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接中部分）

（四）新台共的崛起与发展

上文说到，1931年台湾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总督府及上海的日本领事馆，几乎同时对台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爱国组织进行“大检肃”，致使大批台共党员被捕入狱（少数侥幸逃往内地），造成“老台共”完全瘫痪，从此一蹶不振。

时间来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得以光复。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湾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回台重新组建“台共”。

之所以选择蔡孝乾（1908—1982），是因为他的从政履历“着实辉煌”。蔡孝乾是台湾彰化人，原名蔡乾（有个双胞胎弟弟叫蔡坤），15岁即加入左翼的台湾文化协会，1924年16岁时，在“父亲和文化协会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师从瞿秋白、邓中夏等人，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迅速成为台湾左翼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并于1925年加入共青团。

1926年蔡孝乾返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28年4月台共成立时，年仅二十岁的蔡孝乾被缺席选举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

1931年在日本殖民当局“大检肃”时逃往厦门，1932年进入江西苏区加入中共，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的执行委员，年仅26岁就跃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

蔡孝乾是走完长征路的唯一一个台湾人。到达陕北后，先后任反帝联盟主席、八路军总部敌工部部长、反法西斯大联盟常委，1945年4—6月旁听了中共“七大”会议。由于蔡孝乾通晓日文，曾翻译多册日文版马列著作给毛主席阅读，深受毛主席的器重。

1945年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发，历时三个月到达苏北解放区，与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林英杰等人在中共华东局组织下进行集中学习（他们后来都成为“新台共”的核心领导人，前四人号称新台共的“四大金刚”，林英杰也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委员，负责机关报《光明报》的编辑、发行工作）。

1946年7月，蔡孝乾才姗姗来迟地带着老婆和小姨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台湾，而张志忠、林英杰等人则早已入台展开了地下工作。由此可见，蔡孝乾的“官架子”及对工作的“困难性”准备不足。

8月，蔡孝乾邀请在台的部分老“台共”成员谢雪红、简吉、陈福星、廖瑞发、张明显等人（他们此时大都“赋闲在家”），在台北市永乐町迪化街的林梁材家中召开会议，宣布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孝乾担任“台湾省工委”书记，史称“新台共”。

当时，台湾党的力量相当薄弱，党员人数仅约70人左右，武装基地也几乎等于零。多数人为“老台共”或“农民组合”的台籍人士，或从大陆派遣来台的早期地下党员，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开展“有限的工作”。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二•二八”起义，席卷全岛。中共台湾省工委因力量薄弱，准备不足，只有谢雪红、杨克煌在台中，张志忠、简吉在嘉南等地组织部分群众发动了小规模的武装起义。但随着国民党从大陆调遣部队进行镇压，起义随即昙花一现。受到通缉，谢雪红、杨克煌等人逃往香港避难，张志忠、简吉等则躲入深山蛰伏。

虽然，轰轰烈烈的“二•二八”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却唤醒了台湾的有志之士，大量知识分子思想开始左倾，民众不满情绪的增长为地下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许多年轻有为的各界台湾青年纷纷向党组织靠拢，成为“新台共”的中坚力量。

1948年6月，蔡孝乾率核心干部14人飞往香港，与在港的谢雪红等人及上海同乡会代表参加了由中共华东局主持的台湾工作干部会议（即“香港会议”），据蔡孝乾的报告显示，全台湾正式党员已有285人。

然而到了1949年4月，随着中共华东局、华南局，中共中央社会部不断派遣内地干部潜台，以及台湾本省地下党组织的迅速发展，“新台共”的正式党员人数猛增到1300多人，可掌握民众达5万多人。共计有17个市（区）工委会及205个支部，近10个武装基地。

至此，新“台共”已形成了“四大金刚”的领导格局，即化名“老郑”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化名“老钱”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福建东山人，领导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的工作）；化名“老刘”的省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广东揭阳人，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的工作）；化名“老吴”的省工委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长张志忠（台湾嘉义人，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

这时的蔡孝乾等台湾省工委领导人信心爆棚，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4月最为适当。”

