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刘知远建汉是河东集团内部以王朝更迭的方式所进行的又一次权力洗牌，是太原势力对中原势力的再一次胜利。但刘知远和五代其他皇帝又不同，其问鼎皇权既没有通过兵变，又没有经历剧烈的战争，完全是吃了历史的红利。

后晋天福七年（942）六月，石敬瑭于邺都去世，虽然宰相冯道和禁军侍卫马步都虞侯景延广以国赖长君为由立了石敬瑭的侄子齐王石重贵为帝，但后晋内部还是陷入了乱世的权力围城：

石敬瑭去世之后，后晋内部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皇帝石重贵在不能承接石敬瑭权力的情况下，石敬瑭所组建的军政班底就分裂为不同的政治势力，进而进行竞争，以角逐出强者。

这是后晋王朝在面对第一次权力更迭时的必然，也是乱世的正常生态。既是历史规律，也是军人政治的游戏规则。

所以，石重贵即使没有遭遇和契丹之间的战争，也会因为削藩和内部势力开战，看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面对契丹入侵时的态度就能判断这是必然。

在后晋和契丹的战争期间，刘知远不仅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更是趁机以防御契丹为名进行扩军，建立了兴捷、武节等十余军。阳城之战后，刘知远更是大力招揽溃散的后晋士兵，得到数千人。

也就是说，刘知远其实是借助后晋和契丹之间的战争完成了扩军，当时，河东的步骑兵已经达到了五万人的规模。

而且，和石敬瑭一样，刘知远也有自己的核心军政班底，比如，弟弟刘崇、堂弟刘信，部下郭威、王章等人。

更重要的是，刘知远在长期任职河东期间已经将河东打造为自己稳固的根据地。后唐长兴三年（932）十一月，李嗣源以女婿石敬瑭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当时，作为石敬瑭心腹的刘知远出任了河东牙门都校一职。后晋天福六年（941）七月，刘知远又被石敬瑭任命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

等于说，刘知远其实是复制了石敬瑭的扩张路径，以前朝皇帝的心腹控制河东这一要地，然后成为强藩。

对于河东在乱世中的竞争优势，作为刘知远部将的郭威说得就非常清楚：“河东山河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

说白了，任何一个人执掌河东军政都可能成为朝廷的威胁，刘知远只是刚好是石敬瑭的心腹被委以重任罢了。而石敬瑭为了控制天下，也只能以心腹来填充各个关键岗位。

怎么说呢，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其特殊的基因，河东由于处于游牧和农耕势力的交界，所以武德充沛，又有战马资源，地理优势更是让其成为乱世中建立王业、左右天下局势的重要地方。

因此，这个地方才能在五代中诞生李克用父子、石敬瑭、刘知远、刘崇等这些乱世枭雄。

另外，和石敬瑭一样，刘知远也是生于太原，老婆李氏亦是晋阳人，在任职河东之后，很自然地就凭借宗族优势迅速扩张，完成原始积累。这一点，刘知远的老婆李氏后来就说得非常明白：“自晋高祖建义，及国家兴运，虽出于天意，亦土地人民福力同致耳。”

为什么大多数王朝都禁止封疆大吏的角色和其籍贯重合，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地方坐大的威胁。

等石敬瑭去世时，刘知远已经是下一个石敬瑭，也有很大的概率导演后唐藩镇叫板朝廷的戏份。这一点，石敬瑭比任何人心里都清楚。

石敬瑭培养了强藩刘知远 图源/剧照

不过，石重贵毕竟不是朱友贞、李从厚这些角色，即位之后基本能控制局面，尤其是朝廷内部，为什么他能调动资源和契丹开战，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后晋王朝在石敬瑭去世之后的主要矛盾就表现为：皇帝石重贵和强藩刘知远的矛盾。这一点，石重贵和刘知远双方都清楚，石重贵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太原根本不愿意辅助朕，必定有异图。”

这是乱世的结构性矛盾，无解。只是，在藩镇和朝廷的矛盾爆发之前，后晋和契丹的矛盾倒先爆发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刘知远不仅关门自守，还趁机扩军，更是于946年八月以武力手段兼并了吐谷浑首领白承福，吞没了其财产。史书记载，刘知远在火并白承福之后得到了百万财货，良马数千匹，成为财富层面天下最富裕的藩镇。

