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大唐的皇权从帝国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处于极大的不稳定中，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又加大了这种不稳定性，导致兵变成为了大唐基因中的惯性。当玄宗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导致前期积累的个人威势归零之后，帝国长期累积的矛盾就最终以兵变的形式爆发。马嵬驿兵变之后，玄宗给皇权构建的坚固壁垒也一朝坍塌，再也不能控驭天下。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了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事变，结果是，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被杀，皇帝李渊被迫交出权力并于不久之后退位。
这是有军功傍身的强势皇子对皇权的强势冲击，此后，这种冲击就成为了常态化，对玄武门事变复制最成功的人就是玄宗自己：景龙四年（710）六月初二，中宗李显驾崩，二十日夜晚，临淄王李隆基发动了军事政变，一举诛杀了韦后和安乐公主，李旦再次君临天下，史称唐隆政变；先天二年（713）七月初三，已经成为皇帝的李隆基再次发动政变，从镇国太平公主和太上皇睿宗手里夺过了所有权力，史称先天政变。
这种强势皇子对皇权的武力冲击导致皇帝和储君都担心自己的地位：皇帝对储君和诸皇子都怀有防备心理；储君在皇权和兄弟们的敲打、虎视下活得是战战兢兢。
大唐以储君的身份顺利登上帝位的人几乎就是概率事件，所以这就导致储君在生存问题面临挑战时往往会铤而走险，典型就是太宗的太子承乾和中宗的太子重俊，一个是被兄弟所逼，一个是被后宫所逼。
当然，皇帝对强势皇子和储君的防备也成为了潜意识里的一部分。高宗李治不让宰相兼任东宫官职就是具体表现，怕储君和宰相合作颠覆了自己，结果还是导致了李贤被废。
女皇在位期间对皇太子李显的打击几乎就没有停过，李显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甚至不得不杀了儿子李重润、女儿永泰郡主和女婿武延基以向女皇表忠心。长安四年（704），女皇又将长期兼任太子东宫官职的宰相韦安石调到地方出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任太子右庶子的宰相唐休璟也被外放到东北边境。
所以，作为从政变中突围登上帝位的玄宗几乎天然对储君怀有防备心理，因为，他的皇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太上皇睿宗手里抢过来的。所以，大唐发生玄宗于同一天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赐死的事简直就太正常了。不管三王到底是不是被武惠妃所陷害，在玄宗看来，三王就是赤裸裸的反叛行为，必须以铁血手段进行处理，以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但是，武惠妃却并没有成为赢家，不仅自己在不久之后去世，她的儿子寿王李瑁也没有被立为皇太子，玄宗于738年六月立忠王为皇太子。
之所以会放弃寿王又是因为，宰相李林甫已经明确站队寿王，如果立了寿王，那么储君和宰相的合力将会对玄宗的皇权造成巨大的压力。
等于是，李亨没有参与任何竞争就幸运地成为了储君，属于绝对的概率事件。可是，大唐储君的安全系数极低又是公认的事实，所以，李亨此后的储君生涯必定会充满挑战，在册立太子的大典上，李亨放弃乘坐豪华辂车坚持步行就是其战战兢兢心理的具体表现。
果然，父皇的打击完全没有迟到。天宝五载（746）正月十五日晚上，因为太子和大舅哥韦坚在市井中见了一面，完了韦坚又与时任陇右、河西节度使的皇甫惟明在道观里秘密会谈，玄宗马上就将韦坚和皇甫惟明下狱。
当然，由于李林甫最初支持寿王的行为得罪了李亨，所以他为了避免将来的报复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打击太子。这正是玄宗想要的结果，以宰相来制衡东宫。但玄宗又把握着一定的度，保证太子不像太宗的太子承乾一样被搞掉。
也就是说，玄宗是既要、又要：既要对储君常态化进行敲打以保证皇权的安全，又要保证储君的安全，使其能够顺利接班，一个是为自身考虑，一个是为大唐的江山考虑。
在大舅哥出事之后，李亨不仅没有为韦坚求情，反而还直接请求玄宗允许自己与太子妃韦氏离婚，将生存艺术发挥得是淋漓尽致。
除了以宰相打击太子外，玄宗还以边将来制衡太子，在欢迎安禄山的宴会上玄宗故意逼着安禄山进行表态，安禄山只能表示：“我是胡人，比较傻，只知道有陛下而不知道有太子。”
就是逼着边将和东宫划清界限以对太子形成某种制衡。但是玄宗此举也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因为，李亨登基之后必然会打击安禄山，而当时的玄宗已经快七十岁了，安禄山在生存危机的倒逼下自然会加快反叛的步伐。
安禄山的反叛是内外因素共同造成的 图源/剧照
对于安禄山的表现，李亨也是一笑置之，根本不敢当回事。
当然，和太子有渊源的西北四镇节度使王忠嗣被打击也是玄宗变相对太子势力的削弱。对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
