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历史已经无数次验证了一个道理，战争绝对不是人越多赢得概率就越大，反而会因为战局不利导致更大的惨败。隋朝东征辽东就是因为动用了举国之兵，加上隋炀帝亲征极大制约了前线将士的发挥，最终导致惨败，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后方的政局。所以，隋军征辽惨败不是实力的问题，而是战略的问题。

首先，对于炀帝征辽我们必须得明白一个事实，这不是杨广的好大喜功，而是隋朝的既有意志，是隋文帝时代就定下的军事战略，用裴矩的话来说就是“先帝欲征之久矣”。而且，开皇十八年（598）二月的时候，文帝就曾派汉王杨谅率领三十万大军伐辽，只是因为碰上极端气候造成将士大量伤亡所以才不得不退军而已。

当炀帝即位并搞定四夷之后，东征高句丽自然就成为大隋君臣的下一个目标，而隋朝当时的国力也允许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史书对此的记载是：“国家殷盛，朝野皆以高丽为事。”

可见，征辽是大隋君臣的共同意志，而不是炀帝一意孤行。既然这是大隋君臣的共同意志，那决策层面就不存在问题，隋朝只需解决如何打的战术问题就行。对此，炀帝给出的答案是，御驾亲征，动员举国之兵，以泰山压卵之势威逼高句丽投降。

也就是说，炀帝征辽更多是造势，以强大的实力威逼高句丽投降。至于炀帝为何如此自信则是因为，他在北巡突厥时启民可汗在面对大隋强大的实力时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炀帝觉得将对突厥的办法完全可以复制到对辽战略上。

只是，炀帝不知道的是，高句丽虽然在实力层面和大隋不能比，但其也根本不惧隋朝，因为，文帝时代征辽失败已经证明了隋朝东征存在一定的技术困难，再加上炀帝亲征吐谷浑并没有达到灭掉其国的目的，所以高句丽坚信，大隋不足为惧。

更重要的是，高句丽自隋灭南陈之后就一直积极在做准备工作，有充分的准备。还有，高句丽一直在学习南朝的守城技术、战术，对于守城相当有经验。所以，他们就完全可以凭借辽水的天然防线和辽东城的坚城抵挡隋军。

对于高句丽来说，守城战并不是持久战，因为，隋军东征存在严重的季节限制：辽东每年的六七月为雨季，从八九月到次年的二三月则为冰冻期，隋朝只能紧抓四五月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事。因此，高句丽只需坚守城池两三个月隋军就会不战自溃。

同时，高句丽还可以北连靺鞨、契丹，南结百济，以牵制隋军。

正是因为有诸多优势加持，所以高句丽在面对隋炀帝让其来朝的威胁时就并没有当回事，而是积极在为战争做准备。

既然炀帝是想通过军事威慑达到降服高句丽的目的，而高句丽则是坚决抵抗的态度，这场战争的结局事实上就已经注定。

大业七年（611）二月十九日，炀帝自江都北上涿郡，正式开启了征辽之战。由于炀帝是想采用军事威慑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此次东征几乎就动用了举国之兵，诏天下兵，无论远近，全部在涿郡集合，同时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

说实话，解决辽东问题隋朝根本就不用动举国之兵，因为，辽东和大隋根本就不是一个体量，用炀帝的话来说就是，高丽最多就是大隋的一个郡。所以，炀帝只需派部分军队出征就行，如此后勤压力也轻。再说，大隋历次对外用兵都是派将出征，基本都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但炀帝为了耀兵辽东，还是坚持动用举国之兵。

既然是调动举国之兵，所以炀帝就坚持亲征，因为，大隋的江山是欺负人家北周孤儿寡母得到的，炀帝必须亲自掌控军队才能放心。

但是呢，不管是动用举国之兵还是皇帝亲征都存在致命问题：动用举国之兵不仅后勤压力极大，且一旦失败就是大的溃败，会直接影响后方政治；皇帝亲征，不仅会极大掣肘前方将士的发挥，且一旦战败会极大削弱皇权的威望。

这一点，在战争之前，合水令庾质就已经对炀帝讲得非常清楚：“战而未克，惧损威灵，若车驾留此，命猛将劲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时机在速，缓则无功。”

庾质将后果给炀帝讲得非常清楚，一旦战败，必然会影响他控驭大隋天下的威望。若是坚持亲征，就要大胆放权诸将，保证诸将以最快的速度对高句丽发动闪击战，如此才能解决辽东问题。

也就是说，速战速决才是隋军征辽的最正确打法。如此，才能避免隋军受季节、气候的制约。

面对庾质的建议，炀帝的反应却是——“帝不悦”。还是坚持自己的那一套。

大业七年（611）冬，炀帝于蓟城南北郊对隋军进行编组，共编成左右二十四军，再加上御营的左右六军，共三十军，合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两百万。

隋炀帝动用了举国之兵 图源/剧照

可见，炀帝是想再次复制其对突厥的做法，耀兵辽东，逼对方臣服大隋。

也就是说，炀帝根本就不是去打仗，而是抱着受降的心态去的，这从他给每军设置受降使者一人，让其承诏抚慰、充任战时监军的角色，且不受大将军的节制就能看出来。

同时，炀帝还下令：“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

炀帝要保证自己对战局的统一指挥。

但是吧，炀帝虽然极其有才，但军事根本就不是其强项，这从他亲征吐谷浑并没有达到灭掉其国的目的就能看出来。此次征辽，他还想亲自指挥，这只会极大的影响隋军进军、作战的效率。

