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苏玉媛
记录整理/温暖的时光
提起1965年，当年远离家乡，支援边疆的话题时，不能不说起我的二伯父。
二伯父家在天津塘沽，他自己有五儿二女。然而在众兄弟姐妹之中他最疼爱我和他自己的三儿子，也就是比我小一岁的堂弟。
因为堂弟和我能玩到一起，因此我小时候的寒暑假都是在他家度过的，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也会带着粮票来到他家。
那里有我美丽童年的回忆：夏天我和堂弟去野外抓蟋蟀；有时星期天伯父会带上我们两人去小河沟摸螃蟹；过年时，伯父会给我们两人买上1000响的鞭炮……这次我要远走他乡，自然不能不与二伯父道别。
星期天我赶早班车到了塘洁二伯父家。一进门见二伯父在堂屋喝茶，忙上前问好：“二大爷好！”伯父一愣，说：“这不年不节的你怎么来了？”
“我是向您辞行的。”我说。“嘛辞行？辞嘛行？”二伯父问。“我要去新疆了。”我兴奋地说。
“嘛？嘛？去新疆？去那里干嘛？”“支援边疆，建设边疆，这是党和人民的需要，是祖国在召唤，我是共青团员要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和志愿。”我理直气壮地说。
“什么呀，你不是要上大学吗？你是家里老大，你爸妈劝你上完高中找个工作干干，也好减轻一下你爸爸的负担，你非不听，好了，家里答应让你考大学了，这可倒好，你又转轴了，要干工作了！工作嘛，就在家门口找个差事算了，干吗要去那荒无人烟的新疆？听说去那里光坐火车就好几天呐！你没出过门，不知外面的事，哪好也没有自己的家好，哪也没有咱天津好。”
二伯父继续说：“想当年你二哥考上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就因那里的生活不好，整天吃高粱米还吃不饱，加上又没亲没故的，上了两年就退学回来了，要知道那还是工业城哈尔滨呀！而你去的地方贫穷落后就更没法说了，你能受得了吗？再说回来了，常言道父母在不远行，你又是个闺女家，十七大八的出门在外你爸妈不放心也受不了呀。不行！你不能去……”
中午吃完饭，我看时候不早了，向二伯父说了声：“您别说了，我去意已定，我走了。”
说完我拔腿就迈出了大门。谁知伯父紧跟在我身后喊道：“玉媛，你别走。”我回头一看，架势不好，二伯父追出来了。
我起紧向火车站跑，穿过一街又一巷，二伯父边追边喊：“玉媛，你回来，我有话跟你说，玉媛呐，回来！”
眼看快到火车站了，进了火车站这一追一跑又躲又藏的成何体统？不行，不能进火车站，必须把他甩掉。
我拐弯藏进了一栋楼的门洞里，眼见着二伯父也拐弯追了过去，还在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
他看不见我着急地喊着：“玉媛呐，你出来呀！你要走就走吧，让我给你准备点东西带上啊！”
我看着他那因着急而失魂落魄的样子，再也不忍心藏下去了。
“二大爷，我在这儿。”“好！好！好！跟我先回家，回家再说。”于是他一路走又一路说：“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那儿的人很野。条件又很艰苦，我说你听话还是不要去，你先考大学，考不上大学再找工作，找不上工作我养着你……”
到家了，刚一进家门，只见他转身把门插上，嘴里发出狮般的吼声：“玉丽！赶快把绳子拿来，把她捆上，过了7月2日让她走也走不了！”
大姐心领神会地迅速拿了绳子来，同时大家也把我围起来。我说：“别捆了，捆也没有用了，我的户口已经注销转到新疆去了。”
这时只见二伯父像一摊烂泥一样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顿时老泪纵横，嘴里木讷着：“完了完了。”
此时我的心几乎碎了，然而，这一切终究没有阻拦住我，7月2日终于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同行的120多人和我一样，都是刚毕业的十六七岁的初中生。
二伯父觉得再强迫我留下来再也没什么希望，只有无可奈何地屈从于我。临行前的那天，我在火车站月台上与二伯父和哥姐们告别，他们再三嘱咐，出门在外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说着都哭出眼泪来。
那一刻，我的心里竟然涌起一阵莫名的伤感，我除了使劲点头，一句话也不敢说，生怕眼泪流下来。
但一路荒凉的景色让我茫然和恐惧，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选择来。
火车开动几个小时后，同伴们的情绪才渐渐平复下来。
