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接下半部分）
（七）新台共的“至暗时刻”
上文说到1950年3月，由于中共台湾省最高领导人、“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被捕叛变，使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大批党员干部被捕，仅受蔡孝乾牵连的就有400多人。
1949年8月至1950年3月，是台湾白色恐怖最猖狂的时期，许多中共潜台人员及台共党员，尤其是骨干成员都是在这一时间段被捕入狱的。致使台湾当时的监狱人满为患，不停地进行改、扩建牢房。
在195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时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向与会“干部们”宣称，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余件“共谍”案。
蒋经国
下面我们谈谈台共“四大金刚”（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的牢狱生活。因为国民党当局想拉拢他们叛变投敌，从而使整个台湾共产党组织瓦解。所以，起初四个人都关在台北的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此处原是日据时代用来收审犯了军法军纪的日本军官），待遇还是相当“优待”的，不像对其他关押的共产党人及群众。
例如他们每天的“营养费”有20元左右，而一般人员仅有3—6元；他们的牢房也只关押3、4个人，不像其他牢房都要关押十人左右，甚至更多，以至于连走动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聊天、看书（要通过审查）。
1950年4月的一天中午，他们的对手、时任“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特意在外面餐馆叫了一桌酒菜，请四人吃饭。美其名曰：民主生活会（谷正文早年参加过共产党），检讨失败的原因。其实就是炫耀，施压，告诉他们台湾的共产党迟早会被一扫而光的。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开始话题时自然是一阵沉寂。随着几杯酒下肚，宁死不屈的张志忠与已“招供”的其他三人便打开了“话匣子“……，不久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蔡孝乾：什么工作作风轻浮、骄横；四处炫耀其“省工委”最高负责人的身份；生活奢靡，带着小姨子去西门町的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去永乐町的剧院看戏等等……。
张志忠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工作过几年，来台后坚持其武装斗争作风，想多建几处武装基地。但此法被蔡孝乾以中央名义所否决，认为台湾山林不深广，交通又方便，不宜作游击战，以至于落到现在如此境地。张志忠借着酒劲指着蔡孝乾捶桌大骂：早知有今日，老子真该先一枪毙了你！谷正文的“酒席”最后是“不欢而散”，当然也是他乐意看到的结果。
谷正文
1950年5月13日，台湾当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蒋经国向中外记者公布“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秘密组织”破获经过。并表示：“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省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省工委”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长张志忠等四人，均已先后捕获，并经说服转变。现蔡孝乾等四人已联名发表《告台湾全省中共党员书》，劝告共匪尚未就捕之党员及干部，从速依照政府规定之自首报到办法，向政府坦白自首，并交出一切组织关系，停止一切组织及工作之活动。
翌日，又在台湾《中央日报》用“准备应付战争台风”的斗大黑字，刊登了蒋经国在发布会上的谈话，还刊登出蔡孝乾等四人“亲笔签名”的所谓《联名告台湾全省中共党员书》，并配有四男一女五人合影的照片（女子为朱枫，四巨头是蔡孝乾、张志忠、洪幼樵、陈泽民）。
后来经证实，朱枫和张志忠的照片显得模糊，明显是合成上去的。张志忠的签名也是伪造的，这也导致了张志忠直到1998年经多方核实后，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半月后，蔡孝乾又在6月1日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份作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的个人公开声明。随后又用国语和闽南语现声在台岛城乡的无数个高音喇叭里，劝戒岛上的中共党员向“政府”坦白自首，放下武器“弃暗投明”……。
作为中共在台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叛变及其现身说法，无疑对新“台共”组织的破坏力和党员群众的心理杀伤力都是无比巨大的。
负责侦办案件的谷正文后来在其回忆录里说：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
当然，中共台湾省工委会被瓦解后，仍有坚持斗争的台籍党员，如“老台共”的陈福星于1950年5月重整“台湾省工委会”成为新的首脑，退入台南苗栗三义山区以期做持久对抗，但也只坚持了两年，陈福星等人于1952年4月被捕，不久便召开记者会宣布组织瓦解，又去劝解余部“自首”。1953年底，陈福星获得“国防部”核准“自新”。
