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大饥荒最初是由于马铃薯疫病的爆发而引发的。疫病真菌（Phytophthora infestans）在1845年开始袭击爱尔兰的马铃薯作物，导致大片农田几乎完全毁灭。马铃薯是爱尔兰人主要的粮食来源，因此这次疫病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

然而，爱尔兰政府在面对饥荒时的应对不力也加剧了饥荒的严重性。当时的政府由约翰-罗素勋爵领导的辉格党掌握，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不当的措施，如将马铃薯出口到其他国家以获取利润、实施强制性土地改革和收取高额租金等。这些政策使得饥荒的影响更加严重，加剧了人们的贫困和饥饿。

在1846年至1851年期间，据估计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同时大约有2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移民到其他国家。这场饥荒的影响持续了十多年，对爱尔兰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也成为了现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之一，夺走了爱尔兰近八分之一的人口生命。

这是人为饥荒吗？

这场饥荒不完全是人为的，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并非如此。最初的粮食短缺是由于马铃薯疫病的爆发造成的，这是一种自然灾害。1846年和连续几年的马铃薯疫病导致了作物的大规模歉收，而马铃薯在当时是爱尔兰人主要的粮食来源，因此粮食供应出现了严重缺乏。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爱尔兰的粮食短缺如此严重，即使将所有出口的粮食保留在国内也无法满足需求。实际上，从国外进口的谷物几乎是出口谷物的三倍。

然而，从1847年开始，随着粮食进口的大幅增加，爱尔兰出现了人为的饥荒。在当时，英国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缓解最初粮食短缺的影响。至少从1847年以后，爱尔兰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只要粮食分配得当，就能够避免大规模的饥荒。然而，英国政府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来确保粮食公平分配，从而导致了人为的饥荒的发生。

那么，为什么英国政府在1847年后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减轻粮食短缺的影响呢？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对爱尔兰的态度和政策偏向于维护英国的利益，而不是关心爱尔兰人民的生计。在那个时期，爱尔兰被视为英国的殖民地，政府的政策更多地服务于英国的经济和军事目标。此外，政府的反应缺乏迅速和有效的行动，导致饥荒的严重性进一步恶化。

意识形态的抵抗

虽然维多利亚时代的爱尔兰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但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抵制。与现代较富裕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救灾援助的人道主义信念不同，19世纪40年代末的英国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强烈反对提供大量和持续的救济。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抵抗可以追溯到当时的社会观念和政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占主导地位，认为政府干预市场和提供救济会扭曲自由竞争和个人责任。此外，爱尔兰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政府对其持有一种冷漠的态度，视其为经济利益的来源而非关心人民的生计。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爱尔兰遭受饥荒时，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往往坚持着不干涉的理念，主张个人自助和慈善援助。他们认为，提供大量的救济会鼓励懒惰和依赖，削弱个人努力和自我改善的动力。因此，他们对提供救济的呼声进行了强烈的反对，并倾向于将饥荒视为自然选择的一部分。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抵抗导致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饥荒的反应缓慢和不充分。虽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建立工作计划和提供少量的救济，但规模和效果都远远不够应对当时饥荒的严重程度。

政府的不作为

然而，在探究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意识形态问题之前，有必要回顾英国政府本可采取何种措施以减轻连续不断的马铃薯疫病所带来的自然灾害。

首要之处，政府原本可以制止从爱尔兰出口粮食，特别是在1846-47年冬季和随后的春季，当时爱尔兰国内饥荒肆虐，而大量外国粮食尚未抵达。若确保国内储备了充足的粮食（如进口的印度玉米或玉米），或许自1848年初起，政府就有可能采纳措施，有计划地将这些进口粮食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群。

其次，政府可以延长所谓的“施粥计划”的实施期限。该计划在1847年3月至9月间实行，然而，在1847年7月的高峰期，每天多达300万人受益。该计划成本不高，效果卓越。尽管1847年遭遇巨大歉收，但无需在仅6个月后便终止该计划。

第三，政府于1846-1847年冬季在规模宏大却短暂存在的公共工程上支付的工资应更高，以使从事这些工程的人能够应对急剧上涨的食品价格。

第四，贫困法中的救济制度，无论是在救济院内还是院外，都应大幅减少限制。从1847年秋季起，这一制度几乎成为唯一的公共援助形式。在向需要食物的人提供慷慨救济时，应避免设置各种障碍或容忍这些障碍的存在。这种做法是可悲的错误，其目的是为了降低支出，鼓励爱尔兰的穷人更加依靠自助，自力更生。

