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初一日，时任云贵总督的硕色得到贵州巡抚开泰一份密报，声称在提塘吴士周处发现一封密函，署名则是当朝工部尚书、大学士孙嘉淦。
一开始硕色以为是一件普通的奏疏罢了，但越看越冒汗，因为奏报的内容每一条都是大逆不道之语。比如奏疏里共列举当朝乾隆皇帝的“五不解、十大过”，其中包含诸如劳民伤财的各种巡视、比如妄杀大臣、比如吏治不清等等。
看到这里，硕色坐不住了，一边命人抓捕吴士周，追查到底是谁传播出去的，一边立即上奏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得知后，大为震怒，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奏稿了。
其实早在乾隆三年（1738年）的时候，京城就流传孙嘉淦稿案之事，其内容是密参当朝大臣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
对于这件事，清高宗一直认为是背后的人要么嫉妒孙嘉淦，打算排挤他，要么是趋炎附势之图，打算借此得到孙嘉淦的重视，将其归类为雍正朝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并未作出处理。只是此后，借助孙嘉淦名义的“伪稿”越来越多，且批评的对象从一开始的鄂尔泰、张廷玉等大臣，到如今的直指清高宗本人，让清高宗极为愤慨。
孙嘉淦
有人问了，为何都是借孙嘉淦名义，而不是其他大臣呢？这是因为孙嘉淦在雍正、乾隆两朝以敢于直言进谏而著名，其所作的《三习一弊书》被誉为清代“奏议第一”。顶着谏臣的光环，固然会给孙嘉淦带来不少声誉，但也成为别人批评政事的替罪羊。
可以说，自孙嘉淦上了《三习一弊书》后，假冒其奏稿的事情数不胜数，或许看到清高宗没有处理这件事，让一些人的胆子愈发大了起来，甚至将南巡、杀张广泗等事情加进去，甚至还伪造清高宗的朱批。
从本质上来说，伪稿就是不满清朝统治的人发泄对朝廷政治不满的一种方式，且长期在底层社会进行传抄和传播，连偏远的云贵地区都传播开来，可见流传之广。
话说到清高宗身上，说实话，清高宗看到这份奏疏的时候，内心是相当炸裂的。
继位之初，清高宗一改父亲清世宗的严苛统治，打算用宽缓对百姓实施仁政，让雍正一朝压抑的环境得到了一丝的活跃。而清高宗之所以如此做，就是想用柔和手段来得到大臣百姓的支持，稳固自己的皇位，但从骨子里，清高宗就不是一个宽仁的人。
然而清高宗宽仁换来的是什么呢？是前线将领的虚报战绩，是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对自己的指手画脚，是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这一切，都让清高宗感到迷茫，所以借孝贤纯皇后的葬礼，狠狠敲打了一帮浑浑噩噩的大臣。只是没想到，敲打之后，得到的却是更深的批评，伪稿上的每一个字，都如细针一样，刺向清高宗的心。
爱新觉罗・弘历
冷静之后，清高宗意识到，是时候压制这帮无法无天的文人了。
回顾清朝的入关以来的《明史》案、戴南山案、曾静案和吕留良案，本质上都是打压汉人士大夫，但即便如此，反清“逆文”、“逆书”案依旧屡见不鲜。可见此前的打击都没有伤筋动骨，如果不打断这帮读书人的脊梁骨，此后这些事还会层出不穷，与其后面让自己生闷气，不如来一个大的。
他先不动声色，下令让贵州省自查，切入点就是吴士周。
经过审讯，得知伪稿是从四川商人谭永福那帮抄过来的，而谭永福又是从自己在云南商行立的伙计那边抄过来的，伙计是从信丰行，这么一看，伪稿是从云南传入的。
除此之外，贵州省城内也有伪稿出现，被查到的人名叫张洪学，他的伪稿是从江西-汉口-贵州这条路线。
这么一来，除了云南和贵州，江西和湖北也流传着伪稿，这还是初步发现的，很显然，伪稿已经流传许多地方了，只是碰巧在贵州被发现罢了。
清高宗当即下令，内地十八省全部自查，但事关重大，清高宗有密令，一边捉拿不能有漏网之鱼，一边又不能张扬泄漏，引起动乱。
清朝疆域图
就在各省忙着自查的时候，山东按察使和其衷密奏清高宗，告发山东巡抚准泰的不作为。
原来早在四月二十日的时候，山东就发现了伪稿，经过严查，抓捕抄写伪稿者共七人，经过追根溯源，源头是江宁府人官贵震，因而建议两江总督捉拿官贵震审讯。但准泰表示，伪稿非山东人所造，销毁即可，不能惊动两江总督，更不要上奏朝廷，不然查了下来，少不了一个失查之罪。为了息事宁人，准泰涂改了和其衷送给两江总督的禀贴，隐匿了和官贵震有关线索，声称伪稿是在路上捡到的。
