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接上半部分）
（三）老台共的发展与解体
上文说到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全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是“一国一党”，当时台湾为日本殖民地）， 选举24岁的林木顺为第一任书记长。
谁知十天后的4月25日，林木顺和谢雪红同居的法租界住所就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警察搜捕，谢雪红等五人被抓，林木顺侥幸爬出屋顶逃脱。原先安排谢雪红去日本汇报事项搁浅（27岁的谢雪红为候补中央委员兼驻东京代表，负责与日共联系）。无奈之下，台共领导人被迫暂停工作，撤离上海，将重心转移至日本东京和台湾岛内。
林木顺（后排右一）与谢雪红（前排右二）
8月，林木顺化名“林民威”潜至日本东京，目的在于建立台共与日共的联系。9月23日，林木顺与前期到达的林来旺以及新发展的台籍党员林兑、林添进成立“东京特别支部”，由林来旺为负责人开展工作。10月，林木顺秘密返回上海。
到了1929年4月，台共的东京特别支部被肃查，日共此时也风雨飘摇、自顾不暇，台共与日共的联系遂告中断。而林木顺与翁泽生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继续指导台湾的革命斗争。
再说被解押回台审判的谢雪红等人，因证据不足而被日本总督府释放后，着手组建台共岛内机关。因其“名声”太大不便公开活动（上文有述），便委身幕后，传达了台共中央第一次会议的决定（通过“台湾农民组合”、新“台湾文化协会”开展工作）。
不久，在台的林日高、庄春火、蔡孝乾、洪朝宗等人于台北大桥淡水河畔召开了台共一届二次中央委员会，表示愿意执行台共一大的安排，并缺席选举谢雪红为台共中央委员（一次会议为候补委员）。
谢雪红成功地与“台湾农民组合”、新“台湾文化协会”建立起合作关系（发展其主要领导人加入台共），使之成为台共的外围组织（“台湾农民组合”最活跃的时候会员数高达二万四千人，是当时最大的社会运动团体）。
包括从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出去，又成立“台湾民众党”的早期抗日爱国领袖蒋渭水都主动接触谢雪红，并与她交谈台湾民众的抗日运动情况，左、右两派在台湾抗日运动战略上依靠工农群众达成了共识。
谢雪红、杨克培等人又于1929年初在台北开办了“国际书局”，作为台共的秘密联络点（杨克培介绍其堂弟、台中商业学校学生杨克煌来国际书局当谢雪红的助手，两人后来成为相伴一生的革命伴侣），藉由这些合法团体为掩护，壮大台共的力量。谢雪红处理重要问题的果敢和准确判断力得到台共党员的由衷赞佩。
1949年的谢雪红（前左）与杨克煌（后左二）
由于“台湾农民组合”为争取农民利益的不断抗争及暴动，引起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总督府的强烈不满，1929年2月12日，日本警方对“台湾农民组合”进行了“大检肃”，逮捕了简吉、杨春松（都已发展为台共党员）等多人，最后38人被起诉，12人被判刑。
刚开业不久的国际书局也遭到搜查，许多书籍被日警认为有“危险思想”而被没收。谢雪红和杨克培被捕。关押一个月后，日本殖民当局未查获台共与农民组合相关联的确凿证据，谢雪红、杨克培于1929年3月获释。
谢雪红（右一）与同事在台北国际书局门前的合影
经过这次“大检肃”，对台湾农民组合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却使农民组合更团结，完全融入到台共的体系里。包括1929年11月新文协第三次全岛代表大会的召开（由台共控制），壮大了台共的势力。
然而1930年，随着台共党内一些年轻党员在台共的外围组织渐渐取得领导权（如：领导赤色工会运动的苏新、萧来福；领导“农民组合”的赵港、陈德兴；掌控文化协会的吴拱照、王万得等人），台共内部却起了“内讧”。
这些人希冀有一个强有力的党中央来领导，但此时台湾的台共组织一直无法联系上共产国际（日共已名存实亡），相关人事安排得不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权威性不足，使这些各据一方的“要员们”对岛内台共组织渐生不满。
台共的Logo
于是，谢雪红派遣中央委员林日高赴上海与共产国际或中共连络。1930年5月林日高从厦门辗转来到上海会晤到翁泽生，但翁泽生对他相当冷淡。林日高每日无所事事，虚度一段时间后，有一位中共党员告诉他：“近日将派人赴台，指令拟由其人传达，你可先行返台。”
