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的话，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其实是“有功的”，作为一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尽管板垣为了侵略中国而不遗余力地充当各种角色，但此人战略眼光差极，偏偏在抗日战争最关键的两年掌握了日本陆军中央，并且还是后来者东条英机的先导，两个破司机把日本这辆战车终于开进了深渊，最终双双毙命。

板垣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所谓“荣耀的第16期”和陆军大学第28期，是昭和军阀中统制派的中坚人物，同时在旧日本军队的中下级军官群体中极富号召力。从“九・一八事变”到伪满洲国的成立，从内蒙古民族败类德王的分裂活动到“钢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几乎参与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所有罪恶的勾当，活跃在东北和华北的侵略战场。

板垣被日军中较有战略头脑的将领视为“徒有热血之辈”，亦即极富侵略热情却不具备领导战争的能力，所谓的“板垣之胆”正是有勇无谋的另一种诠释。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石原莞尔就曾试图推荐他出任陆军大臣，遭到以梅津美治郎等人为首的日军高层强烈反对，这才被下放到广岛师团担任中将师团长。

板垣征四郎

第五师团在忻口会战、徐州会战中表现顽强，倒不是板垣如何指挥能力高超，而是这支部队的装备精良和火力强大，相反，板垣在晋北和台儿庄都曾被打得大败。

这都不影响板垣的晋升，因为他属于日本陆军掌权集团和昭和天皇欣赏的“行动派”，果然，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第二届近卫内阁倒台，板垣终于从中将师团长直接擢升陆军大臣（陆相），与陆军次官东条英机搭档掌握了日本陆军的人事权和战略指导权。这两个家伙在关东军时期就是搭档，当时板垣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而东条英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

板垣征四郎被称为“秤砣”，东条英机则被叫作“剃刀”，两个人都有一股子杀伐戾气，又臭又硬，却没有成熟的战略思想。而从裕仁重用这两人可以看出，这是他对关东军发动侵华战争的肯定和奖赏，他们上任后立即策划倾举国之力发起武汉会战，试图一举打垮重庆政府结束战争，然而却事与愿违，国军保持了基本主力撤入西南山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板垣征四郎

此时以前线冈村宁次和后方阿南惟几为代表的一批将领，坚持认为既然已经打到这个份上了，就应该一鼓作气直接进军四川击败国军主力，用武力占领重庆迫使蒋介石投降。板垣却认为完全不需要了，他先是命令日军占领广州、南宁等地封锁中国的外援通道，同时对扶植汪精卫伪政府充满了热情，他认为用这两招双管齐下，重庆政府必然跨台。

冈村宁次和阿南惟几等人据理力争，结果全被大权在握的板垣给收拾了，冈村宁次被解除第11军司令职务调回本土担任闲职“军事参议官”，阿南惟几被赶到山西当了第109师团长。而日本人内讧这一时段为中国的抗战争取了宝贵的喘息和调整之机，得以重整军队，接受苏联军援，加强鄂西防务，重庆终于有惊无险。

事实证明，汪精卫政权根本没什么用，国民政府也没有因为被封锁而投降，板垣征四郎又轻易批准了关东军在诺门坎挑衅搞事情，结果是日军东一榔头西一斧子四处蛮干却没有任何战略进展。裕仁火了，才明白板垣难堪大用，一脚将其踢出陆军中央，就任新组建的“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因为没有晋升大将军衔，这厮连总司令的职务都没捞着。

板垣征四郎与德王

板垣征四郎回到中国战场任职后，为证明自己的能力和重获认可，又亲自策划了诱降重庆政府的“桐工作”，并且对日本在香港的谈判代表表示，如果重庆方面愿意和谈，他将亲赴长沙与蒋介石面谈，这都有点玩命的意思了，因为长沙是中国军队控制区。结果不仅最后遭到断然拒绝，国民党军统还在香港把日本代表好好骗了一次，板垣征四郎再次大为丢脸，从此彻底失宠，被日本最高决策层弃用和边缘化了。民国三十年（1941年）按资历晋升大将，被派往东北亚担任占领军司令，从占领军司令到后来升格的第17方面军司令，总之就是干点镇压百姓反抗的脏活，却不能影响日本的战争方略了，期间曾回国担任“军事参议官”，步了冈村的后尘。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4月，日本末日即将来临之即，板垣调任驻新加坡的第7方面军司令官，并于8月份在那里向英军投降。板垣征四郎自知战争罪责难逃，贿赂英军司令史密斯多达30万美元的金银珠宝，试图逃往南美，不料英国将军极不厚道，收了钱不办事，反而加强了看管。年底被正式逮捕押回日本受审，被控十项战争罪行，宣判为甲级战犯。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22日板垣被第一个送上了绞刑架，结束了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