清高宗本打算抓到源头的，没想到自己底下这帮官员居然想要息事宁人，准泰能这么干，其他督抚是不是也存着这样的心思呢？拿源头何日才能查到？鉴于官员们普遍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清高宗下令将准泰撤职，押送入京问罪，而后昭告全体督抚，要求严厉彻查，态度相当坚决。
除了拿准泰作典型之外，清高宗还不断警告各地督抚，比如太子太保、两江总督尹继善，清高宗密令：“如存草率了结之见，必于该督是问。尹继善之果能遵朕训谕，改向来好名之习与否，将于是案观之。”
尹继善好理学，一向主张宽大治政，清高宗就怕他宽大，就明里暗里警告了一番。
当然，除了尹继善，各地督抚也受到了类似的警告：“至此等醉生梦死不知天高地厚，一以幸灾乐祸为心，实乃害稼之蟊贼，其贻害于风俗人心者甚巨，不可不亟予剪除，倘该督抚等姑息养奸，惟恐株累多人，思欲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则有准泰之前车在。将此通行转谕知之。”
爱新觉罗・弘历
可以说，有了准泰的前车之鉴，各地督抚不得不小心翼翼、认认真真地查案。只是想要查案，首先就得有案子，但如果没发现怎么办？自然是清高宗的斥责了。
眼看各地都上报伪稿的进程了，唯独山西没有动静，清高宗直接下旨，警告山西巡抚阿思哈。在清高宗眼里，各地都有伪稿了，为何山西没有呢？要知道，伪稿托名的是山西人孙嘉淦，山西人本来就喜谈乐道，必然有传抄之人，难道是阿思哈为人懦弱，遇事不能勇而不敢查？当即下令“阿思哈着传谕申饬，如不实心查办，不能为该抚贷也。”
说实话，阿思哈其实挺冤的，毕竟除了伪稿案，他正忙着查王肇基献诗案，只能匆匆办结，忙着查伪稿案。
而除了山西，两广和福建也没动静，乾隆又下旨严督，命令他们必须查出犯人出来。
这就有点难办了，毕竟要是有，早查到了，何苦等到现在。但清高宗已经“认定”该省必然有传阅、传抄之人，那么这里的督抚能说没有吗？既然皇帝说有，那必定有。只是找不到源头，只能采取滥疑滥捕了，也就是制造冤案了。
对于这帮督抚来说，现在最要紧的是保住头上的顶戴花翎，在这段时间里，谁抓的的“人”越多，谁就是清高宗眼里的“忠臣能吏”，谁抓的少，那就无能，就要就面临着准泰的命运，撤职算轻的，搞不好还要下狱。这么一来，大家心知肚明了，宁错抓，不放过。每抓到一个人，就从他身上开始搜捕，上家、下家自然都不放过，而后就是家里的亲属也抓起来，审问他们为何知情不报，家里也要搜查，看看有没有隐匿的文字。
仅仅一个月，上报乾隆皇帝的伪稿案多达数百起，以至于被关押的嫌疑人早就破千了，如此大规模的抓人，自然无法避免冤假错案，各种屈打成招比比皆是。
只是看似抓了很多人，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各地都有，线索众多，完全找不到头绪，全部都是乱糟糟的，而且不少都是屈打成招的。有些案子其实都是刑讯逼供的结果，有人承认，有人不承认，即便屈打成招后，事后有翻供，还有的干脆将源头归到已死之人头上，成为无头案。更离谱的是，有些故意栽赃陷害，追查到最后发现，上家和下家居然是仇人，纯属乱供。
每次上报上去，乾隆皇帝都看得头疼不已，不得已下旨，如果犯人交代的上下家是死人或者仇人的，罪加一等。但依旧没用，督抚们为了自己的“政绩”不断抓人和审讯，没有上家和下家，也要说出一个来，那只能乱说了，一个乱说带动所有人乱说，到了最后，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当然，如果发生在本省还好，如果供出的人在其他省份，那就更麻烦了，各个督抚不得不出文寻求其他省份的帮忙逮捕，而审问自然是就地审问的。如果供词一致还好，如果不一致或者不承认，还需要两人当面对质，省份相近倒也罢了，如果远的，一来一回，不少人在押送途中要么自杀，要么病死，线索又彻底断了。如此一来，想要遭到最初的伪造之人，已经如大海捞针一般，无从查起。
对于清高宗来说，现在头疼的不是找最初的伪造之人了，而是要想如何妥善解决这件事了，只是台子已经搭好了，硬着头皮也要查下去。
只是随着牵涉的人员越来越多，监狱都放不下了，没办法，只能先处罚一波人，然后将其释放。至于处罚，自然是非常严苛的，其中最低的就是带着枷号两个月，出狱前再打四十大板。只是不少人入狱的时候就遭到严刑拷打，早就扛不住出狱前的板子，不少人直接没挺过去。
