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4日，128个日军骑兵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承德，为此而扼腕叹息，痛恨汤玉麟在承德搜刮民脂民膏，一枪不发，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敌人，带着二十几车财宝逃命。
细看历史资料，发现热河沦陷没有这样简单。
《承德市志》这样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1日，日伪军10万余众，分3路向热河进犯。国民政府军20余万人迎战，热河战役打响。3月2日，日本侵略军进犯热河，承德危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私扣军车，用来向天津运送个人财物。3月3日，义勇军李纯华部绕道奔袭承德以东红石砬子岭，夺回一处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阵地，缴获山炮4门和一些枪械。3月4日，承德沦陷。汤玉麟率部于晨7时西逃，11时50分，日本侵略军川原旅团先头部队128骑，占领承德。以尹锡三为首的地主豪绅从10里外红石砬沟门将侵略军引进街里，沿武烈路进德汇门。日本侵略军进入离宫，放火烧毁勤政殿。
这应该是官方最权威的记载。
128个日军骑兵最先占领了承德似乎成了定论，《承德市志》比其他的资料多的内容是：以尹锡三为首的地主豪绅把日军领进来的。但细看当时的资料，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包括最先进入承德的日军部队、日军入城的时间等等。
有必要把这件事情探究清楚：不是128个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承德。在敌人飞机轰炸的掩护下，最先进入承德的有可能是敌人的装甲部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4日上午，德汇门前挂着的牌匾还没有摘下。德汇门左侧并列挂着的三个单位的牌匾是：热河省政府特别审查XXX、陆军第三十六师司令部、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司令部、天下为公的口号下面还有“热河都统署”。
其中，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司令部是当时热河的最高军事机关，汤玉麟任上将司令。陆军三十六师原来是东北陆军第十一师，是汤玉麟原来最基本的部队，他自任师长，与司令部混合办公。
唐精武当时是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司令部参谋，他亲历了汤玉麟逃跑前的混乱：“三日清晨，索（三十六师参谋长索景斌）派汽车将我接到他住宅，方知日军乘万军团部队在朝阳方面接防后部署未稳、即攻下朝阳寺，同时以两师团，一混成旅团、一骑兵旅团三万余人大举全面入侵热河。开鲁方面情况尚不详知。万军团立足不住，全部动摇，风卷残云，节节退却，且不照规定撤守承德，竟于放弃平泉后，仓皇撤入喜峰口。”“承德危急万状，汤军后续部队已正向隆化往前推进，承德仪余汤偕幕僚及特务队（卫队），其中一部分也正准备出发。形势万分危急，不得已当派汽车传令急调正向隆化行军的张从云旅，飞速间道折回,据守承德东方十余里的青石峦高地。”“汤要索亲到青石峦对张从云旅详细指示，务必确守，以待重新布置。索与我到青石峦侦察后，遂用当地民工，扼险构筑迫击炮轻重机枪掩体，并对山路加以阻绝。至下午四、五时，张旅全部先后到达，索即对营长以上讲话，说明情况，指示机宜，勉励固守。”“时已迟暮，汤有电话来召，索即偕我回部，闻本军已电前方部队变更部署，并用电话请张学良令古北口驻军飞援承德，以期挽救。晚九时许，接张旅电话已与敌发生激战，初颇稳定。至四日拂晓前，电话不通，情况混乱。”“天亮后，市已发现敌踪，形成混乱，汤玉麟无死守决心，乃率幕僚与卫队退走，遗弃辎重颇多，是日上午八时许，日军随即占领承德。”
按照唐精武的说法，汤玉麟是在他手下的部队张云丛旅与敌交战，城内已经发现敌人的踪迹的情况下，率人退走的。这样，汤玉麟就不是一枪不发，他也没有说128个日军骑兵占领承德的事。
何柱国将军当时任东北步兵独立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天奉命驻守山海关。他在记录“热河沦陷”的时候，提到了“128个日军骑兵”：“二月二十ー日，日军以锦州为大本营，用三个师团兵力（约十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一路出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张作相临时受命，兵力还未集结，仓促应战，将无守志，兵无战心。如开鲁一线，敌军撂了几个炸弹，出动了几辆坦克，守军崔兴武旅不战而降。万福麟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而溃，朝阳随之弃守，日军长直入，于三月三日午后，以一百二十八骑的先头部队，突入承德。汤玉麟逃奔察哈尔，万福麟逃入喜峰口，张作相逃往古北口，热河就这样沦陷了。”
