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丰二年（1852年）6月太平军挺进湖南后，一路势如破竹，挟席卷之势沿长江而下，于咸丰三年二月初十（1853年3月19日）轻取南京，更名天京，以此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接着又相继出师北伐、西征，在军事上势头强劲，引起了西方朝野的普遍关注。

太平军甫克南京，两名法国人便根据其见闻写了一本记述太平军早期历史的小册子，其开篇即断言：“中国叛乱是当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无不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支攻城略地的军队的进展。”

洪仁玕此次来港前后盘桓了约半年左右。在此期间，他除授书西教士外，平时主要研读《圣经》。与前次在罗孝全处短暂学道相比，他在韩山文处学到了较为系统的基督教知识。此外，在与洋人朝夕过从的过程中，洪仁玕还逐渐对基督教之外的其他西学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

不过，对洪仁玕来说，香洪并非久居之地，他投奔传教士韩山文的本意只是为了暂避风头，然后再设法投效太平军。对于洪仁玕此行，韩山文抱有一种特殊的期望，即通过洪仁玕对太平天国宗教施加影响。他接着写道：“我常被问起是否愿意去南京，但我已经拿定主张，直至接到正式、明确的邀请之后，我才去南京。我一直试图在这件事上恪守自己的义务和职责。我已对被领到鄙处的这些人施洗，并尽我所能地指导和帮助他们。我相信洪是尊敬我的，并且就像他常说的那样，希望能在南京见到我。然而，我们对此事不能过于乐观，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否能够顺利地到达南京，而且，我们不能肯定他在南京的朋友是否会乐意接受这种想法，外籍人士在去南京的途中是否会一帆风顺，他们是否真正希望进一步接受有关《圣经》真理的指导。总之，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我们惟有将整个传教——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前途托付给上帝。”

咸丰四年四月初八（1854年5月4日），在韩山文的安排下，他和李正高等一行3人乘船离开香港，拟取道上海前往天京。9天后，即四月十七日（5月13日），韩山文牧师因染上痢疾在香港病逝，时年35岁。他最终未能了却应邀前去太平军中布道的心愿，甚至没能等到他所撰写的小册子正式出版发行的那一天。

洪仁玕

当时，香港、上海两地间的海上旅行约需4天时间。洪仁玕平生第一次乘坐火轮船远行，内心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新奇和兴奋。到达上海后，洪仁玕怀揣行前韩山文牧师写给麦都思牧师的介绍信，找到位于英租界的伦敦布道会上海差会，指望麦都思能设法送他到天京。麦都思便将洪仁玕一行安顿在教会医院住了下来。

此时，上海县城已被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了半年多，清军则在城外层层设防，双方对垒，战事时有发生；上海到天京之间的水陆交通要道也均被清军封锁。麦都思牧师认为此行过于冒险，劝洪仁玕打消这一念头。洪仁玕不甘心，又求助于上海小刀会。小刀会起义军虽然遥奉太平天国正朔，但不敢遽信洪仁玕是天王洪秀全之弟，故也拒绝相助。洪仁玕万般无奈，只好暂时落脚在麦都思处。

在逗留上海约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洪仁玕在麦都思处进一步研习了基督教教义。每天早餐前，他都与麦都思一同阅读《圣经》一小时；在麦都思的指导下，洪仁玕完成了对《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的注解工作。除传教士外，洪仁玕还结识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翻译密迪乐，后者对洪仁玕印象颇佳。

在沪期间，洪仁玕等人还巧遇一来自广州的李正高的旧友，便邀其过来同住。孰料此公是位瘾君子，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某日，麦都思牧师碰巧走进洪仁玕等人的居室，一眼看见此人放在床上的鸦片烟管，顿时怒不可遏，当下喝令洪仁玕等人统统搬出教会。洪仁玕遂责备李正高过于粗疏和行为不检，两人为此发生了争执。事后，麦都思又生怜悯之心，向不名一文的李正高赞助了盘缠，使他得以返回香港。

同年冬，眼见赴天京无望，洪仁玕被迫离沪返港。

自海路抵港后，洪仁玕吟有一诗，以抒胸臆：“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旄。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走六鳌。四日凯旋欣奏绩，军声十万尚嘈嘈。”以一介亡命书生写出如此气势磅礴的诗句，经过数年流亡生活的磨练，33岁的洪仁玕明显多了几分英武坚韧之气。