玄宗培养安禄山不仅是以东北藩镇制衡西北藩镇的政治手法，也是以边将制衡储君的帝王术。打击王忠嗣既是削藩的必要，也是敲打太子李亨的需要。
结果是，太子李亨年纪轻轻就两鬓斑白，身体素质可能比玄宗还要差，安禄山也在东北是强势崛起，已经成为朝廷的威胁。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安禄山的崛起是唐朝东北边境压力的必然结果，也是玄宗制衡太子的帝王术间接促成的。
当玄宗发现安禄山已经不受控时就指示宰相杨国忠对其进行打击，结果呢，安禄山在生存危机面前直接造反。
大唐的一切大事件都和内斗息息相关。
玄宗在位期间不仅对太子是时时敲打，对藩镇是各种制衡，对朝臣也是极大的不信任。
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以张柬之为首的五臣发动了神龙政变，逼迫女皇退位，将太子李显的继位日期提前。神龙政变的本质是朝臣裹挟储君强势上位，本质还是以下克上。
五臣表面上是为李唐江山、为太子李显考虑，但他们又何尝不想成为控制朝政的权臣呢。当年，长孙无忌一手遮天早就给大唐种下了权臣当政的基因，后来，裴炎又想复制权臣的剧本，只是他根本不是武则天的对手。
所以，对朝臣的防备避免庙堂出现权臣威胁皇权也是大唐天子潜意识里的一部分。
玄宗虽然先后重用李林甫和杨国忠，但也在无形中给他们制造了众多敌人，不管是作为宰相的李林甫、杨国忠，还是作为边将的安禄山，他们都站在了太子的对立面，成为被储君敌视的对象。
而且，李林甫和杨国忠的政敌不只是太子，他们作为玄宗的打手已经得罪了太多的人，李林甫的儿子整天战战兢兢就是具体表现。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玄宗的帝王术，简直就是炉火纯青。但是，这种互相制衡的帝王术如果没有强大实力支撑的话又很容易玩崩，尤其是玄宗时代旧的财政体系崩溃和府兵制崩溃的情况下。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安禄山正式起兵造反，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本质来说，安史之乱是大唐内部矛盾的一种外显，是玄宗帝王术失效的具体表现。
在应对叛乱的过程中，玄宗的表现又接连让人失望。安禄山起兵的当月，玄宗就设立了河南节度使，直接将藩镇设到了内地。洛阳刚丢失，玄宗又在荆州的山南地区设立了节度使辖区，任命永王李璘为山南节度使。
以藩镇应对藩镇不仅是大唐实力不振的表现，更是暴露了玄宗内心的不自信。在潼关之战中，玄宗又是一阵瞎指挥，结果导致了潼关的陷落，叛乱的周期被人为拉长。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初九，由于玄宗没有收到平安的信号立即就慌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和杨国忠商议逃跑事宜。十三日一早，玄宗就带着一众心腹悄悄从大明宫溜了，而此时，潼关还没有陷落。
想想，当人们发现皇帝逃跑自己被抛弃时是一种怎样的心理，京兆尹崔光远直接以长安城投降了叛军就是具体表现。
也就是说，从之前玄宗对各方的打击，到应对叛乱时的没有章法，再到如今的突然逃跑，其个人威望一直是不断下坠，直至荡然无存。
既然各方对玄宗都早已不满，再加上其在威望急剧下降之后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驭能力，所以，玄宗的皇权随时都会面临冲击。
安史之乱导致玄宗前期积累的威望丧失 图源/剧照
六月十四日，玄宗一行来到了马嵬坡，随之就发生了禁军哗变事件，宰相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缢杀，同时被杀的还有杨家姐妹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
从玄宗无法保护杨贵妃这件事就已经证明，其皇权已经彻底失效。如果当时玄宗不从，事态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所以，与其说众人是针对杨国忠，倒不如说这场政变就是针对玄宗个人的。
虽然事变最终控制在了最小范围，但大唐皇权的权威事实上是遭遇了严重冲击，虽然太子李亨当时及时离队并迅速在灵武登基，但也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太子也是此次事变的主角，因为，作为储君的他长期被压制、敲打，也处于爆发的临界点。虽然此次事件可能不是出自他的策划，但他最终抛弃玄宗的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
也就是说，大唐的皇权实际上是遭遇了两轮冲击：安禄山的武力冲击和马嵬驿的兵变冲击。
本来大唐的皇权在整体实力下降的情况下已经极其式微，经过这两轮冲击，其威势已经荡然无存，加上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大唐中枢已经被节度使架空，皇权就更没有发挥的余地。因此，肃宗是不得不在各藩镇之间搞合纵并重用宦官势力以维护其皇权。
但这只会加速政治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大唐皇权反而更加衰微，到最终完全沦为宦官和藩镇的木偶。
都说安史之乱是大唐历史的转折点，马嵬兵变又何尝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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