但没多久，清高宗又后悔，认为一些人是读书人和官员，这帮人读圣贤书，却传抄这些大逆不道的书，理应重罚，又下令将已经处罚释放的人再度抓回来重新处罚。
可以说，案子搞到最后，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完全就是各省督抚捞政绩的一种手段了。既然清高宗对自己高压，那么自己为了保住顶戴花翎，只能下力气乱抓乱捕，只是到底是真还是假，亦或是百姓最后的死活，自己管不着。所以，这件案子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大量冤假错案。
比如被清高宗斥责的准泰，实际上准泰是真的被冤枉的，自准泰入狱后，两江总督尹继善经过调查，发现是和其衷自己诬告的，实际上是因为和其衷的幕僚卷了进去，为了防止被牵连，这才掩盖了真相，诬陷了准泰。但当时清高宗正好需要一个反面典型，没有调查，直接将其下狱，以此来恐吓其他督抚，尽管准泰是被冤枉的，但清高宗还是关了他几个月。
而除了准泰，浙江提督吴进义也被诬陷，当时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与浙江巡抚永贵经过“审讯”后得知，来自浙江和福建的伪稿，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浙江提督府。就这样吴进义被浙江巡抚上报给了清高宗，考虑到吴进义有功且年龄大了，就直接下狱处理。只是最后查实，这完全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这还是高官，至于普通百姓，冤假错案就更多了。
这一切冤假错案的背后是谁造成的呢？自然是清高宗了，清高宗是这些冤假错案的背后推手。
比如一开始，清高宗认为这件事和雍正年间的曾静案有关，就下令湖南巡抚范时绶立即彻查，范时绶立即抓捕大量民众，结果却发现和湖南无关。而后又认为两江总督尹继善这边抓到重点了，让他继续扩大范围，甚至用刑讯逼供手段抓人，结果又是一个无头案。
而在调查期间，安徽霍山县爆发了马朝柱叛乱案，清高宗认为这是因为有人意识到将要追到自己头上，这才铤而走险，因而马朝柱等人就是伪造的人，命人立即追剿，结果却和本案无关。
可以说，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每次妄揣，就会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只是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多。前前后后搞了一年多，案子是越来越多，但头绪是越来越乱，显然，就是因为当初警告以及没事找事，逼着各个督抚在没有案件的时候也要找出案件。
眼看案子毫无头绪，且民间舆论越来越高，清高宗决定收手了。
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十九日，清高宗下《伪稿首犯杳无下落思之良为愧懑谕》，认为是因为自己判断失误的原因，造成了天下骚扰，并且为之惭愧。
爱新觉罗・弘历
但清高宗是肯惭愧的人吗？显然不是，这份谕令实际上就是斥责各地督抚没有进行查案才导致这样的结果的，然后将一些官员撤职，当替罪羊送出去，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到了这个地步，案子是真的办不下去了，而后清高宗又玩了一手冤案，将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南昌卫受备刘时达认定为制造“伪稿”的首犯。
当然，清高宗也明白，他们只是担责的，只是处死他们儿子，没有牵连其他亲属，和动不动就诛连三族的其他案件相比，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吧。
至此，乾隆初年的“伪稿案”算是结案了，只是结案的背后，却隐藏了无数人的血泪，且在搜查中，发现了不少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文，为日后更大的动乱埋下了伏笔。与之对应的就是此后清高宗的执政风格趋于严苛，在不断的打击下，读书人彻底成为一帮只读圣贤书的腐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