同时，台湾省工委也向岛内各地下党组织下达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

（五）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节节失利败退台湾，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在台湾的独裁统治，抑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不断渗透，于1950年5月20日颁布了台湾全省《戒严令》，对进出台湾岛的海陆空通道予以封锁，同时派遣特务组织在岛内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9年7月1日，台湾省工委的机关报《光明报》不惧国民党《戒严令》的封锁，发表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社论，把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后大举南下的消息告诉台湾人民。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号召台湾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

这一期《光明报》甚至被误塞进了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的办公室。蒋介石大发雷霆，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训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原中统）局长季源溥和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下令克日查出“反动报纸”的来源。

经过一番调查，保密局特务抓到在台大校园内散发《光明报》的4名学生，循迹查到了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地下党员）。于是，1949年8月14日清晨3点半，保密局派出3个特务行动小组，荷枪实弹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印刷器材及大量宣传资料。

历经三天三夜连番审讯，钟浩东始终坚不吐实，但日以继夜、颠倒黑白的讯问，整得他精神濒临崩溃，恍惚间，他忽然反问审讯他的特务头子谷正文：“老郑怎么样了?”谷正文忙问：“老郑是谁?”钟浩东清醒后自知失言，后来无论怎样严刑逼问，他都不肯说起“老郑”。这是保密局特务第一次听到“老郑”这个名字。

谷正文从先前的情报中已得知钟浩东是基隆市工委书记。于是推论钟浩东口中的“老郑”，应该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干部，级别肯定比钟浩东要高。

然而两个月后，随着高雄市工委负责人兼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的被捕，特务们在其随身携带的笔记簿里，再次发现了“老郑”的名字。这令谷正文兴奋不已。

赶到高雄的谷正文立刻提审了陈泽民，起初陈泽民不愿意供出“老郑”，只说在会议上见过几面，但他终究架不住谷正文的“软硬兼施”，还是说出了“老郑”的落脚处：台北市泉州街26号。

（六）抓捕“老郑”

保密局立刻派出特务人员埋伏了整整一个多月，却不见任何人来到这幢日式木制平房，逮捕“老郑”的行动落空。原来蔡孝乾提前得到消息，到别处隐藏了起来。

但另一路跟踪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的行动小组，于1949年12月29日在台北万华区老松公园附近抓捕了骑着自行车准备回家的张志忠。

1950年1月1日深夜（一说是1月29日），“老郑”终于露面了，一贯高调又享受惯了的蔡孝乾忍受不了隐藏处的清苦，想到市区的住所放松一下，随即便被埋伏的保密局特务们抓捕。谷正文进行了一连串审讯，“老郑”总是不着边际地兜圈子（此时还不知道其真实身份）。

几天后，谷正文临时要去高雄布置一个大搜捕行动，“老郑”告诉审讯他的特务，想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吃牛排，因为谷正文临走时有交代，要满足“老郑”的一切要求。

特务们只好照办，吃完牛排后，“老郑”说为表示感谢，他知道有一施姓联络人在台北博爱路电信总局供职，是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的“大人物”，抓住他可将中共地下组织“一网打尽”，他愿意带路去抓人。

不知是计的特务们立功心切，带着“老郑”就去抓人，却被“老郑”七拐八拐，冷不防跑进路边的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趁着暗夜逃得无影无踪。

得到“老郑”逃走消息的谷正文急忙赶回台北，连忙布署再抓“老郑”，一两礼拜过去了，“老郑”仍不见踪迹。直到1950年3月初，谷正文通过追查拷问，得知蔡孝乾已躲往嘉义乡下，便派看押过他的特务去查找。

果不其然，换上农民装扮的特务在当地乡间的小路上看到穿着西装，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的“老郑”，将他二度抓捕。

经不起酷刑的“老郑”很快就叛变了，向谷正文供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

1950年3月，是台湾地下党最黑暗的一个月份。洪幼樵、林英杰、简吉、张明显、吕焕章、计梅真等中共台湾省工委重要干部悉数被捕。其中，化名“老刘”的省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已逃到基隆，准备搭船去港时被抓捕。至此，台共的“四大金刚”全部被抓。

据不完全统计，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共有400多人受其牵连被抓捕，使中共台湾省工委及下级组织、大陆潜台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

（未完待续）

本作品图文无侵权意图，如有雷同，告知删除。感谢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