这以后，洪仁玕便继续流亡香港，而且一住就将近4年。4年的时间几乎占据了洪仁玕一生中约十分之一的光阴。

对于任何一个流亡者来说，4年的时间都足以用“漫长”两个字来形容。但就洪仁玕而言，这4年却别有一番意味。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洪仁玕身处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接触、了解了西方近代文明中的许多内容，时时感受到咄咄逼人的异域文化对其心灵的撞击。

洪仁玕

耳濡目染、苦苦思索之下，洪仁玕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

关于洪仁玕在香港的交游与经历的4年，以往的论著囿于史料，大多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在《资政新篇》一书中略述世界大势时，洪仁玕曾逐一罗列各邦与他“相善”之洋人的名字，总计提到22人。其中，除英吉利邦“米士威大人”（即“密迪乐”）属驻华外交官外，其余21人均为传教士。21名传教士分别来自英、美、德、瑞典4国，隶属不同的新教差会，其传教中心包括香港、广州、上海等商埠。

在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前，列强仅被获准在五口设堂传教。香港、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教会在华最主要的两个传教中心。

在该名单中，按照提名的先后顺序，理雅各和韩山文分列首末位。这两名传教士是洪仁玕社交圈中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

正是在韩山文处，洪仁开正式受洗入教，成为巴色会的一名教徒，并在其指导下研读《圣经》，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基督教训练；而理雅各则是洪仁玕后期在港的主要庇护人，也是对洪仁玕影响最大的一名传教士。

理雅各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1815年12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都的一个商人家庭，在7个子女中年龄最小。道光十一年（1831年）考入阿拉丁英王学院，起初钻研数学，后为英国在海外的传教事业所吸引，逐渐对宗教、哲学等课程产生了浓厚兴趣。道光十六年（1836年）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后，首被聘任为布莱克本学校的校长，一年后又考入希伯利神学院。在接受了两年的神学训练后，理雅各向伦敦会提出了赴华传教的申请，并得到批准。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在伦敦大学强化学习了数月汉语的理雅各携新婚妻子玛丽乘船离开英国，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1840年1月10日）抵达南洋马六甲，担任英华书院院长。

其时，英国政府因非法鸦片贸易受阻，已正式决定出兵中国。因此，理雅各怀揣《圣经》和十字架来到东方不久，英军的炮舰便紧接着呼啸而至。

英华书院系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由马礼逊牧师创办，以培养华人传教士为主旨，但由于生源不足，加之距离中国本土太远，收效一直不大。理雅各赴任后，以其对传教活动的虔诚和执着，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6月被美国纽约大学授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时年25岁。

英军强占香港后，理雅各跃跃欲试，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5月取道澳门抵港考察，11月正式将英华书院迁至港岛，校舍设在荷李活道与士丹顿街的交界处，与同期自马六甲迁港的伦敦会在华差会总部位于同一座建筑内。此时的理雅各踌躇满志，除主持校务外，还负责伦敦会香港分会事务。不久，伦敦会在皇后大道设立真神堂，在湾仔设福音堂，另在荷李活道设立联合教堂，逐渐在香港打开了局面。

理雅各与洪仁玕在咸丰四年（1854年）冬以前便已有过接触。咸丰三年（1853年）9月，洪仁玕在新安布吉由韩山文牧师施洗入教。此后，为安全起见，韩山文又将洪仁玕带回香港，将他介绍给了理雅各牧师，相告“他是太平王的堂弟”，托理雅各为洪仁玕找份差事。

洪仁玕则向理雅各讲述了自己近年来的流亡经历及其处境。理雅各顿生恻隐之心，便为洪仁玕谋了个教席。

不过，洪仁玕此时接触最多的传教士并不是理雅各，而是其庇护人韩山文。等到洪仁玕去天京不成自沪返港后，由于韩山文已于数月前病逝，理雅各便顶替其角色，成为洪仁玕的主要庇护人，两人从此开始了长达3年多的密切交往。

洪仁玕

洪仁玕被伦敦会香港分会接纳后，起初担任湛约翰牧师的中文教师，不久又被任命为该会的布道师和传教士助理，开始广泛参与伦敦会的各种传教活动，诸如在教堂里布道，到监狱探视囚犯，赴伦敦会传教医生夏士毕新近在皇后大道开设的诊所向病人宣讲福音。

