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一)年轻的革命者
吴克泰(1925一2004)本名詹世平,生于台湾宜兰农村,幼年家境贫寒,从小目睹日本殖民当局欺压台湾本省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凭着刻苦勤学,1943年考入台北高等学校(即台湾师范大学前身)就读。
1944年,日本战事吃紧,在台湾强征学生兵上战场,校园内弥漫着反战情绪。但詹世平思想左倾,决定以参加日本“志愿兵”的名义赴大陆寻机进行抗战。
1944年9月,詹世平随军来到上海,担任日军法庭的翻译,谁知几个月后,日军战败投降,这让詹世平心中未能实现抗日志向而耿耿于怀。届时许多旅沪的台籍同胞加入上海台湾同乡会寻找革命机会,1946年初,詹世平终于联系上中共地下党组织,经由中共上海学委会委员钱李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值中共华东局接中共中央指示,积极派遣台籍党员、进步青年回原籍加强对台工作。于是1946年3月中旬,詹世平回到台北,与先期返台的台湾省工委委员张志忠取得了联系。在其领导下,以地下党员的身份进入台湾大学法学院继续未竟的学业,同时肩负发展党的地下组织的秘密任务(担任学生联合会书记)。
作为一名年轻的革命者,只有二十一岁的詹世平除了自己的学业外,还在台湾大学校园开设了国语补习班及兼任校外报刊的记者,秘密组织思想左倾的进步同学进行党的宣传,发展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使一批年轻的台籍进步学生成为台共的中坚力量。但他经手发展的李登辉入党,却成为日后人们最为谈及的话题。
(二)李登辉的入党、退党谜团
其实,詹世平在台北高校就读时就认识大他二岁的李登辉(1923—2020),李登辉是1942年进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班的。次年,李登辉未毕业便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求学。因日本不准殖民地的学生攻读法政科系,李登辉不得不选择农业经济。1944年,李登辉也被应征,在日本千叶高射炮部队做见习士官,但未及开赴战场,日本便战败投降。

年轻时的李登辉
1946年,李登辉返台进入台湾大学农经系继续其学业。詹世平再次碰到学长李登辉时,李正沉溺于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组织论》等理论书籍的研究。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经上级同意,詹世平于1946年9月发展李登辉加入台共。
1947年1月9日,北平发生的“沈崇事件”(美军强暴北大女学生)在台湾高校发酵,“台湾省工委”在台北也发动了学生进行反美大游行,詹世平在张志忠的领导下,全力投入组织台大学运工作,而身材高大的李登辉则担任旗手,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十分抢眼。
在随后的“二•二八”大起义中,詹世平、李登辉也都投入到游行示威的队伍中。不过该起义很快就被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派遣军队镇压下去,詹世平则受通缉逃到上海,暂时落脚于上海台湾同乡会(中共在上海的一个联络站)。而李登辉因不是领导者,未在国民党当局通缉名单中。

1947年7月,詹世平重回台湾,因被通缉,无法展开公开活动,便做党的内勤工作,职务是台北市工委委员。就在此时,与他恢复联系的李登辉害怕自己受到牵连却声明要退党,詹世平反复劝解无效,便上报至直接领导张志忠,很快上级组织批准了李登辉的退党申请。
然而两个月后,李登辉又通过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新民主同志会”重新入了党,但几个月后的1948年二三月份,李登辉又因“二•二八”一周年纪念活动与“新民主同志会”的其他人产生分歧而彻底退出了台共。同时,李登辉还做出了口头承诺:对共产党和“新民主同志会”的一切事务均绝对保守机密,日后不得相互攻击,以维持同志情分。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1971年,身为台大教授的李登辉投身政界,得到蒋经国的“赏识”,不仅加入了国民党,还青云直上,历任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副总统”之职。 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继任“总统”及国民党主席,并于任内提出“两国论”及“台独”口号。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后,李登辉极力鼓吹“台独”,2001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李登辉与蒋经国
至于李登辉退党后是否做到“互相保守秘密”,出卖过党内同志?喜欢“刨根问底”的李敖,在李登辉卸任后“穷追猛打”(不再享受宪法豁免权),公开认为他是沾着台共党人的“人血馒头”投靠国民党的。
李敖的直接证据就是他亲自审定的台湾“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记载的“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成松等叛乱案”。其“案情摘要”明确写道:叶诚松于三十六年十月间,由匪干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受杨匪廷椅领导,担任台大法学院书记……。