炀帝不知道的是，他安排受降使者的决策和不允许诸将擅自行动的命令将会导致隋军的大溃败。

此次作战，隋军的总体战略为：陆军主力各军在攻克辽东城之后，渡过鸭绿江，与水军协同进攻平壤城。

大业八年（612）正月初二，炀帝下诏左右二十四军正式从蓟城出发，大军用了四十日才出发完毕。隋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出师之盛，史所罕见。

只是，隋军此时已经犯了致命错误，因为动用军队太多，加上炀帝亲征和其受降心态，导致隋军行军速度非常迟缓，根本就不可能实施速战速决的打法。

所以，率领左第六军出南苏道的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就紧急向炀帝建言：“水潦方降，唯愿严敕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进，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根本，余城自克。”

为了避免隋军陷入雨季作战的泥淖，段文振再次向炀帝强调速战速决的必要性，同时，他也将后果给炀帝讲得非常清楚：“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既竭，强敌在前，靺鞨在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

对于炀帝安排的受降使者，段文振也特意叮嘱炀帝，敌人狡诈，对于其口头投降的行为千万别信。

要知道，这是段文振的遗言，因为，他当时已经病重，在上表炀帝几日后就病逝于军中。

但炀帝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三月十四日，炀帝至辽水，隋军也集合完毕，开始展开对辽东城的进攻。高丽在野战不利的情况下就只能固守城池。

隋军面对的是辽东城的坚城 图源/网络

可见，于实力而言，隋军很容易就能拿下辽东城。只是，高丽人也早就摸透了炀帝的心思，于是每每总是在城破之前向隋军请降。如此，前方就只能停止攻城，然后紧急向炀帝汇报，等前方收到炀帝的指示之后，辽东城也利用这段时间窗口加强了防备，接着和隋军再战。

如此反复，隋军直到六月初的时候还没能拿下辽东城。炀帝亲征统一指挥的弊端在辽东之战中是暴露无遗。

至于高句丽为何使用诈术则完全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待雨季的到来，完了再反攻隋军。而六月份正是辽东雨季到来的时间。

由此可见，气候、坚城、诈术是高句丽对待隋军东征的三大凭借、战术。

无奈，炀帝只能改变战略，命宇文述率领于仲文、荆元恒等九个军共三十万五千人，渡辽水越过高丽诸城，向鸭绿水西集中，协同来护儿的水军进攻平壤城。

只是，这九军并没有统一的主帅，这就造成这部隋军在前线的决策成本极大，极容易错过机会。

果然，面对高丽大臣乙支文德打着投降的名义来探查隋军虚实时，于仲文本来准备直接将对方拿下，但慰抚使尚书右丞刘士龙却坚决制止，表示要接受高丽的投降，因而放文德回去。

可见，炀帝所安排的受降使者成为制约前线战事的最大变数。而炀帝不设主帅的决策也使这部隋军意见不一，宇文述想退军，但于仲文却坚持追文德。这一点，于仲文说得就很明白：“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

最终，宇文述在于仲文的裹挟下只能和诸军一起追击文德。

但是吧，文德通过诈降已经摸透了隋军的虚实，知道对方严重缺粮，于是就故意走一走打一打，以此来进一步加剧隋军的疲弱。

至于这部隋军为何缺粮，一个是隋军运输成本本来就大，再加上炀帝临时改变策略，所以宇文述这部隋军的单人负重就高达三石以上，隋军士卒为了减轻负重，就偷偷将粮食埋在途中，进而造成了面对战争时的缺粮问题。

等到隋军东渡萨水距离平壤城三十里扎营之后，文德又再次诈降，表示：“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

宇文述呢，面对隋军疲弱后勤又无保障的现实即使在看穿对方是诈降的情况下依然默许，接着就退军。

只是，有时候退军的难度比用兵还大，此时的隋军就面临这种状况，在渡萨水的过程中，高丽军就突然发动攻击，导致负责殿后的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隋军大溃，不可禁止。

而高丽兵呢，则是趁机展开了对隋军的大规模进攻。如此局面，隋军完全是被动的。等到宇文述回到辽东城下时，隋军幸存者只剩下了二千七百人，辎重器械损失巨万计。

呵呵，三十多万人就剩下了两千多人，隋军的损失可谓惨重。

隋军损失惨重 图源/剧照

来护儿呢，在得知宇文述战败的情况下也引军而还。而水军也因为没有等宇文述的陆军到来就急于开战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在隋军损失惨重，而辽东城不能下、雨季又到来的情况下，炀帝就只能于八月二十五日宣布班师，以王仁恭殿后，掩护隋军。

此次东征，隋军耗费八个月的时间损失无数却只得到了辽东武厉戍一个小城，是绝对的惨败。

隋军此次战败果然验证了庾质和段文振在战前的推断。

此次惨败，看似是军事问题，实际上还是炀帝决策的问题。首先就是没有重视高句丽这个强悍对手，认为凭借军事威慑就能降服对方，结果却遭遇了高句丽的坚决抵抗。而其受降的心态也导致隋军屡中高丽的诈降之计。

再就是炀帝动用太多军队并进行亲征极大限制了隋军的行军速度和一线将士的发挥，导致隋军根本不能速战速决。

等到战争周期拉长之后，隋军不仅要面对辽东的气候问题，还要经受后勤的考验，只剩下惨败。

总之，炀帝的一系列错误都是因为想通过军事威慑的方式逼对方投降以解决高句丽问题而导致的，军事的惨败只是决策失误的结果而已。

而隋军的惨败也果然导致炀帝个人威望的下降，因此，才有了炀帝在二征高丽时杨玄感在后方造反的事。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如果炀帝能够正视这次失败，局势尚可为，但炀帝却在遭遇惨败之后还想着东征。只能导致大隋内部各种矛盾的接连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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