第五，政府应采取措施遏制大规模无情地逐出家园的行为，因为地主们试图赶走贫困农民和工人。在1846年至1854年期间，总共可能有多达50万人被逐出家园。政府还可以提供免费的旅费和其他援助，以支持因财务困难而无法前往北美的个人移民。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本应将爱尔兰的饥荒危机视为帝国的责任，并承担自1847年夏季之后的救济费用。然而，在英国国内的"饥荒疲劳"情绪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爱尔兰在饥荒发生时以及饥荒余下的时间里，基本上只能依靠自身极度有限的资源来应对。

无为学说

那么，是哪些思想观念影响了英国的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未采取上述可能的救济措施呢？特别是三种思想观念：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新教福音派的信仰和对天主教爱尔兰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些思想构成了影响他们的重要因素。

当时，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在英国占据主导地位，主张政府应最大程度地少干预经济。根据这一理论，停止爱尔兰谷物出口被认为是一项不可接受的政策选择，在伦敦方面受到坚决反对。尽管在爱尔兰的一些英国救济官员提出了相反的建议，但自由放任的理念影响下，政府倾向于遵循这一立场。

自由放任理论的影响还体现在其他两个决策上。首先是1847年9月终止了仅实施了六个月的施粥计划。直接为大部分爱尔兰人提供食物的构想与辉格党对政府和社会应运作方式的重视观念相违背。其次是政府拒绝实施任何大规模援助移民计划。实际上，爱尔兰总督曾提议通过这种方式将康纳赫特省（Connacht）西部多达40万贫困到无法自助的小农民移民出去。然而，大多数辉格党内阁成员认为，无需花费公共资金来加速一个已经在私下高速发展的进程。

除了经济理论外，还有新教福音派的信仰对决策产生了影响。这一宗教观念强调个人自助和信仰，可能促使某些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认为，在应对饥荒问题上过度干预可能削弱了个人责任感和信仰的作用。

最后，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对天主教爱尔兰人的偏见可能导致一些人不愿意采取大规模救济措施，甚至可能对他们的痛苦漠不关心。这种偏见可能加剧了政治决策中的惰性和迟疑。

因此，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新教福音派的信仰以及对天主教爱尔兰人的种族偏见，这三种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导致他们未采取可能的救济措施。

"天意"理论

在对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饥荒进行研究时，饥荒史学家们不仅关注了自由放任理论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还强调了另外两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天意"和 "道德主义"。这两种观念在影响英国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的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天意"观念是英国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主流信仰之一，他们普遍认为饥荒是上天对爱尔兰农业制度的一种惩罚。这种观点认为，爱尔兰的农业制度存在低效和滥用，导致了饥荒的发生。由于英国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反映了上天的意愿，因此过度干预市场被视为邪恶的行为。查尔斯-特雷维扬爵士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爱尔兰危机》一书中将饥荒描述为"全智全能的天意的直接一击"，并认为饥荒是"社会罪恶的深刻根源"。这种观点影响了政府的决策，阻碍了采取大规模的救济措施。

其次，"道德主义"观念强调饥荒问题的根源是道德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当时的一些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认为爱尔兰的"民族性格"存在缺陷，如混乱、肮脏、懒惰，以及缺乏自立能力等。这种观点导致了一种刻板印象，认为爱尔兰人必须学会自立，摆脱对政府的依赖。这种思想在贫困测试和公共工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劳动者被要求从事任务劳动，工资按工作量计算，而不是按固定的日工资支付。此外，为了获得公共援助，需要接受劳改所的严苛纪律，这种做法旨在消除或减少被认为是懒惰特征的民族性格。这种观点也影响了政府决策，使其更加倾向于限制援助，强调个体责任和自立。

饥荒的结束

一系列种族偏见的存在已经被广泛记录，这些偏见导致英国的政府官员、公务员和政治家将天主教爱尔兰人视为次等人。这些偏见在英国引发了"饥荒疲劳"，这种现象早早地侵蚀了本可以保持政治同情心的积极意愿。这种同情心原本可以用来对抗大规模驱逐的残酷行为，减轻与济贫法制度相关的极大苦难，以及解决在食物绝对充足的情况下大规模死亡这种在道德上无法接受的问题。

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正确地指出，只要政府有预防饥荒的政治意愿，饥荒几乎总是可以避免的。这一观点既适用于19世纪40年代末的爱尔兰，也适用于一个世纪后的印度。与20世纪40年代初孟加拉饥荒的受害者一样，爱尔兰大饥荒的受害者也遭受了这种对自身文化和社会地位的低估，这导致他们的困境在英国看来变得不那么紧迫，从而引发了误解。

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英国统治阶级是否从19世纪40年代末的爱尔兰经历中学到了足够的教训。在英属印度，1876年至1879年的饥荒夺去了600万至1000万人的生命。而在1896年至1902年期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饥饿和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更为惊人（估计在600万至1900万之间），而这一时期正值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走向不光彩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