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如果说隋炀帝第一次东征解决的是高句丽问题，那么在遭遇惨败之后依然对征辽执着就不单单是拓地的问题了。事实是，第一次东征惨败导致隋炀帝的个人威望严重下降，为了重振威望，杨广就必须拿到攻灭高句丽的军功。但结果却是，炀帝威望下降导致其在东征期间后方又严重不稳，继而发生了杨玄感叛乱的事。平定叛乱后，炀帝重振个人威望的心理就更加强烈，于是又有了三征辽东。三征辽东最终导致大隋灭亡。

大业八年（612）正月，炀帝集四方之兵于涿郡，准备武力解决高句丽问题，战前，他向时任合水令的庾质咨询对于战争前景的看法，当时庾质是坚决反对炀帝亲征，理由是，一旦失败，炀帝的个人威望将会降到冰点。

结果是，“帝不悦”，坚决亲征，隋军惨败。

按照正常逻辑，炀帝此时就应该收手，暂时放弃征辽，埋头发展生产，等国力恢复之后再图征辽。要知道，开皇年间文帝就是这样做的，在征辽失败后，转而发展生产，隋朝的情况反而越来越好。

此时的炀帝完全可以像当年的文帝一样放下对辽东的执念。但炀帝和文帝时的情况毕竟不一样：首先，四夷宾服，就剩一个辽东问题，不及时解决不合适；其次，以炀帝个人的性格也不会就此罢手；最重要的是，文帝当年只是派将出征，战事不利并没有对皇权的威望造成多大影响，而炀帝却是亲征，惨败导致其威灵惧损。

本来炀帝父子对控驭大隋天下就不自信，如今在威望严重下降的情况下炀帝自然就更加缺乏自信，尤其是面对关陇贵族这样的实力派。

于是，为了重振个人威望，炀帝又将二征高句丽提上日程。大业九年（613）正月初二，炀帝再次下诏，征天下之兵于涿郡，准备一举解决高句丽问题。

对于连续东征必然导致大隋实力的损耗和随之可能引发的相关问题，这一点，炀帝作为当事人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些读史之人更加清楚。但为了重振皇权，他还是选择东征。对于关东的农民起义，他是根本就不放在心上，炀帝最关心的是对实力派关陇贵族的控驭能力，而控驭这些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积累军功，如此，我们也就理解了炀帝对于征辽的执着。

从炀帝此次征辽之前的一系列安排我们就能看出他的担忧。在下诏二征高丽之后，炀帝命刑部尚书卫玄辅佐代王杨侑镇守京师长安，民部尚书樊子盖等辅佐越王杨侗镇守东都洛阳。在出发之前，炀帝还发十万男丁加强对京师大兴城的防卫。

由此就可见，炀帝最担心的还是后方、内部问题，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征辽惨败对于后方政治的严重影响。

果然，炀帝的担忧还是不幸成为现实，在隋军即将拿下辽东城时炀帝收到了在黎阳负责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造反的消息。

那一刻，是炀帝毕生最痛苦、纠结的时刻，因为，前方是唾手可得的辽东城，后方又是关陇贵族的实力派杨玄感在造反，他比任何人都明白杨玄感造反对于后方政治的影响，这一点，从他在向纳言苏威咨询的话中就能看出来：“此儿聪明，得为无患？”

在听到关陇子弟大部分都响应玄感的情况下，炀帝最终选择放弃辽东，回军平叛。

玄感造反打乱了炀帝的计划 图源/剧照

虽然炀帝只用了两个月就平定了玄感之乱，但不可否认的是，二征辽东又是以失败收场。二征辽东，隋军因为撤军仓促丢弃了大量军资器械，浪费了大量粮食。同时，炀帝的个人威望也再一次下降，其对于大隋政治的影响更为严重，尤其是玄感之乱对于大隋的影响，用苏威的话来说就是：“但恐因此寖成乱阶耳。”

既然杨玄感敢起兵，那么就证明关陇子弟对于炀帝的不满是一个普遍问题，如今，玄感已经挑头，再加上炀帝因为征辽失败威望严重下降，此后关陇贵族起兵必然会成为普遍问题。

关东的农民起义加上关陇贵族的不满，炀帝的皇权必然是危机重重。

作为政治人物，炀帝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些，既然关陇贵族的威胁最大，那么他就必须重振威望，而重振威望最好的办法还是东征。此时的炀帝已经掉入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有极大风险。

但炀帝还是选择了继续东征，选择以军事解决辽东问题来解决后方的政治问题。大业十年（614）二月初三，炀帝召集百官再次讨论东征事宜，结果朝臣的反应是，“数日无言者”，根本就不接炀帝的话。

