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甲午战争爆发后，仍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成了过街老鼠，而与日本蛇鼠一窝的英国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要求日本人撤出英国租界，唯恐沾了晦气。

在此形势下，居住在英租界的日本人石川伍一不得不举家搬迁，逃往好友刘棻家中暂住。

旧友重逢，一时感慨万千，就在两人秉烛夜谈，回忆往昔种种时，大批清兵突然破门而入，将石川伍一死死按在地上。

不明所以的石川伍一大惊失色，挣扎道：“为什么抓我！”

清兵领头将通缉令摆在他面前，冷声道：“奉命缉拿通日贼人。”

石川伍一听完脸色骤变，绝望地低下了头。

时间回到3天前。

满载撤华日侨的“重庆号”即将启航时，甲板上突然冒出大批怒气冲冲的中国人。

他们都是曾被日军迫害或对日本深恶痛绝的百姓，此次登船，是想以“缉拿间谍”为借口，将目之所及的日本人拉出去暴打一顿，以解心头之恨。

这本是一场乌龙，但谁也没有料到，假话竟成了真。

因为混乱之中，一封写给日军高官的密函被人翻出，不过多时就落入清廷手中，展信一看，赫然是日本对留华间谍的部署计划，而“石川伍一”的名字就在其中。

清政府依此将石川伍一逮捕归案，严刑拷打之下，石川伍一很快招供，一场令人胆寒的阴谋徐徐浮现。

原来，日本觊觎中国并非一时兴起。早在1886年，日本就已经将大量间谍输送至中国各个领域，一张部署严密的情报网络在暗处运转多年。

当清政府发现时，蛀虫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在其中，有一个日本人格外“功勋卓著”。

他就是宗方小太郎，一个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日本人。

宗方小太郎自20岁起来到中国，于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

因为此前从未系统接触过汉语，所以求学之旅并不轻松，来华多年，开口说中国话时依旧带着浓重口音。

但好在平日里可以谎称自己是福建人，将口音一事糊弄过去。

宗方小太郎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呢？

因为东洋学馆培养的并非“学生”，而是“间谍”。

除了学习汉语外，他们还有一项重要使命：

彻查之那（日寇对中国的蔑称）国情，以备日后之需。

宗方小太郎坚信，只有加入中国，才能了解中国。于是，他脱下西装，换上长衫，将自己打扮成清朝人的模样。

事实证明，这一举措相当聪明，百姓对他中国人的身份深信不疑，对他的提问毫不设防，堪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很快，宗方小太郎凭此走遍北方九省，写下多篇见解深刻、内容翔实的报告，日本高官对其赞不绝口。

其中，最出名的要数他对中国财政的调查研究。

1894年，他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中犀利指出：

清政府财政总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523万石米。

这一论断提出后，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甚至受到许多质疑，因为实在是太少了。

清政府在当时虽然被列强认为是“软柿子”，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仍认为中国是地大物博、经济富庶的国家。

但事实证明，宗方小太郎是对的，他甚至还“高估”了清政府，据后世材料记载，清政府财政税收仅有8300万两左右。

是什么使得清政府国库空虚？

宗方小太郎一针见血地指出：腐败。

“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

宗方小太郎一席话虽然饱含对中国的贬低，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晚清官员俸禄普遍不高，难以支撑他们奢靡的生活，所以，“贪腐”成了官场潜规则。

据记载，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七十大寿，仅收受礼金就达50万两白银。

官员之间送礼甚至自成系统，夏天送“冰敬”，冬天送“炭敬”，节日送“节敬”，婚庆送“喜敬”，女眷送“妆敬”，公子送“文敬”等等，可谓门类齐全、无所不包。

当然，收受礼金、卖官买官、增收赋税、克扣军饷等在官场上已是司空见惯，更甚者还有买卖人口、开设赌场、经营妓院等灰色产业。

从朝廷重臣到地方小官无一不“贪”，这些人能在枫亭水榭中享受靡靡之音，而被他们剥削的百姓只能在寒风中冻饿而死。

正因如此，在底层走访多年的宗方小太郎推断：

“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一语中的，17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自此陷入了长达38年的混乱时期。

宗方小太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字字见血，改变了许多日本高层对中国的忌惮之心，为日本的“侵略行动”带去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甚至《马关条约》中的许多条款，都能见到宗方小太郎“建议”的影子。

作为日本声名远扬的间谍，宗方小太郎不仅能舞文弄墨，还能深入军事腹地，拿得一手情报。

早在甲午战争开始前，日军就派出大量间谍在北洋舰队驻地附近徘徊，通过观察舰队演习、进出、人员增减等情况，来推测舰队布防。

实际上，北洋舰队士兵并非全然不知，但他们不认为间谍们的小动作能对大局产生什么影响，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仅如此，只要“钱”到位，清兵还能直接将内部消息卖给间谍，或者在其他“方面”通融。