何柱国将军在这篇文章里，把日军占领承德的时间写成了3月3日下午。当天，承德大雪。时任第五十三军副军长、兼108师师长的杨正治在战前曾几次来承德，包括陪张学良、宋子文等，部署承德作战计划。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节过后，张学良成立了华北第四军团，辖五十三、四十九两个军，杨正治任参谋长兼五十三军副军长。3月2日，杨正治带人从北京到秦皇岛的海阳镇与何柱国见面，第二天到昌黎龙王庙，与116师师长缪瀓流相唔，此时，已经知道日军已经准备向我进攻，但他们的兵力和部队番号一无所知。
翌日，也就是3月4日，到达喇嘛洞，见到了108师刘云勋团长。据称：东北军各部队开抵热河境内后，由于天寒地冻，积雪没胫，阵地工事构筑困难，只是简单挖掘些个体散兵坑，很少掘成正式的整然的散兵壕，因此，对于固守没有大的把握。
第二天拂晓，杨正治带着官兵二十几人于大雪纷飞中由喇嘛洞北进，午时左右，在公营子见到了插着日本军旗的汽车，正在通往承德的公路上追赶着撤退的我军。事后才知道，凌源方面的129师、130师未经激烈战斗而撤退，日军当天就占领了承德。汤玉麟弃守承德，宣告热河沦陷。
杨正治等人被困在公营子北山沟里。
由此可以看出，热河沦陷时，何柱国将军在山海关，他所说的128个日军骑兵不是亲眼所见。
日本人觊觎承德太久，占领承德后举国欢庆，各大报刊发号外，宣传日本“勇士”们的业绩，突出的不是128个日军骑兵，而是日本空军。
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热河讨伐经过概要》中说：“西部队之一部于21日先发制敌、占领北票，继而以三列纵队向义州、锦州方面进发。途中，排除了在朝阳东南方高地设有阵地的张学良正规军的顽强抵抗，于25日进入朝阳。经过休整，于3月1日出发。其间，川原部队于3月2日占领凌源，3日进入平泉。未经喘息，继续西进，4日晨到达承德郊外。上午10时击溃承德东侧高地之敌，下午2时50分入城。在此之前向古北口方向败退的敌军，遭到我方空军的袭击，受到歼灭性打击，向南方及西方溃逃。”
日本人的调查报告也没有写到128个日军骑兵，而是写到了朝阳方面张学良的东北军的顽强抵抗和承德东侧的战斗。
日本人占领承德，守军不是一枪没放，而是做了顽强的抵抗。
1986年印刷的《承德文史》第二辑刊发了编审陈登亿的文章《热河沦陷的前前后后》，文章说：“热河沦陷于一九三三年三月，距今已有五十三年了。因为热河省撤销，至今关于这段历史事件的著述不多，本文仅就所能看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对这一事件做一综合叙述”。“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于三月一日曾发表通电赴前线督战，实则未去而是做逃跑准备。他扣留军用汽车及义勇军后援会汽车二百余辆，从承德载私物直运天津租界，他本人也于三月三日仓皇西逃，行至离承德约三十里处的双塔山，闻悉平泉尚未失守，又赶回承德。三月四日晨又率特务队、辎重营千余人西逃丰宁。中国军队还是爱国的，在主帅逃走的情况下，守军还是在承德县仓子乡红石位进行了阻击。日军装甲车二十多辆在飞机、机枪掩护下向守军阵地猛烈攻击，阵地落弹多枚，承德街头道牌楼、南菜园、狮子沟、红石砬沟等处也落下多颗炮弹。激战多时，守军终于不支退出承德。日军川原挺进队经天桥山、棒槌山方向进入承德，于三月四日十一时五十分占领承德。”
从陈登亿的文章看，日军入城的时间大体上与日本发行的明信片上所写的时间差不多，但也没有写到128个日军骑兵的事。
王若愚
王化一， 辽宁辽中人。“ 九・一八”事变后潜赴北平，积极组织和参加东北救亡运动。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7日又同高崇民、阎宝航等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选为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
日军侵略热河，张学良命王化一督促张作相驰援热河。3月3日，王化一冒着大雪从北京出发，中午抵达古北口，几天来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沿途由热河不断的逃来官吏眷属和难民。他给崔荫轩打电话询问承德情况，崔说前方形势非常紧急，汤玉麟准备走。午后4点，张作相自热河退回古北口。
王化一晚上就住在电话局。
王化一的文章《日军侵热期间热河纪行》中也记录了日军进入承德的情景：4日晨，得各方情报，敌人先头部队已过凌源、平泉直趋承德，另一部由朝阳过建平趋赤峰，可能绕过围场、隆化袭击承德之背。午前问崔萌轩，他说承德以东红石砬已接触，承德街上已呈现混乱，大商店和士绅已有人准备迎敌，汤马上离此去滦平。崔于说完这次电话以后亦即离开承德追随汤玉麟西上。我同承德电话局夏君约好，保持随时联系，直到不能通话时为止。午后2点左右，夏君说敌人飞机由上午一直不断地在上空低飞，11点前后敌人先开进装甲车，然后骑兵也到达，但人数并不多，街上有人在放鞭炮欢迎。他最后说了一句“日本人进院来了”话即中断。这位电话员富有爱国热情，令人敬佩。
汤玉麟
汤玉麟逃跑，把热河拱手让给日本人，激怒了全国人民。
3月7日，当得知热河已失时，胡适记道：“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第二天又记下同样的话，并且说：“人人皆感觉奇惨。”当天胡适怀着极恶的心绪开始写《全国震惊以后》一文，文中痛批东北军的贪污堕落，地方政府的贪污腐败，并指斥此次热河丢失张学良要负绝大责任，国民政府也要负绝大责任。
全国也掀起了要求严惩张学良、汤玉麟的声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