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黄彩芳

记录整理/温暖的时光

我叫黄彩芳，浙江省诸暨县人，原是兰州军区六十二师炮兵团卫生队军医。我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在生活的道路上屡遭不幸后，克服了一点点困难，为党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党给了我很多荣誉，我深感不安。

1976年病魔夺去了我丈夫的生命，我也身患胃癌，胃切除四分之三。在承受着肉体折磨和巨大精神打击的情况下，我牢记党的关怀，鼓起生活的勇气，与癌症作斗争，竟活了十个年头。

我作为一名医生，一个普通党员，我要让我的生命在奋斗中延伸，尽力为党多做些工作。

我出生在浙江诸暨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在旧社会，父亲患病无钱医治，32岁就离开了我们。

母亲28岁守寡，艰苦度日。饥饿和疾病夺走了姐弟幼小的生命，我也两次濒于死亡的边缘。

1949年，党把我一家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我积极投身到土改运动中，16岁就担任了村妇女会长和农会宣传委员，被评为土改模范。

1951年7月，我参了军，被分配到山东军区卫生学校学习，在校4年4次荣获三等功。毕业后在济南军区总医院传染科担任护士、护士长的10年中，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医院树为护士长标兵。

1957年3月光荣出席了全军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亲切接见。

1965年11月，我被调到兰州军区平凉第六医院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面对当时的形势，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焦虑不安，便向党支部书记汇报了我的一些看法，如歌功颂德过火，各级领导被揪斗，国家政权会不巩固……等。

谁知道，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却成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口实。1971年，我被关押三个月之久。此时，我正在怀孕期间，仍遭到大会批斗、小会审讯和各种凌辱，小儿子是看守人员押送到医院生的。

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没有改变我对党的信任和共产主义信念，我也谅解批斗我的同志，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

1971年5月17日我生孩子刚满月，经受了更加严重的打击和考验。整顿医院的工作组根据我的所谓“反动言论”，决定开除我的党籍，作复员处理。

这一沉重打击，使我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不能离开党。为此，我破指写血书向党表示：“誓死为党奋斗！”并在这个月向党缴了100元党费。我相信，乌云总会散去，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党内来的。

在此同时，我含泪向远方的爱人王方杰写了一封长信，为了丈夫和儿子不受牵连，请求离婚；我还告诉亲人，我不是反革命，为了水落石出我不会自杀，我相信党总有一天理解他的女儿的，万一我含冤死去，等不到胜利，那时请你把小儿子接走。

丈夫非常了解自己的妻子，不但坚决不同意离婚，而且加倍关心我，这使我更加坚定了斗争下去的勇气。

1971年10月，我移防到延安地区的一个小山沟里。在接受审查期间，我觉得人民给我衣食住行，我应该为人民办事，我还是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有一次，驻地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因车祸需要输血，我立即献血200多CC。1976年7月，我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给我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通过这一段经历，我深深懂得，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冤屈的考验，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为党的事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并为这个信念而奋斗终身。

1976年9月我丈夫患肝癌，组织上让我陪他到上海治病。到上海第三天就确诊为晚期肝癌，医生要我们赶快准备后事。

这事像一声霹雷打在我头上，使我招架不住，一下瘫倒在地。为了不给老王增加精神负担，我隐瞒病情，只有自己偷偷落泪。

由于我精神受到刺激，加上过去曾患过肝炎、肺结核、风湿性心脏病，头昏、心慌、四肢疲乏，几次昏倒，后检查出消化道出血，血色素降到5克，急诊住进了二医大附属医院内科。

老王得知我住院，急得病情急剧恶化，当天下午报病危。组织上得知我们病情后，专门派政治处李主任带上我们的大儿子王凯到上海看望。

孩子见我和他父亲得了重病，痛哭不止，一个劲地问我：“妈妈你是什么病，爸爸有救吗？”因为是不治之症，我没法回答孩子。

消化道出血要卧床休息，但我按捺不住自己，一天十几次上楼去护理丈夫。

为了减少对方的痛苦，我们互相隐瞒自己的病情。一天我爱人趁他清醒之际睁眼对我说：“一定要治好你的病。我不能为党工作了，活着为党贡献不多，我死了，如果医学研究需要，把我的遗体献给党做科学研究。”

万万没有想到这几句话就是他和我诀别的遗言，10月14日我丈夫病故。

我本身是军人，也是军人的妻子，分居16年，调到一起两年半，还没来得及考虑生活，没来得及尽妻子对丈夫的温顺，老王就离去了，我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至今深感内疚。

但我能正确对待生活中出现的不平衡，没有沉浸在痛苦之中，对别人的幸福我由衷地高兴，但我不嫉妒，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努力为别人创造幸福，使更多的人免遭痛苦，别人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为此，我用工作来弥补我精神上的创伤。处理完丈夫后事，11月1日我经医生检查确诊为胃癌，11月8日医院决定给我作胃切除手术，我怕从手术台上下不来，为了让儿子作好精神准备，手术前一天，便告诉他说：“凯儿，妈妈和你爸爸一样得了癌症，准备做手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和两个弟弟要听党的话，像雷锋叔叔那样去生活、去奋斗，照顾好外婆、爷爷和奶奶，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孩子听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老半天说不出话来，清醒后哭喊着：“妈妈你不是癌症，你不能得癌症呀，爸爸刚死，你……。”