两天后，我们在兰州第一次转车。火车越往西行，窗外的景色越荒凉，特别是过了嘉峪关，戈壁滩上起先还能看到稀稀落落的草丛，后来就全是沙石。
除了孤零零的小车站，有时几个小时都见不到人。大家的情绪再次波动起来,车厢里不时有人发出嘤嘤的哭声。
入夜，我走到车厢的接头处站了整整两个小时，窗外月光下，隐约可见远处的山峦在缓缓退去，近处的戈壁滩飞快地朝后疾驶，茫然和恐惧顿时涌上心头。
我不知道火车究竟会将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当初我执意要报名到遥远的新疆支边，为此，还频频与二伯夫发生冲突。
现在，这一幕幕又随着车轮单调的铿锵声在脑际呈现，我不禁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错误的，但我知道，一切已无法改变。
第4天，我们在哈密又一次转车，车厢十分老旧。过了哈密后，火车又行驶了将近一天，半夜停车，听说到了吐鲁番。
漆黑的夜里我们也没看见什么车站，排着队穿过铁道，来到搭了许多帐篷的地方休息。
等天亮后一看，我们才发现竟然身处戈壁滩，不远处还能看到雪山。
吃过早饭，我们换乘卡车，继续前行。汽车开了两天,最终来到库尔勒。
这里有山有水，有农田有牛羊，还有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维吾尔族老乡，大家的心情稍稍好了一点。
当晚，师长来看望我们。他说，他刚从我们的目的地塔里木二场(现二师三十四团)回来，那里已经为我们盖好了新房，床和被子也都是新的。
谢师长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暖洋洋的，巴不得能马上钻进被窝，好好睡一觉。
从师部到塔里木二场还有12个小时车程，一路上只有沙和土。所谓公路，只是车辆压出来的便道，车队经过，灰尘冲天，有时连前后车都看不见。
车颠得也特别厉害，有时像坐船，有时像骑马，一天下来，灰头土脸不说，连五脏六腑都像翻了个儿似的。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队长和指导员将我们领进路边的几间破土房，他们说，因为来不及准备，暂时让我们每6个人合住一间，且每间房子里只有5块铺板、3床被子，这房子不只是内外墙面破损，连木门也有几道一指宽的缝。
所谓窗户，只有窗框，有些是用纸糊的，有些则用土块垒到一人多高，上面留一点缝隙透光通气。
房间里有电灯，不过晚上9时后就不供电了。
老职工们热情地迎接我们，给我们送了许多东西。有人送来一根一人高的木棒，有人送来一根木棒上安着一块铁片的工具，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叫什么、有什么用处。
他们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热情中带着点拘谨，来得快、说得快、走得也快。
最后，来了几个送水的人。其中一个人端着一口盛满水的大锅，锅的内壁是一层黄黄的水垢，外侧连同锅柄上穿着的铁丝都被烟熏得乌黑。
这人一脸大胡子，头发蓬乱，黑色的棉衣不扣扣子，用绳子系在腰间。他“哇啦哇啦”说了一通，见我们都愣在那里，便放下手中的锅笑嘻嘻地走了。
因为这人长得太像电影里演的坏蛋，待他一走我赶紧关上门，对其他同伴说:“千万别喝这锅里的水，谁知道有没有毒!”
大家发了一阵呆，正准备上床，有人忽然发现门上没有插销，也没有锁。再问才知道，每个房间都没有，这可如何是好？几个人经过商量，决定轮流值班，大家才安心躺下。
第二天一早，大家就找场领导反映住宿问题，得到的答复是，谢师长的话是真的，场里原打算将我们安排到生产五队，那里有新房子，但在欢迎仪式上，因为我们表现好，只一声口令，就齐刷刷地往地上坐，这对来自大城市的学生而言，是很不容易的,场领导临时决定将我们留在场部。
不久，场部将原学生一队的大部分人拆分到一、二、三生产队，腾出新房给我们住，我们学生三队被编入学生一队。
然而好景不长，住了不到一年，新成立的值班连又占据了我们的房子，学生一队又被并入也在场部的蚕桑一队，居住条件又变了。
每晚由中小队长轮流值班毕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我们强烈呼吁解决门锁的问题。
队领导有点恼火地问:“门怎么就不能关了？你们来的那天不是都发了一根扁担吗?”
我问:“哪有扁担?”领导边比划边说:“那根一人高的木棍就是!”在我印象中，扁担应该是扁的,“扁担和门插销有什么相干呢?”我追问。
领导见我实在不开窍’又气又有点好笑，他把我领到宿舍，关上门用那根木棍的一头往门中间的横杠上一顶，另头往地上一撑，再用脚踢了踢，说:“这不就好了吗?”
