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3月之前,我父亲张明华在浙江军区政治部青年部任干事,母亲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上大学,我们家住在军区大院附近杭州最著名的十大风景名胜柳浪闻莺旁边,那时,我还不到两周岁。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美英帝国主义策动支持下撕毁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刚从长沙解放军第一政治学校毕业准备返回浙江军区老部队的父亲,听从中央军委的号召,自愿报名进藏支援平叛,任西藏军区步兵一团骑兵连副指导员。
父亲出征西藏前和浙江军区战友告别合影。左一为父亲,中间为文中所提到曹伟叔叔父亲出发后的第三天,母亲在杭州生下了弟弟,因为是大学同宿舍的同学帮助把妈妈送到医院,所以弟弟的名字叫志助,意为同志的帮助。1960年10月,父亲在西藏山南平叛战斗,因为西藏和杭州相隔路途遥远,信息不通,母亲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非常担心,所以也决心去西藏。那时弟弟一周岁多一点,送到宁波让奶奶抚养,奶奶为此辞去了在宁波市中心灵桥下一家公私合营食品商店做营业员的一份不错的工作。我满了3周岁,就放到杭州汪庄浙江军区幼儿园全托,原来随母亲生活的外婆来自江苏江阴农村,母亲走后她不识字语言不通无法在杭州生活,也就回到老家农村,本来她是有杭州户口的。父母走后,我就独自留在了杭州。那时军区幼儿园的阿姨非常负责,我是边防军人的孩子,阿姨每个月会把我的情况写信告诉母亲,比如说我性格安静,一把米洒在地上我会一粒一粒把它们全捡起来,这些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母亲回到内地后一直想谢谢幼儿园阿姨,但年代久远人都找不到了,母亲一直心存遗憾。我在杭州有个堂姑妈,是我爷爷二哥的女儿,待我父亲如亲兄弟。我的堂姑父陈鹤亭先生是当时浙江乃至中国著名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虎跑公园滴翠崖前的石虎就是堂姑父雕塑的,去年,浙江《钱江晚报》刊登修复虎跑石虎的消息,引起杭州市民持续关注,香港报刊也给予报道,因为这是杭州市民的共同历史记忆。最后中国美院雕塑系研究生石涛采用和陈鹤亭先生完全一样的技术手法修复了石虎,后人无不称赞堂姑父的匠心杰作。和堂姑父女儿阿燕一起在杭州虎跑石虎前留影过去我知道堂姑父曾参加北京十大建筑建设,现在清楚了当年由浙江省承建的人民大会堂贵宾接待室、人大常委休息室、宴会厅、浙江厅内的温州彩石镶嵌《采茶舞》屏风装饰是堂姑父设计的。堂姑父还按照周总理指示参加了杭州灵隐寺释迦牟尼大佛佛首的修复和主持亲自雕塑了了舟山菩陀山、宁波天童寺等佛教名山名刹许多佛象,为后世留下了瑰宝级的作品。有一年夏天我休假回宁波,母亲告诉我堂姑父在菩陀山塑菩萨,姑妈在给他烧饭。塑菩萨是件非常辛苦的工作,终日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挥汗如雨,那时堂姑父岁数也不小了,他的匠人精神至今被传颂,他的工作伙伴和带过的学生弟子后来都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翘楚,非遗传承人。他留下的技艺技法后人很难超越。他雕塑的《狼牙山五壮士》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将相和》被上海博物馆收藏,为成都杜甫草堂创作了《兵车行》浮雕四幅,他的雕塑《杜甫》是美院雕塑系学生的临摹教材,等等。堂姑父是个非常忠厚温良的长辈,父母进藏后,堂姑妈和他就成了我的监护人,节假日有时会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堂姑妈的家就在杭州著名景点平湖秋月马路对面的老民宅里,那时堂姑妈没有工作,在不远的隔壁孤山公园门口帮人看自行车,好像是一角钱一辆。