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港后，仍以招收华人子弟、培养华人传教士为办学宗旨，中西文教育并重。洪仁玕也参与了该校的教学，负责向学童讲授中国文史。该校后于咸丰六年（1856年）因资金短缺而停办。

此外，洪仁玕还是理雅各牧师的学术助手。随着对汉语的日益精通，此时的理雅各正在实施一个庞大的计划，拟将中国的系列儒家典籍翻译、介绍到西方。洪仁玕自幼熟读经书，故应邀襄助其事，成为理雅各翻译、注释中国典籍的中文助手。以上便是洪仁玕供职伦敦会期间的大致活动脉络。

洪仁玕这几年间并没有一直呆在香港，而是曾随理雅各赴广州布道约两个月。

咸丰八年（1858年）1月，即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不久，理雅各携洪仁玕到广州设堂传教。理雅各就此回忆说：“我布道完之后，由太平王的一个亲戚——他后来在南京以干王的身份而著称——接着布道。”

洪仁玕在香港时一直沿用韩山文一书中的名字——洪仁。他每月从伦敦会领取10块银元作为酬劳，这点收入低于港府的华人公务员和洋行买办，高于一般的华警和华工（苦力、仆役等）。他的为人和表现赢得了周围人的交口称赞。

正是基于好感，加之平素彼此朝夕相处，理雅各与小他8岁的洪仁玕之间逐渐建立了一种十分亲密的私人友谊。理雅各后来回忆说：“他是惟一一位我与之散步时互相用手臂搂住对方脖子的中国人。”

这种密切交往使双方都从中受益不少。就洪仁玕而言，与理雅各的这层特殊关系使他得以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考察西方文化。

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来到东方开始，理雅各便养成了藏书的嗜好。及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英国病逝，他所收藏的中西文书籍（含译著）、报纸、杂志已接近2000种，约五六千卷，内容包括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地理、游记、考古、人种学等。洪仁玕与理雅各交往时，后者的藏书无疑已相当可观，这就为他探索新的知识天地提供了便利。

教会主办的中文报刊是洪仁玕了解西学和世界大势的另一渠道。

此外，洪仁玕居港期间，正值颇有影响的《遐迩贯珍》在港发行。《遐迩贯珍》应是洪仁玕最易寻觅、较常阅读的一份中文报刊。

《遐迩贯珍》是香港的第一份中文月刊，咸丰三年（1853年）8月创刊，由理雅各主持的伦敦会英华书院印行，麦都思、奚礼尔先后担任主编，咸丰六年（1856年）改由理雅各主笔，同年6月停刊。该报虽由教会人士主办，但宗教色彩并不浓厚，而是如其刊名所示，以促进中外沟通和文化交流相标榜。其所刊文章涉及面甚广，包括时事新闻、政治、历史、天文、历法、地理、医学、商务、科技等内容，客观上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遐迩贯珍》

后来，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批评了“拘拘不与人交接”的现象，主张与外邦通商，准许传教土和科技人员入境传授指导，另主张兴办火车、火轮船等近代交通运输业，从文字到思想，都受《遐迩贯珍》的影响。

总之，居港期间，以理雅各为主的传教士构成了洪仁玕的主要社交网络。

除上述西人外，香港华人是洪仁玕在港社交网络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为黄胜、黄宽、容闳三人。

黄胜（生卒年不详），字权达，号平甫，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与黄宽、容闳同为马礼逊英华学校的首期学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初又一同随该校校长勃朗牧师赴美，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孟松预备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

次年秋，黄胜因病返回香港，先在《德臣西报》学习印刷术，后任伦敦会英华书院印字局监督，负责《遐迩贯珍》的出版总务工作，并正式受洗入教。

咸丰八年（1858年），黄胜成为香港高等法院的首位华人陪审员。由于受雇于同一个教会的缘故，黄胜与洪仁玕接触频繁，交谊甚深。咸丰十年（1860年）夏，已身为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玕致函艾约瑟牧师，邀其访问苏州，并托其将绸文一包“劳心转寄广东香港，交递湛孖士先生、黄胜先生收启”，对黄胜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黄宽