林日高于7月底回台向谢雪红报告，之后，因对党的活动日渐倦怠，加上在上海的遭遇让他更感失望，不久即以邮件寄送脱党声明给谢雪红，随后，另一中央委员庄春火也声明脱党。两位中央委员的脱党让党内不满情绪更加高涨。
1930年10月，谢雪红在台北松山庄塔悠社召开“台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松山会议”，这是台共重建后首次较具规模的会议。谢雪红于会中举出台共无法大发展的原因为“官宪的弹压，党员的不活泼，中央机关的怠慢。”并在各外围组织领导人发言后，针对台共未来的发展进行讨论，然而讨论的结果却彰显了谢雪红与这些少壮派的发展路线的岐异，这些岐异在松山会议后逐渐发酵，最终导致台共走向分裂。
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台共召开了第二届临时大会，因稳健与激进路线之争及宗派之争，台共发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激进派成立了台共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王万得、潘钦信、苏新、颜石吉、刘守鸿为中央委员，萧来福、简娥为候补中央委员。由王万得、潘钦新、苏新出任中央常务委员，王万得当选书记长。而谢雪红、杨克培、杨克煌等所谓“国际书局派”遭开除，在上海的台共第一届书记长林木顺也一并被开除。
谢雪红
就在台共二大召开不久，殖民统治台湾的日本当局开始大肆搜捕全台的抗日爱国组织，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组织，统统在打击之列。在日本警方发动的第二次 “大检肃”中，台共、民众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文化协会等等都遭到严重破坏。
1931年6月，谢雪红、杨克培在台北被捕。7月，王万得、萧来福被捕。8月，潘钦信、苏新被捕。只有蔡孝乾等少数台共骨干逃往大陆。
为配合日本“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侵华战略，日本军国主义采取了对外积极侵略，对内全面镇压的政策，这次台湾日本总督府指令的日警镇压行动中，共有107名台籍抗日人士被捕，其中79人从1931年10月起陆续送往检察单位，49人被提审，分别判处2至15年的有期徒刑。
其中被抓捕的“台共”主要成员大都被判十年以上刑期，如：谢雪红被判十三年，王万得被判十二年，潘钦信被判十五年，苏新被判十二年。包括台湾农民组合的领导人简吉（台共党员）也被判了十年 ，就连谢雪红的年轻助理杨克煌（1908—1978）都被判刑五年，而同时被解散的民众党领袖蒋渭水病亡。
台湾抗日爱国领袖蒋渭水
与此同时，驻沪日本总领事馆在上海对台共成员及左翼人士也进行了大搜捕。林木顺在大逮捕中再一次成功逃脱，于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某部政委，1934年在瑞金的中央苏区保卫战中阵亡，时年三十岁。
另一骨干成员翁泽生在外地巡视也逃脱了抓捕，但1932年又潜回上海工作，翌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英租界被捕。随后被解押至台北监狱关押六年，受尽折磨仍意志坚定，直到病危才被允许“保外就医”，出狱19天后便因病去世，时年三十六岁。
翁泽生
随着1931年日本警方对“台共”全面性的追捕、破坏（领导人大部分被抓判刑，少数逃至大陆），我们史称“老台共”的台湾共产党在坚持三年多的革命斗争后，至此一蹶不振，陷入低谷。
个人认为：只靠发动有限的民众进行民主斗争或和平示威游行，是不足以推翻强大的日本殖民统治的，这再一次印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句颠扑不破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台共”的重新崛起，则是十四年后的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光复时期了，在中共的帮助下，台共迎来了最蓬勃的发展期。但是，由于“新台共”领导人蔡孝乾的高调张扬、组织成员的过于乐观，以及国民党政府高压下的“白色恐怖”，被捕党员忠诚度不高，江姐式的英雄少，蒲志高式的叛徒多（台共“四大金刚”中，只有张志忠宁死不屈，其他三人均叛变），不到十年，“新台共”便被彻底瓦解，台湾共产党从此走向覆灭。
鉴于篇幅所限，我们下文详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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