1950年，陈福星带领台共党员宣誓
1952年12月28日晚，还是这个谷正文，率领“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台北卫戍司令部、台北县警察局共1.5万人，向位于台北县（现属新北市）石碇乡鹿窟山区的“台共武装基地“进发。
从12月29日到1953年3月3日，经过持续64天的全面围剿，前后逮捕400多人，1人当场枪决、35人被判决死刑枪决，百余人被判有期徒刑，使这个山区的小村庄“一夜成名”，史称“鹿窟事件”。
这是台共坚持到最后的一个武装基地，至此以后，台共再没有“成建制”的活动见诸报端了。是否意味着台湾共产党的组织就此结束？还是由专家们来评定此事吧！我们只是个人爱好者而已。
1953年后，也有单枪匹马或三五成群隐匿台南地区山林的英雄在继续从事着悲壮的斗争，例如我们前文介绍过的刘光典、刘青石等人；也有在监狱中“抱团“进行抗争的地下党员，如1953年2月台北安坑军人监狱再叛乱案，1953年7月绿岛监狱新生训导处再叛乱案（分別再审后枪决在监服刑人员14人、15人）。
前文介绍过的“江苏如东栟茶镇七勇士“应该是算潜伏较久的中共地下党员了，但他们分散在台湾各地，基本上都是1949或1950年前后来台的，1964年先后被捕，经一审再审，1971年英勇就义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八）狗尾续貂
关于新台共“四大金刚”的后续，大家知道的都比较多。在“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的交手印象里：陈泽民温文儒雅，软中有硬；洪幼樵学识颇丰，性情外露；蔡孝乾则人品低劣、虚伪，完全没有信仰，是钻营进了中共高级领导层里的一个人。
谷正文评价最高的还是坚贞不屈、只求速死的张志忠烈士，称赞他是台湾地下党的硬汉。就连蒋经国也曾两次到监牢进行劝降，表现出国民党当局对“台共”里掌管枪杆子的这位领导人的极端“重视”与高度“期待”。但张志忠依旧不为所动，以“尾生抱柱”式的固执坚定其理想信念。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在被关押四年后，英勇就义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出狱后的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三人，都加入了“国防部”保密局大陆“匪情”研究室，秉承特务机关旨意“著书立说”，进行反共宣传。他们表面上在待遇方面与同级人员一样，但却被毛人凤安置在别处办公，并加派了严密的警卫。三人非常不快，多次抗议后保密局撤走了警卫，又给每人配了两条德国大狼狗。
1956年起，蔡孝乾转任“国防部”情报局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陈泽民、洪幼樵二人也晋升为上校衔。
蔡孝乾也和小姨子马雯娟“终成正果”，婚后育有一子。1982年10月死于台北，终年74岁。大陆籍的陈泽民、洪幼樵卒年不详，只知道洪幼樵活得最久。
而负责侦办案件的谷正文（1910—2007），考上过北大，加入过共产党。进入军统后受戴笠赏识，由毛人凤重用，又获蒋介石倚重。除担任“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侦破中共地下组织外，还是马祖岛“祖国万岁救国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
在蒋介石叫嚣“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反攻大陆”口号下，谷正文策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攻”行动，但都难成气候。到了后期，只能是派特工到大陆沿海城市待几天，然后拿出大陆的电影票票根，或者火车票、粮票之类的凭证，逗“老头子”开心。
谷正文还是1955年刺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策划者，手上粘有许多共产党人的“血案”，在台湾岛内有“活阎王”之称。
由于曾抓过200名以上的所谓“匪谍”，谷正文疑心病一直很重，总感觉“有人要害朕”，在陌生场合，从不喝任何人给他沏的茶，连饭都很少碰。他结过四次婚，晚年半夜常常做噩梦，子女都离他而去，只有养女陪度余生。
1995年，85岁的谷正文口述过一本《白色恐怖秘密档案》，详尽叙述当年自己所侦办的种种大案要案的真相，书的序言还是狂人李敖写的（李敖曾审定过《历年办理匪案汇编》）。谷正文算是“寿终正寝”的，他活了97岁，这种人还活了这么久，是不是有些“天理难容”了？
扯的有些远了，言归正传。台湾共产党成立于1928年的上海，终结于1950年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期。“老台共”对组织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工农民众、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推动台湾反日革命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台共”也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配合解放军攻台战略尽心尽力做着准备，终因种种原因牺牲惨重、功亏一篑。
谨以此四篇文章献给为台湾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台湾共产党英烈及先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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