黄宽（1828年——1879年）字杰臣，号绰卿，广东香山人，先后就读于马礼逊英华学校、美国孟松预备学校。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转赴英国，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攻读西医。咸丰七年（1857年）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后，暂在香港夏士毕的教会诊所行医，并因此而和经常来此布道的洪仁玕结识。黄宽对洪仁玕颇有好感，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并且极富口才的人”。

容闳（1828年——1912年）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早年经历与前二人同。道光三十年（1850年）考入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4年后获文学学士学位。咸丰五年（1855年）4月回国，先在广州担任美国驻华临时代办伯驾的私人秘书，3个月后改任香港高等法院翻译，直至次年8月离港转沪。

居港期间，容闳结识了洪仁玕，两人时常见面。以上三人都有过出国留学的不寻常经历，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着较为深切的体会，属于香港华人社会中的精英。其中，黄胜是近代中文报业的创始人之一；黄宽是中国第一位留洋学医的毕业生，且医术高超，后被誉为好望角以东最为出色的外科医生之一；容闳则是中国首位留美毕业生，此时正雄心勃勃，抱着通过介绍、推广西式教育使中国复兴的信念。洪仁玕能与他们建立友谊，说明他有着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与黄胜等人的交往成为洪仁玕了解、接受西学的另一重要渠道。

洪仁玕虽然身处香港，远离内地交战双方的殊死搏杀，但他从未打消过投效太平军的念头，仍然时时牵挂着族兄洪秀全。

他曾向容闳表示，希望他日彼此能在南京（天京）再次相见。他在理雅各、湛约翰面前也曾流露出这一念头，但遭到对方劝阻。

洪仁玕

出于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反感，理雅各尤其反对洪仁玕这么做，“劝告他不要与叛军有任何瓜葛，并说他应当为已经摆脱牵连而感到庆幸”；要他“安静地留在香港做名布道师”。

咸丰八年（1858年）3月，理雅各因故返回英国，行前又特地告诫洪仁玕呆在香港，不要去参加太平军。其时，适逢洪仁玕72岁的老母病逝，鉴于“为子道终”，洪仁玕更加坚定了追随洪秀全的信念，“以尽臣道弟道”。

湛约翰见无力劝阻，加之一直想到太平天国境内的城市开设教堂，便只好放行，并以教会的名义赞助了其盘缠。

洪仁玕将家小依旧留在香港，交由同族兄弟洪世甫照看。伦敦会允诺每月发给其家眷7块银元的生活津贴，以10个月为限，或直到洪仁玕本人能够自行供养时为止。

同年5月左右，洪仁玕在时隔4年后再次动身前往天京。

行前，他洪仁玕此行的第一站是广州。当时，英法联军仍然盘踞在该城，佛山等地的各乡义勇奋起抵抗，除组织港澳罢工外，还对广州实施封锁，并积极筹划攻城。

洪仁玕

洪仁玕扮作江湖医生，由水路安然潜抵广州。据载，洪仁玕在广州曾与传教士迪克森相遇，他留给后者的印象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一副十足的苦力模样”。接着，洪仁玕自广州穿越偏僻的乡村北上。

据洪仁玕后来回忆，清军饶州驻防军蔡康业手下有一郑姓水师哨官，系广东人。他通过这一层关系在饶州清营落脚，在此办理文案兼教读，后又转赴湖北黄梅一带。然而，由于战局变化太快，当洪仁玕赶到黄梅时，太平军已弃城而去。值此困顿之际，恰逢清黄梅知县覃瀚元的侄儿患头风症，让洪仁玕入治。结果洪仁玕平素所习的医术派上了用场，居然手到病除。覃知县大喜过望，遂重金酬谢洪仁玕，并对洪仁玕的才学十分欣赏，有意推荐他到罗田县当差。罗田县令也是广东人，不日到任。

洪仁玕风闻清江南大营围攻天京甚紧，一时放心不下，便假意应承，辞别后以所得酬金购办货物，改扮成行商，即刻搭船顺江而下，直奔天京。从时间上推算，此时大约已是咸丰九年（1859年）初春。

洪仁玕一路上急如星火，行至安徽省辰塘河时，已进入太平军地盘。洪仁玕向守将黄玉成通报了姓名及其来意，并取出藏在衣襟夹缝中的履历递上。黄玉成便亲自领洪仁玕赶往天京。

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1859年4月22日），在经过历时约11个月，途经粤、赣、鄂、皖、苏等数省的艰难跋涉后，洪仁玕终于行抵天京，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