后来包括叶诚松在内的5人于1955年4月被枪决,而身为“匪干”的李登辉却未受惩罚,全身而退。因此,李敖的结论是李登辉出卖了他们,做了共产党的叛徒!
2004年3月1日,吴克泰逝世于北京,李敖又在3月16日台湾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说:“这个月一号,介绍李登辉入党的这位先生——吴克泰去世了,我们忍不住从这个新闻事件来回想到李登辉是怎么样一个可恶的人,他的人品这样子坏,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他不单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不可靠,他作为国民党也不可靠,因为他最后又出卖了国民党。”

面对台湾媒体的不断追问,李登辉却打起了“太极”,只说了四个字“不做解释”。
其实,我认为李登辉应该是“心虚“吧!道理很简单,如果李登辉不向国民党当局“自新”,他是怎样逃过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严酷审查的。这只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真实情况”还是留给历史学家们考证吧!
再后来,李登辉发表口述历史,只承认自己参加过“新民主同志会”,却对前一段历史只字不提,原因何在?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三)参加北平青代会躲过台湾的“白色恐怖”
就在李登辉二次脱党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开始大肆搜捕潜伏在全岛的共产党人。随着台北局势的紧张,詹世平已无法立足,只得转入台湾中南部农村的台共游击区,不断变换身份和地址坚持斗争。期间他与基隆的女护士高莲子结了婚,完成了终身大事。
1949年3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召开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要求台湾省派代表参加,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通知詹世平,由他带队出席会议(还有工人、农民、妇女、学生代表),让他把发言稿起草好,“把莲子也带去学习。”
于是,詹世平带着妻子高莲子等人乘船由基隆港到上海,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乘火车到达镇江,通过国民党的统治区和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再换乘火车抵达北平,与从香港、其他解放区赶来的台籍代表汇合。

右二为吴克泰
1949年5月4日,第一届青代会在北平胜利召开,大会于11日闭幕,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选举廖承志为全国青联第一届委员会主席,钱俊瑞、谢雪红(台籍,台盟创始人)、钱三强、沙千里为副主席及25名常务委员。
会议结束后,组织决定台湾省代表参观学习后返台工作,并要求代表团成员一律改名利于隐蔽工作,于是詹世平改名为吴克泰(此后一直延用该名)。

正当台湾代表们准备返台之际,台湾蒋介石独裁政府为防止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不断渗透,于1949年5月20日颁布了台湾全省的《戒严令》,对海、陆、空通道都加强了封锁,代表团成员们只好暂时留在北平,等待通知。吴克泰从此与台湾别离四十余载,也躲过了台湾残酷的“白色恐怖时期”。

(四)致力祖国统一
全国青代会结束后,吴克泰先被安排到中央统战部工作,很快被廖承志调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日语广播工作,这一待就是三十年,历任日语组组长、亚洲部副主任、国内部副主任。1957年“反右”时被下放劳动改造,“文革”中被关过牛棚。
改革开放后,吴克泰转往荣毅仁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业务部副总经理、联络部主任等职。1987年又调到台盟中央工作,担任台盟的领导职务及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3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吴克泰
1997年,吴克泰终于在离乡近半个世纪后获准回台探亲。当年父亲以“知匪不报”罪被关押了五年,受此刺激导致精神分裂,很早就过世了。吴克泰回到宜兰老家,先到父亲墓前长跪不起,又特意去嘉义拜谒了老领导、硬汉张志忠的墓碑。
然而五十年后,两岸的恩恩怨怨对年轻一代人似乎没有多少吸引力,他们对往事显得漠不关心,宜兰老家的孙辈们见到大陆来的这位长辈,也没表现出太多的好奇。
当时,他的台大校友李登辉正“高高在上”,两次派人找到吴克泰,提出来想要见他(看来李登辉还是比较念旧),但吴克泰是全国政协常委,不方便见面,只好“婉拒”。

2002年春,吴克泰回台北参加“二•二八事件”纪念活动,李登辉已卸任“总统”,吴克泰也离休了 ,俩人终于在台北翠山李登辉私宅相见。半个世纪后的重逢,近八旬高龄的两人交谈起来都比较坦率,没有什么外交辞令,巧言令色,完全是老同学念旧,但观点已截然相反。只是:“我讲我的看法,他讲他的观点…… 也没有时间争论,哈!……。”
2004年3月1日,吴克泰老人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他一生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为促进海峡两岸的往来与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其出版的回忆录的自序里,这位老台共党员说:“我以诚实的态度把自己的一生做了记录……最后声明:稿子,未经任何人看过,文责完全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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