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机关称能

我到团政治处工作，是我们营教导员张元弟调任团政治处主任时带过去的。下车伊始，有些人便以怀疑的眼光看我，背地里窃窃私语，说一个只念过两年书的放羊娃，当了两年连文书，竟跑到政治处耍起了大刀，真是不可思议。有人则说，我到机关，是主任张元弟一个人的主张，可能是他的心腹爱将。我心里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政治处的水有多深，我能不能浮过去。报到后，给我分配的工作是宣传干事兼新闻报道组组长，除了应酬首长需要的文字写作，给我调了三个兵，一个是甘肃籍战友王东，另两个是湖北籍战士任善炯、杨荣芳，由我们四人承担起部队和当地民众的新闻报道任务。不料，新官上任三把火，便烧红了《西藏日报》、成都军区《战旗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一年见报一百多篇，被《西藏日报》评为优秀报道组，刊文表彰。先进人物事迹稿件，拥军爱民稿件，篇篇登载。马耀岭学藏语的动人事迹先后五次登报，马耀岭同志成了香饽饽，总参情报部、西藏军区情报部争着要，他为边防情报工作做出特殊贡献。《三访列麦》的稿件被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中央电视台以此为题材，录制成新闻电视剧，在全国放映，列麦公社因此而红极一时。三位同事相继提干，后来王东同志当了西藏桑日县委副书记，杨荣芳同志晋升为团政治处主任，任善炯同志调西藏军区政治部工作，他与著名作曲家罗念一合作的《我们的书记下队来》之歌，唱响雪域高原，转业后当了湖北沙市报社总编辑。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文化低底子薄，只有加强学习，力求进取，才能适应本职工作。于是，我不分昼夜读书看报，学习政治理论、写作知识，虚心向周围的人请教，不耻下问，以弥补不足。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左派幼稚病》《论无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列著作，接触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懂得了唯物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理论知识。通读了《毛主席著作》一至五卷，对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思想、文化理论有了较为深刻的见解。在写作方面，甘当小学生，学一个夫入子庙逢事问，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那时，我的记忆特强，许多疑难问题，一经明师指点，便能茅塞顿开，牢记不忘。全团一千多号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能叫出名字，有时团党委讨论入党、提干，有些情况不明，会派人问我，说明长相人品事由，首长坚信不疑。一九七八年，去云南接兵，游过滇池，看到大观楼门上的一副孙髯翁先生写的天下第一长联，共一百八十字，我眼观心记，反复过了两遍，便能背诵如流，深为同行战友赞赏。很多文章，无论长短，抄写两遍，便能大段背下来，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给学员讲课，睡在床上，打好腹稿，授课时用一黑板，边讲边写，授课完毕，就是一篇脉络清楚的文章。完成首长交办的文稿写作，以快捷真实著称，一般当天完成，很少过夜。那时，我兼任团轮训队指导员，时值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如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斗私批修，研究红楼梦、水浒传等，上下行文任务频繁，提倡转报，也就是总结交流经验。团政委李富荣有一个特点，若一次教育运动能转两封报，他见到你总会眉开眼笑，若连一份报都不转，那可就犯了毛病，文稿无论交给谁办，我们几个笔杆子，总会聚集在一起，想点子、出主意、挖空心思找经验、抓典型。宣传股长胡大亨，组织干事刘锡成，都是大手笔，典型经验，层出不穷。一团政治处笔杆子硬，在山南军区都是赫赫有名的。后来，团里来了个陈喜林政委，他是文学巨匠，学识渊博，写作功底十分了得，号称西藏军区四大才子之一。他的文风十分严谨，滴水不漏，为人和顺，喜欢帮助人。我以他为恩师，随时请教写作技能，如虎添翼，突飞猛进，名列前茅，技压群芳，人说我放羊娃变成了秀才。我擅长典型材料写作，如五连，二连，机炮连，一团爱民模范团，王立志，马耀岭，陈明生，李明联的成名之作，都出于我手，一度曾有全团“第一笔杆子”之名。我的钢笔字写得好，曾在团机关普及三年，连团长王端甫的记事收藏本，都是我一手抄写。但因当时全军干部，冻结八年期间，一职未动，连团首长都觉的惋惜，于心不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