这些都是刘知远在为将来和石重贵的摊牌所做的兵力和物力的准备。

由于后晋战败，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就于天福十二年（947）正月初一进入了汴梁城，完了又在二月初一登基称帝，建立了辽国，改元大同。

只是，在耶律德光于中原建立辽国之后，刘知远依然维持了河东的独立性，对于他来说，中原此时只是换了个皇帝而已，自己割据河东进而谋取天下的战略目标不变。

而耶律德光此时也只能对河东采取羁縻统治，以赐拐杖的方式换取刘知远表面上的承认。

但这明显不是刘知远想要的，在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于947年二月十五日于太原即皇帝位，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皇权体系下的军政班底，在称帝之后，刘知远做了如下人事任命：以弟弟刘崇为代理太原府尹；堂弟刘信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杨邠代理枢密使；郭威代理枢密副使；王章代理三司使；以苏逢吉、苏禹珪为宰相。

这就是乱世中的权力逻辑，藩镇只要具备一定的实力且有自己的军政班底，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帝业，完成对于天下权力的覆盖。

等于说，此时天下的局势又恢复到了当年梁晋争霸时河东势力和中原势力角逐的场景中，只不过此时的中原势力为辽国而已。

但刘知远称帝的意义又不止于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在太原延续了后晋王朝在大义名分上对天下的统治，以否定耶律德光所建立的辽国，这也是导致耶律德光不久就撤出中原的原因之一。

当时，刘知远继续使用石敬瑭“天福”的年号正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以兴复晋室来助力自己建立帝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刘知远对于历史还是有些许贡献的，因为他毕竟阻止了契丹势力对中原的全面渗透，延缓了游牧势力南下、在中原建立王朝的进度。

在契丹撤出中原之后，刘知远集团就很自然的谋划南下在中原建立帝业。于是，刘知远就先派史弘肇拿下了潞州（今山西长治）。接着，刘知远又采纳了郭威的建议，从太原出发，由阴地关（今山西灵石西南五十里南关镇）经过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陕（今河南三门峡）三州，然后向东，经过新安（今河南新安）、洛阳，最终抵达汴梁。

可以说，刘知远南下建立帝业简直就是兵不血刃，用了一个月时间（五月十二日到六月十一日）就将帝业从河东扩张到了中原。这完全是吃了耶律德光在撤出中原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的历史红利。

辽太宗北撤之后中原出现了权力真空 图源/剧照

试想，如果他和石重贵博弈，大概率是要经过一场激烈的战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刘知远确实足够幸运，属于下山摘桃子的角色。

此时，由于中原的统治主体已经彻底完成了转移，同时后晋王朝对于刘知远也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在进入汴梁城之后，刘知远就正式定国号为“汉”，史称“后汉”，刘知远自己也改名刘暠。

至于刘知远为何会定国号为汉，其实也是在模仿后唐，后唐以大唐的政治继承者自居来论证其政治合法性，刘知远呢，就以早已改姓刘为由将自己打造为大汉政治的继承者，以大汉的正统性来论证后汉王朝的合法性。尤其是后汉的江山是刘知远“捡”来的情况下，其就更需要在政治层面动脑筋、做文章。

当时，刘知远建立的宗庙是以刘邦为太祖高皇帝、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其次才是自己的直系高祖、曾祖、祖、父四庙。

由此也可见刘知远的政治智慧。当然，和李克用一样，刘知远也是想通过此举来抬高自己在中原的门第。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天下虽然还是被沙陀势力所控制，但沙陀武力已经加速在和汉族融合，胡汉的彻底融合只是时间问题。

为了完成从后晋到后汉的顺利过渡，刘知远此时还用的是石敬瑭“天福”的年号。虽然他嘴上在说“未忍忘晋也”，实际上还是心虚，不够自信。

也因此，他才残忍的处死了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儿子李从益。

不过呢，刘知远虽然军事素质还行，也在建立后汉王朝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智慧，但后汉王朝却是五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因此，司马光就对刘知远是严厉批评：“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948年正月二十七日，刘知远去世，庙号高祖，葬于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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