孩子泣不成声了。我建议李主任带他去“中共一大”会址参观，继承革命传统。组织上为我在手术单上签字后，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李主任说：“组织上对我和老王十分关怀，不惜代价为我们夫妻治病，我非常感激。

对生和死我能正确对待，但我没有其他亲人，如果不行了把孩子和老人交给党，我心里甚为不安。”

病魔吞噬了我患难与共的战友、朝夕相处的亲人。此时医生确诊我是癌症，我反而镇静了。

面对失去亲人的悲痛和疾病的折磨，以及家庭生活的沉重担子，我也曾经想过，痛苦的活着不如早点死去。但我没有这样做。

我想起手术后朦胧中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装着鲜血的瓶子在为我输血，深夜两点睁眼看见的第一个人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在精心护理我。

组织上多次给我送来人参、白木耳、枸杞等营养品，出院后，连队把猪肝送给我补血，连队温室种一点新鲜菜，他们还没有尝鲜，给我送来等等。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体现了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唤起了我生的希望，激起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

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是党给的。如果我苦苦争来的时间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只是为了自己的老人和孩子的幸福，那是不足以使我战胜病魔带来的痛苦的。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让有限的生命为党多做工作，通过工作把党的温暖送给群众。

为此，我下决心要为党活着，走顽强拼搏的道路，让生命在奋斗中延伸。我出院不久，主动要求工作。

组织上根据我的身体情况，让我回浙江老家休息。我再三对领导说：“人民的鲜血多次流进我的血管。党给我太多，我给党太少，只有让我工作，才能使我得到极大的快乐和安慰，也才能延长我的生命。”

在我的坚决要求下，组织上同意我上半天班。但战士半夜叫，我半夜起；病人五更来，我五更起。胃切除后，吃东西稍不对胃口就上吐下泻，吃少了又饿得头晕。有时劳累过度，白血球大幅度下降，有时少到1800。

到1978年11月，不到三年我动了三次手术。组织决定不让我上班，每次我都苦苦哀求说：“我血管里多次流进人民的血，给我工作机会继续偿还吧！”

我手术后饿得快，上午常常熬不到中午就饥肠饿肚，有时甚至冒虚汗，可是一见病人，拿起听诊器，就忘了饥饿。

病后6年多来，我在门诊看病8000多人次，在家接待病人2000多人次，为战士干部及指战员家属送医送药300多人次。

生命的延伸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为了别人活着更美好。为了顽强地活下去，我争取时间为党工作。

手术后第三天取下胃管，拔掉输液管，我就试着下床活动，第五天上午同病房一位住院病友要输液，值班护士是新手，几次扎不进去，病人直喊叫，我就让儿子把我扶起来，捂住刀口，慢慢移动到病人床前给病人扎了针。

当我能活动时，尽力帮助医务人员做些事，如打扫卫生，倒便盆等，我在精神上也得到了安慰，身体在活动中得以恢复。

1977年初我出院回到了部队，一进家门，全家人见了我直哭，外地战友以为我已不在人世了，当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不相信是我。

当我五岁的小儿子看见我时，他跑来抱住我的腿，眼泪汪汪地说：“妈妈，叔叔阿姨要把我领到他们家去，妈妈，我不去，答应我，我哪也不去。”

我紧紧地搂着孩子说：“妈舍不得离开你们，要力争活好。”当时我的老大得了神经衰弱症；老二整天发呆，不吭一声；小三得了肺结核。

我深知悲泣救不了我一家，只有自强不息，振作起来，才能感染家人，使他们振作起来。

我无权痛哭。可我是一个血肉之人，怎能违背现实呢？我只有常常在梦中哭泣。

我的胃被切除四分之三，要少吃多餐，但我没有条件，老母亲年迈不忍心劳累她，自己又没有力气，常常是饿了吃块糖，饥了吃块饼干过日子。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因为生命有限而悲哀，常想到党和人民的恩情没有报而内疚。我的态度是：宁可；拼死，不愿等死！

1977年9月的一天深夜，我因白天腹泻口渴难忍，想喝口水又起不来，不忍心叫醒熟睡的儿子，就静静地躺着。

这天凌晨两点，李桥大队的一位姓金的社员把我叫醒，说她爱人要生孩子，请我去帮帮忙。

我叫他去卫生队取用品，我独自往李桥大队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走进了沙枣林，掉进了排水沟。

这时，我顾不得疼痛，摸了四里多路到了产妇家。当婴儿呱呱坠地，一切安排妥当后，我眼前一黑瘫倒了。

我们驻地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叫姚桂英，发现胃出血。我怀疑她可能是胃癌，建议到大医院诊断，结果去了几个地方都没有诊断清楚。

