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平壤大同江面泛起薄雾。我站在羊角岛酒店32层，望着对岸居民楼里次第亮起的灯光，金同志的一天就从此刻开始。

作为平壤纺织厂的三级技工，43岁的金同志总在闹钟响前自然醒。他轻手轻脚穿过两居室的房间——这间由国家分配的住房里，妻子正在厨房煮着大酱汤，14岁的女儿还在睡梦中蜷缩着身子。窗外传来鼓动队的铜锣声，这是朝鲜特有的"叫早服务"，穿绿衣的妇女们挥动红旗跳着生产舞，提醒着"新的一天要充满干劲"。

"要尝尝我们家的早饭吗？"当我在居民楼遇见正要出门的金同志时，他热情地递来铝制饭盒。掀开盖子，黄澄澄的玉米粥冒着热气，旁边码着腌渍的桔梗和半块豆腐。这顿典型朝式早餐，成本不超过2000朝元（约合人民币2元）。

7:15分，金同志从统一大街拐进地铁站。平壤地铁深达地下200米，战时能作防空洞使用。我跟着他乘扶梯下行整整五分钟，在忽明忽暗的灯光里，看见站台壁画上挥镰刀的农民与操纵机床的工人相视而笑。早高峰的车厢并不拥挤，穿灰蓝制服的人们安静阅读《劳动新闻》，只有列车穿过黑暗隧道时，玻璃窗上映出明明灭灭的脸。

纺织厂的打卡机还是上世纪的老式机械钟，金同志把卡片塞进凹槽，"咔嗒"声让他想起二十年前顶替父亲岗位时的场景。流水线上的女工们包着彩色头巾，在织布机的轰鸣声中，她们能用唇语聊天——这是金同志妻子教我的秘密，"就像同步舞蹈，既要跟上每分钟22转的纱锭，又要避开巡查员的目光"。

午休铃声响起时，厂区广播开始播放《脚步》。金同志从帆布包里掏出铝饭盒，和工友们围坐在梧桐树下。今天的午餐是妻子准备的杂粮饭配辣白菜，年轻技工小崔神秘兮兮掏出个鸡蛋："我姐姐在合作农场立功受奖的。"鸡蛋在众人手里传递，每个人小心地掰下指节大小的一块。

下班路上经过光复百货，金同志用粮票换了500克白面。货架上整齐码着大同江啤酒和金刚山汽水，但最热闹的还是二手柜台——有位阿妈妮正在用日本产的二手电饭锅，换两包中国产的卫生巾。"现在年轻人结婚都讲究三大件，"同行的导游小朴压低声音，"牡丹峰智能手机、阿里郎平板、黎明牌电动车。"

经过凯旋门时，金同志特意绕到报刊亭。他花500朝元买了最新期《千里马》杂志，封面是正在建设的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等明年通车了，带女儿坐高铁去看海。"他说这话时，夕阳给思想塔镀上金边，一群戴红领巾的学生正列队走过，胸前的金日成徽章闪闪发亮。

夜晚的仓田大街比想象中热闹。霓虹灯勾勒出海棠花馆的轮廓，穿连衣裙的姑娘们捧着冰淇淋甜筒嬉笑走过。金同志在电子阅览室门口犹豫片刻，最终走进旁边的人民大学习堂。"查查纺织机械维修资料"，他出示证件时，我看见借书卡上密密麻麻的记录，最新借阅的是中文版《5G技术概论》。

回家路上经过平壤大剧院，海报栏贴着新排演的歌剧《红楼梦》。金同志驻足看了会儿票价，转身走进巷口的夜间商店。用工业券换了两瓶啤酒，和守夜的大爷就着明太鱼干喝起来。"上次这么痛快还是儿子参军那天"，大爷抹了把嘴。夜色渐深，居民楼的灯光陆续熄灭，只有顶层的太阳能板在月光下泛着微蓝。

次日清晨，当我再次遇见金同志时，他正带着全家走向郊外的普通江畔。野餐布上摆着打糕和汽水，女儿在草地上追逐着彩色气球。远处有群青年在排练团体操，他们用身体组成不断变换的几何图案，像这个国家精密运转的齿轮，又像倔强生长的春草。

这样的24小时里，我看见了计划经济的刻度与市场经济的缝隙，看见了集体主义的脉搏与个体幸福的微光。当金同志的女儿将野菊花插在我衣襟时，我突然明白：或许正是这种确定性的生活，让平壤街头的面容少了我们熟悉的焦虑。他们像钟表里的发条，在既定的轨道上规律振动，而每个齿轮的咬合处，都藏着这个时代最后的乌托邦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