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自高帝刘邦于汉五年（前202年）击败项羽，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一政权，到汉武帝刘彻承继帝位（前141年），中间历经了六十余年的沧桑变化。期间，经济上逐渐趋向繁荣，政治上阻止了“吕氏政变”、平定了诸侯王国的反叛，王朝政权逐步得到巩固、加强。

汉武帝刘彻接掌了这样一份厚重的基业后，大展拳脚，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一切政治、法律和道德行为，都随之相辅相成地运作着。

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在位五十余年，励精图治，多有创建；多措并举，强化王权，稳固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开创了西汉王朝的全盛时期。

《史记》

不过，阅读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时可以发现，司马迁通过对汉武帝时代的一些人物、事件的叙写、评析，描绘了一代雄主汉武帝统治的另一层面。

司马迁在肯定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势力；推行“察举制”，网罗天下儒生；设置刺史，督察地方官吏及豪强；征伐周边，尤其是北方匈奴，确保国家安宁等诸多功业的同时，也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汉武帝统治的不足之处。

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借汲黯之口指责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这是用概括性的一句话，对汉武帝所作所为之弊端的一个总的揭露。

他通过《大宛列传》明确指出，汉武帝派遣使者通西域，是想在得到大宛、大夏等国的奇特物产的同时，达到宣扬“威德”的政治目的。通过《西南夷列传》点明，汉武帝通西南夷，并巴蜀，是为了得到筇竹杖、蜀布、枸酱等物品。通过《历书》揭露了汉武帝企图效仿黄帝“造历而不死”。在《儒林列传》、《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中，司马迁则批评汉武帝征用贤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笼络天下士人，为“个人政治”服务。通过《封禅书》，司马迁讽刺了汉武帝祭天地、敬鬼神，进而妄想骑龙成仙登天的荒唐的“长生欲望”。

《平淮书》集中指出，这些“功业”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破坏和政治的严重腐败：“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信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坏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刘彘

汉武帝“内多欲“的结果，引发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动荡，致使秦朝灭亡的情景时而闪现在西汉民众的眼前。宋代司马光认为，“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就汉武帝一朝的法律和道德来讲，司马迁认为，以汉武帝为核心的当政集团宣扬、践行的封建律令、道德观念，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虚伪”性。

就法律的制定实施来说，《酷吏列传》记载了汉武帝时代的郅都、杜周等十一个酷吏，并以他们的残暴行径、赤裸裸的言论，揭露了汉武帝时期律令的虚伪，以及酷吏统治的黑暗。

如，杜周抓捕人最多，冤杀人也最多，仅凭汉武帝的旨意和自己的意志断狱。他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由此可见，汉武帝时的律令并不以成文为限，而是皇帝“所是”，酷吏们自己“所是”，才是实际的律令。因而，此等律令是片面的、自私的、虚伪的，并非为了江山社稷、社会大众。

《史记》

《酷吏列传》还指出，酷吏整治的对象，既有不遵从皇命的贵戚、官吏和豪强，也有所谓“妖言惑众”的广大民群。

就道德来讲，司马迁认为汉武帝时期的道德，可区分为“鄙人的道德”和“侯门的道德”两种，“侯门的道德”是服务于物质利益的。

故而，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序》中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司马迁

所谓“鄙人的道德”，主要指没有权位的布衣之侠。司马迁歌颂了布衣之侠朱家、郭解等人的事迹，并把他们与豪强之徒区别开来。在司马迁看来，“暴豪之徒”形式上是游侠，实际上是“为权利已成富”的豪强地主和大商人。

所谓“侯门的道德”，也就是最高统治集团和正宗儒学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在司马迁看来，这种道德和汉武帝的封建律令一样，都是十分虚伪的。

在外戚田蚡、大酷吏张汤、丞相公孙弘诸人的传记中，记载着这些参与专制政权仗势欺人，刻薄吏民，媚上蒙下的权贵，却又是正宗儒学和仁义道德的推奉者。实际上，他们也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用仁义掩盖其“贪欲”。

由此可知，在道德观念上，司马迁既揭露了权贵地主虚伪的仁义道德，又批评了豪强大族的强权道德，歌颂了下层人民群众的坦荡磊落，救危扶困的侠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