经成为常态。更能说明，清廷对于局势、军队的控驭力已经严重下降。

但李鸿章是打定了不出兵的主意的，因此他就在回复朝廷谕旨时罗列各种客观困难：淮军将士苦战多时，需要修养；湖州的太平军直接威胁江苏，所以淮军必须搞定长兴，协助楚军围攻湖州；淮军已经到达长兴战场，不能在短时间内撤军；苏州和常州等地刚刚收复，必须得派兵驻守。

这些客观困难最终导向了一个结论：淮军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助攻金陵。

至于曾国藩，他肯定不希望淮军前往金陵分取湘军的军功，这一点，我们在他给九弟国荃的信中就能看出：“少荃近日气焰颇大，恐言语意态以无礼加之于弟，愈增肝气，一也；淮勇骚扰骄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堪，二也。有此二者，故余不愿请来与弟共事。”

淮军对湘军有情绪这是当时公认的事实，典型就是淮军名将程学启对湘军的怨气，淮军要是前往助战很容易发生两军的摩擦。何况，大家可都垂涎于金陵城内的财富呢。

再说，淮军有火器优势，必然会成为攻城主力，抢夺湘军的战功，且可以先一步攫取金陵城内的财富，这个结果是苦战多时的湘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的结果。

所以，淮军要是前往助战，有可能还会引发清军内部的火并，让局势发生变化，进而失控。而清军内部的火并却绝对是太平军突围的机会。让太平军突围这个结果曾国荃同样无法接受。

对此，曾国荃就表示：“不畏少荃占我之名，而颇畏季泉之勇不受约束。”

由此可见，国荃不希望淮军分享军功是事实，湘军和淮军有可能发生火并也是客观现实，这是军机处的大臣所根本不能理解的事情。

所以，决策者和执行者有时候是存在沟通障碍的。

对于湘军来说，攻克天京城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所以他们不想任何人掺和此事。

但是呢，朝廷可不管这一套，所以在五月八日之后又连发了四道谕旨，措辞非常严厉：“现当事机紧要之时，李鸿章务当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办，力图共济，不准稍有推诿...于所部各营内挑选精壮便捷善于攻城者二三千人，即交刘铭传带赴金陵...李鸿章仍遵前旨，俟长兴克复，赴援金陵，并令刘铭传等督带选锋先行，驰往助剿。”

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尤其是淮军在五月三十日攻克长兴之后，李鸿章就更没有理由拖延了。

但李鸿章依然是“制造”客观困难的节奏，表示，自己如果前往金陵，那湖州的太平军涌入江苏怎么办，事情总要分个轻重缓急吧。同时还表示：“若仅分兵远去，少则无济于事，多则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与曾国荃各军错处围城之下，曾国藩与臣皆不放心。”

还是不惜继续得罪左宗棠的态度。

不过呢，李鸿章说得也确实是事实，淮军助战大概率会发生不服曾国荃指挥、号令不一的情况，让现场秩序变得更为混乱，甚至发生湘淮两军火并的事。

于是，朝廷也就只能妥协，在六月八日所发的谕旨中表示：“本日览李鸿章所奏，知该督抚等志切同仇，毫无成见，为之欣慰，更需勉益加勉，和衷共济，有厚望焉。”

李鸿章通过打太极的方式为曾国荃成功争取了两个月的时间。为此，曾国藩是大为感动：“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

但曾国荃虽然保住了独攻天京城的局面，却也要尽快克城，以免再出现变数，于是，架在钟山上的大炮就日夜开动，持续、密集性轰击金陵城，以配合湘军开挖地道的工作。

同时，曾国荃还以在城外用草、土堆山的行为迷惑太平军，最终于六月十五日将地道成功挖到了城底下，并装填了巨量炸药，足足有三万斤。

而且，此时洪秀全已死，天京城内没有主心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湘军攻城的压力。

十六日，随着一声巨响，天京城破，湘军成功攻入了天京城，拿到了灭亡太平天国的军功。

十九日，李秀成被捕，并于七月六日被凌迟处死。幼天王洪天贵福也于三个月之后被捕，凌迟处死。

曾国荃也拿到了与军功相匹配的爵位：锡封一等伯爵。

曾国荃将天京之战的军功变现 图源/剧照

只是，天京之战却也大大消耗了曾国荃的气血，因为，在长达两年多的围城战中，他是同时面对军事和政治压力，能拿到这个结果实属不易。

战争的压力从来都是分内外两个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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