堂姑父陈鹤亭先生雕塑作品狼牙山五壮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但有一次在照看我时出了意外。那是夏天一个中午,姑妈午睡了,那时我三、四岁的样子,小孩子不肯午睡就自己玩,姑妈家没有厨房,烧饭是在房门口的公用走廊上放了个煤球炉,中午把煤球炉封了,煤球炉上钢精锅烧着一锅水,但水开了,我那时小,不知道,懵懵懂懂也可能想帮助大人做点事,没去叫姑妈,就自己去端烧开了的一锅水,结果可想而知,一锅开水全倒在了双脚上,我被紧急送进了杭州117野战医院,现在留下的记忆是我高高抬着双脚,脚背上是葡萄串一样的水泡,坐在西湖边看天空中五彩缤纷的焰火的情景。平湖秋月小路边栽着许多一篷一篷象兰花一样的草,里面有紫蓝色的小果子,那是我童年经常玩的地方,到现在我还对这种草情有独爱,现在许多公园路边都有这种草,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长大后到西藏参军后有两次休假,我都要在杭州住两天看一下姑妈,玩两天,姑妈给我烧的虾仁青菜米面真是好吃极了!1982年我内调回宁波,后来成家结婚,那时候没有办酒席,姑妈到宁波来,送我一对非常素雅好看的杭州十字绣枕套,我一直没舍得用,四十年过去了,因为枕套是白色底子泛黄的历害没法看了去年我才把它们处理了。我的堂姑妈一家在我父母进藏后给予了幼年的我许多关爱和帮助,帮助了我远在西藏高原的爸爸妈妈,我怀念他们!在我5岁的时候,我叔叔到杭州来把我接到宁波和爷爷奶奶叔叔一起生活。听叔叔说,在杭州火车站窗口买票时,他一转身,发现我不见了,跟着一个陌生人背后走了,可把他急坏了!宁波是鱼米之乡,靠近东海,东海的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宁波人吃饭不可一日无鱼。那时,爷爷奶奶知道西藏艰苦吃不到鱼,我们每年要晒些鱼松寄给爸爸妈妈。鱼松用野生大黄鱼来做,那时野生大黄鱼是3角5分一斤,现在1500元一斤都买不到野生大黄鱼。前几年《宁波日报》登过一个新闻,宁波象山一位渔民捕到一条5斤重的野生大黄鱼,最后以5万元价格成交被一家高级酒店买去。做鱼松先要把黄鱼蒸熟,然后原汁原味把鱼肉在太阳下暴晒数日晒干,放在爷爷自己敲焊好的铁皮筒里,只能在夏天做。那时我们住房都没有卫生间浴室,夏天洗澡在房间放一个木盆,为了节约水,有时一盆水洗好几个小孩。有一次不知怎么搞的,放在房间柜子顶上还没来得及寄走的鱼松筒掉下来了,正好掉进洗澡盆里,筒盖打开了,晒好的鱼松全泡在水里,晒一筒鱼松要花好多钱呢!我们也舍不得丢掉,就把鱼松从洗澡水里捞出来在锅里弄弄干自己吃了。父母进藏后,我们也得到过很多人的关爱。我到宁波后,记得父亲的战友浙江军区的曹伟叔叔专门从杭州来看过我们,母亲当年在宁波做工时的工友姐妹也有时在节日里把我们接去小住几天。我退休前几年有一天,我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位八十余岁的老阿姨,我不认识,她说你妈妈不在了,我就是来看一下你,我也不知道这位阿姨叫什么?当时挺感动的。办公室没有别的礼品,正好单位发了两袋5斤装俄罗斯面粉,我就让老阿姨带上。回忆这些往事心中充满温情,父亲当年出征西藏可能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20年多。做为老西藏,他们为西藏的解放和建设,为巩固祖国的边防流血流汗,付出人生最好的岁月,做为他们的家人也比常人付出更多的辛苦和个人利益的牺牲。今天的西藏生活条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向现代化的新西藏屹立于祖国的西南高原,我们不能忘记老西藏们的奉献和默默支持他们的亲人朋友和许多普通人!他们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