这时，我给银川解放军第五医院一位老首长写信请求帮助诊断，确诊为晚期胃癌，姚桂英回到家里，痛得不断呻吟。

我看无法治好她的病，便想尽办法给她减轻痛苦。我经常骑自行车赶六里多路去看望她，送去自己吃的抗癌药、罐头和白糖等，给她讲自己的医疗经过，增强她和病魔作斗争的信心。

姚桂英临终前一再叮咛家里人：“我死了，你们一定要去看看黄军医。”驻地李桥大队64岁的社员余成，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肺气肿等多种疾病，瘦得皮包骨头，花了上千元治疗效果不大。

我和另外一位军医克服设备不足的困难，并先后到上海、银川、吴忠等地方为他买药，积极为他治疗，逢年过节给他送去花生、鱼等食品。

余成病情逐渐有所好转。老人逢人就说：“没有解放军，没有黄军医，自己早已不在人世了。”社员李淑兰身患肺结核，痛得不想活下去了。

我告诉她：你要长期很好地配合治疗，你的病能治好。为了治好她的病，我帮她筹集200元住院费和通用粮票，利用杨副团长到银川看病的机会，把她送到银川解放军第五医院治疗。

李淑兰病情好转后，为了感谢我，给我送来羊肉，我退还了她。我说：只要看到你们全家幸福，对我来说比金子还珍贵。

我凭着信念和毅力坚持工作，增强了生活的乐趣，我的生命也因此延伸了九年之久。

一些人怕我这样工作身体吃不消，劝我好好休息。有的领导劝我想吃啥就买啥，经济上有困难，组织上想法解决。也有的劝我多为孩子想想，给他们安排个后路。

这些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想，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因为自己遭到不幸，就放弃工作，向党伸手，给组织找麻烦，应该尽量给组织减轻负担，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家遭不幸后，各级党组织对我家十分关心照顾，使我十分感动。我严格要求自己，从未向组织伸手提出额外要求，而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毅然挑起生活的重担。

丈夫去世后，家庭经济收入减少了一半，除了抚养三个孩子，还要赡养三位高龄的老人，这对一个癌症患者担子是很重的。

但我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自己公婆都不照顾，还是什么共产党员，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做母亲的好儿女，做儿子的好母亲，做公婆的好媳妇。

我咬紧牙关，节衣缩食，开荒种菜，饲养家禽，使孩子不因失去父亲而生活上受委屈。我的公婆年近八十，饱经风霜。

为了使公婆免受老年丧子的痛苦，我既当儿子又当媳妇，按丈夫生前的习惯，按时给公婆寄去生活费，使他们相信他儿子还活着，并让我的儿子带着人参、枸杞三次回老家看望。

1980年初，老人得知他儿子已病故，我又患癌症，来信询问情况。在无法再隐瞒下去的情况下，我亲自回家看望公婆。我一进门，二老流着眼泪，齐声连连叫着：“儿呀！儿！我们以为见不到你了。”

我强忍心酸，一一汇报我的生活情况和孩子成长情况，请父母放宽心，并安慰老人说：“方杰虽然不在了，只要我活着，一定不叫二老受委屈，我为你们养老送终。”

临行前，两位老人拉着我的手不放，流着泪说：“有这样的好媳妇，我们死了也放心。”1983年3月，公公去世，我及时汇去200元安葬费。

可我患病9年多，却连一瓶罐头都没有单独吃过。丈夫参加革命30年，临终前还嘱咐把遗体交给党做科学研究。我丈夫的言行，使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品质，这深深地教育了我。

孩子是革命的后代，我下决心把孩子培养成祖国建设的有用人才。

大儿子王凯参军后在本部队当兵，入伍前一天晚上我叮嘱儿子：“你要继承父志，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关心集体，关心同志。”并语重心长地说：“你在家门口当兵，不要经常回家，要学习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一心一意搞好工作，家里事情不用你操心。”

王凯在连队进步较快，一年后组织要发展他入党，我感到儿子有骄傲自满情绪，还不够入党条件，就抱病到儿子所在单位，建议党支部暂缓发展。

他入伍两年后入了党，提为排长，现任连长，被评为初级优秀指挥员。

二儿子王川也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临行前，我给儿子约法三章：（1）学习要勤恳、刻苦；（2）不能抽烟；（3）不能过早谈恋爱。

1982年以来，我先后被军、军区树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标兵，荣立二等功，军区党委授予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好党员”荣誉称号，出席了全国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

许多记者前来采访，都被我拒绝。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宣扬和登报，但对于党给我的荣誉，我珍惜它胜过珍惜自己的生命。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我每时每刻都感到，我的生命是和党紧紧连在一起的，没有党，我就没有今天。

我在生活中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跟在座的许多同志比，我还差得很远，我愿用我平生有限的精力来弥补这个差距。

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为了党的事业，去履行自己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书目：《祖国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