在无人响应的情况下，炀帝最终一意孤行，于二十三日下诏东征：“蕞尔高丽，僻居荒表，鸱张狼噬，侮慢不恭；抄窃我边陲，侵轶我城镇...朕当亲执武节，临御诸军，秣马丸都，观兵辽水，顺天诛于海外，救穷民于倒悬，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诛之...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闻。”

三月十四日，炀帝从高阳出发前往涿郡。

从炀帝此时能够以个人意志强行征辽就可以看出，其对大隋的控驭还是有一定力度，只要其当时选择放弃征辽，埋头发展生产，稳定内部，那么大隋的前途就还尚有可为。但炀帝为了重振个人威望，还是一意走了武力的“捷径”。

只是，前两次征辽的失败此时已经严重影响了前线的军事，隋军在行军途中士卒是相继逃亡，根本无法制止。更重要的是，由于此时关东已乱，许多地方的军队根本就没有到达前线。

从这就可以看出，炀帝在政治层面确实不如其父文帝稳重，文帝在位期间，从来不会让自己陷入两线作战的泥淖，而炀帝却在内部起义不断的情况下执意东征，结果是，啥都做不好。

由于逃亡者实在太多，加上部分地方的隋军不能按期到达，所以炀帝在北平郡停留了好几个月，直到七月十七日才抵达怀远镇。

而此时的高句丽因为连年应对隋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也已经疲困不堪，于是其王高元就于二十八日向炀帝上表乞降。炀帝当时的反应是，“大悦许之，遣使持节召护儿还师”。

为什么炀帝如此就轻易答应了高丽的请降，一个是因为此时大隋严重的内部问题已经不适合再用兵，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季节也不适合隋军继续在辽东作战。所以，炀帝最好的办法就是，见好就收，在达到预期目的之后还师。

从这一点就可以再次验证，炀帝二征、三征辽东更多解决的是权力问题，是为了重振其个人威望。

只是，炀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权力问题，却也加重了内部的乱局，大隋各地的农民起义已经呈燎原之势，炀帝在班师的途中行至邯郸时甚至被当地的义军杨公卿率领八千人抢了四十二匹良马。

皇帝的马都被公然抢了，你说大隋当时的内部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更让炀帝尴尬的是，他在回到京师之后召高丽王高元入朝时对方根本就不理他，炀帝所积累的一点威望也荡然无存。这意味着三征辽东又是以失败收尾。而此时的炀帝还想着四征高句丽，只是因为农民起义导致交通断绝才没有落地。

最终，苏威的话得以验证，因为征辽失败和杨玄感之乱，大隋的天下彻底陷入巨大的乱局之中，从大业十三年（617）开始，就已经是隋朝内部的实力派在造反，正是这些人最终灭亡了大隋。

大业十三年的大隋是群雄逐鹿 图源/剧照

对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人的背景作以交代：梁师都，朔方郎将，大业十三年（617）二月据朔方及延安等地，号梁帝；刘武周，马邑校尉，大业十三年（617）二月据马邑，掠汾阳、太原等地，号定杨天子；李密，大业十三年（617）二月据黎阳，东至海岱，南至江淮皆附之，号魏公；薛举，金城校尉，大业十三年（617）四月，据陇西，号秦帝；李渊，太原留守，大业十三年（617）五月，举兵晋阳，夺取长安称帝，建立大唐；李轨，武威司马，大业十三年（617）七月，取河西诸郡，号河西大凉王，随之称天子；萧铣，罗川令，大业十三年（617）十月，东至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号梁帝；宇文化及，右屯卫将军，大业十四年（618）据魏县，号许帝；王世充，东都留守，大业十四年（618）据河南各郡县，称天子；沈法兴，吴郡太守，大业十四年（618）据江表十余郡，号梁王...

等于说，灭亡大隋的并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其内部的实力派。而这些人之所以反隋就是因为，炀帝因为征辽失败个人威望严重下降，同时，烈火燎原的农民起义也是给他们制造了火中取栗的机会。

可见，征辽于炀帝就是一个死局，其越想重振个人威望，就越会加剧内部的乱局，等到不可收拾时，大隋内部的实力派也起而反之。

当然，这也和炀帝没有对农民起义采取剿抚并行的策略有关。就是平定杨玄感叛乱之后，炀帝也因此错杀了许多人，“枉死者太半”。王世充在平定江南刘元进之乱时诛杀三万余降者也是典型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矛盾。

再退一步讲，隋朝之灭亡早在文帝更立太子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文帝即位之初，是以诸子控制四方，但随着杨勇被废杨广被立为太子，诸子因为不服也相继被剪灭，当文帝诸子被剪灭之后，大隋的基本盘就已经动摇，炀帝需要直面强大的关陇集团。

如此局面，本应小心翼翼应对，但炀帝却连续在打东征这张牌，结果导致局面彻底崩溃。

只能说，炀帝对辽东的执念加速了大隋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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