宗方小太郎就是利用这一点，畅通无阻地深入军队内部，观察其行动计划。

连续探查3周后，宗方小太郎得知了舰队番号、数量、动向，以及一条重要的情报：行动时间。

基于这些信息，日军提前在黄海道大东沟做好部署，并在与北洋舰队的战争中大获全胜。

当然，宗方小太郎窃取情报如此之多，不可能一点马脚不露，不过他依靠对中国的了解，每次都能险象环生。

文首所述“重庆号”事件，就是宗方小太郎间谍身份第一次暴露。

得知他的所作所为后，清政府勃然大怒，马上下发通缉令。

消息灵通的宗方小太郎立马知晓了这一情况，连夜从烟台逃往上海。

哪承想，在去往上海的邮轮上遇到了清官蔡廷标，两人曾经打过照面，彼此认识。

宗方小太郎冷汗立刻流了下来，因为一旦被蔡廷标举报，那他一定没法安全抵达上海。

电光石火之间，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买通蔡廷标。

于是乎，他主动上前与蔡廷标打招呼。

蔡廷标见到他极为惊讶，又想到上头的命令，不由眉头一皱。

在蔡廷标想开口揭穿宗方小太郎前，宗方小太郎赶忙制止了他，抢先开口道：“求大人帮忙。”

紧接着，他绘声绘色地讲自己的不易与冤屈，又大谈两人昔日志趣相投的美好光景，还明里暗里示意“合作”“好处”之类。

在他“晓之以利，动之以情”的劝说下，蔡廷标竟答应不揭发他，甚至给他打掩护，保他不被盘查士兵捉住。

借助蔡廷标的援手，宗方小太郎有惊无险地抵达上海，紧接着乘船回到日本。

回顾宗方小太郎的间谍生涯，能查到他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提交过628篇报告、60篇号外，其功绩之伟，连日本天皇都不容忽视，不仅亲自接见，还在病危之时仍旧时时想起。

要想控制一个民族，首先要控制这个民族的思想，宗方小太郎显然深谙其道。

他不仅能将中国的情报送往日本，还能将日本的文化送进中国。

1896年，避过风头的宗方小太郎再次回到中国，并在武汉接办了《汉报》。

这张报纸尽显宗方小太郎操纵舆论的手腕。

当时，中日经过甲午战争后，关系急剧恶化，中国人排日情绪高涨。

宗方小太郎反其道而行，办报不为日本反驳，反而高呼两国不应交战，应当重归于好，和平共处。

这一想法正好顺应了仍旧“麻木”“懦弱”的中国人的心思，获得不少人支持。

1898年，维新运动如火如荼进行，变革的呼声传遍中国各处，清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宗方小太郎依据形势，果断站队维新派，在《汉报》上大肆宣传维新运动，宣扬西方先进文化、政治、军事、科技等等，本质上是乘着维新之风，将日本“更好”的概念潜移默化地传进读者心中。

后来，维新运动失败，《汉报》也因环境压力与经济压力被迫停刊。

《汉报》停刊后，宗方小太郎并没有气馁，反而让他明白办报是控制中国人思想的好办法，于是，他紧接着创办了《闽报》。

这份报纸比《汉报》的影响更大，以揭秘清政府贪官污吏为噱头，广受百姓欢迎，也成了日本面向中国的“传声筒”。

这份报纸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两国矛盾不可调和时才停刊。

在宗方小太郎的舆论控制下，不少看不清形势的国人被其蒙骗，将日本看作挽救中国的救命稻草，产生了扭曲的亲日心理。

甚至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毫不犹豫地当了“汉奸”。

而在他营造的舆论环境下，甚至一些媒体在抗战开始后仍不敢在报纸上公开用“抗日”二字，仅用“抗X”代替。

“舆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宗方小太郎显然在战场上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宗方小太郎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外号：中国通第一人。

认真想来，并非托大，他对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甚至风土人情都有深入研究。

以其经历汇编而成的《宗方小太郎文书》仍是我国许多史学家研究的参考书目。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站在日本人的立场看中国，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看清了国人的天真，看清了中国华丽外衣下的千疮百孔，比许多一生都在中国的中国人看得更透彻、更明白。

诚然，他将对中国的这种了解，转变成了日本手中的一把屠刀，挑着中国最痛处下手。

他的每一次成功，都代表着中国的一次失败。

如今，那个屈辱的年代已经过去，我们为我们的国家重新昂首挺胸而自豪。

但我是否如我们所知道的这般了解中国？是否还有“痛处”被掩藏在盛世之下？

沉重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居安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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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干果】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