在破土屋里住了几天，我们除了集合开会，无事可做。
没有食堂，吃饭时十几个人就蹲在地上围成一圈，中间是几个盛菜的洗脸盆。老职工说:“这叫聚餐，是优待你们这些刚来的才特意准备的，不会这样一直吃下去的。”
这期间，那个提着黑锅送水的老职工也经常在我们面前出现，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姓谢，是调来当班长指导我们生活和工作的。
其实，像谢班长这样调来的还有好几位，都是比较能干、正派的人，据说来之前还进行过专门的培训。
整理完行李，门前屋后废纸、草绳扔了一地，领导要我们把屋里屋外的环境打扫打扫。
可是哪有扫帚呢？班长把自家的扫帚带来了。
他的扫帚是一株干了的草，用绳在半中间一扎，上面是把儿、下面蓬开了就可以扫地。
但我们连这样的扫帚也没有，班长叫我们每人到伙房的柴堆里找一根带细稍的红柳。
这天上午，我们学着老职工的样儿，用手中的红柳在地上划拉，好不容易才将垃圾拢成一堆。
可接下来又出现了难题，没有簸箕和垃圾箱。班长用木棒上安着铁片的工具就近在地上挖了个坑，把垃圾拨到坑里，盖上土使劲踩了踩。不一会儿他就把一堆堆垃圾变没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木棒上安着铁片的工具叫“坎土曼”，是最基本的劳动工具，地里的许多活儿都离不开它。
使用坎土曼，既要有力气，又要有技巧，所以人们将使用坎土曼称作“耍”坎土曼。
我们这些支青几乎都经历过“耍”坎土曼，时间短得“耍”了十几年，时间长得一直“耍”到了退休。
…………………………
凡是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挖排碱渠是既苦又累的活。它不仅技术含量高，劳动强度大，而且大都安排在“北风卷地白草折”的严冬。
1965年冬是我们支边后迎来的第一个寒冬，库尔勒的冬季平均气温在零下30℃以下。
早晨上班，人们疲倦地从地窝子里走出来，好像一下子闯进了北极圈。嘴里呼出去的热气瞬间就会在睫毛和胡子上结成一层薄薄的白霜。
寒风从领口、裤筒钻进去，似乎把衣服剥了个精光，冻得哆哆嗦嗦。就是在这样寒冷的情况下，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腰里系着麻绳，怀里揣着霉味的玉米饽饽，腋下夹着铁锨，缩着脖子，去几里外的苇湖滩挖排碱渠。
我们机械地在“瀚海阑干百丈冰”的土路上向前移动着，远远见到一条“黑色的莽龙”横在面前。
原来是为了化解冻土层，连里事先安排了几位老军垦，在规划的渠道上焚烧了大量的柴草所致。
来到工地之后，连长按照班排分配任务，落实到每个人要完成4米。要求：渠面宽5米，渠深2.5米，坡度为1：1.25。
我们很快进入角色（因为不干活更冷），模仿老军垦的样子，先用铁锨铲掉了已经解冻的地表土层，下面仍然是冻得硬如钢板一样的冻土层。
铁锨换成了十字镐，铆足了劲刨下去，不料虎口震得生疼，“钢板”上却只留下一个白点，换个地方刨下去仍然是个白点。
气得我直喘粗气，脱掉棉衣，甩掉手套，手上吐了一口唾沫，握紧十字镐，准备与冻土层做一番殊死的较量。
班长笑着走过来，和蔼地说：“你这样像鸡啄米似的，东一下、西一下地刨到下班，冻土层也刨不掉。”
说着他从我手中抢过镐，熟练地朝着同一个点连刨几下，奇迹发生了，冻土层居然出现了不规则的裂痕，最后一下握紧镐把往上一撬，一大块冻土层松动了。
我极不好意思地冲班长笑了笑，拍着脑门，自责到：“哎，真笨！”可心里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急忙接过十字镐，学着班长的样子继续干下去。不到一个时辰，冻土层终于全部掀掉了。
这时我已经是大汗淋漓，下意识地用手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手上好像被什么蜇了一下似的，煞疼煞疼的，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双手已经磨出了水泡，看看其他人正干得热火朝天，也顾不上包扎，操起铁锹，投入到下一道工序。
说实话，挖渠道我还算内行，1959年上初三时，天津百万市民抗洪挖海河，我也曾身临其境，经过半月余的实践，练就了挖河的一套“硬功”，挖出的泥土也能甩得很远。
可是，此刻“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一锹下去却挖不出一点泥来。原来，泥土里长满了盘根错节的苇根，犹如混凝土里浇筑的钢筋。
瞧瞧老军垦们，他们像切豆腐块一样，干净利落地把挖出来的泥土甩到渠边上。上前仔细查看：原来他们手中的铁锨铮亮，锋刃锐利，症结找到了，赶快找老军垦借来钢锉，临阵磨锹，果然立竿见影。
时值中午，太阳从阴霾的云层中羞涩地露出半面脸，又躲了起来。送饭的毛驴车来了，我学着老军垦的样子，把铁锨用干草擦干净，递上前去买了份菜，顺手折断两根干苇棍做筷子，从怀里掏出霉味的玉米饽饽，准备享受一下这顿特殊的野餐。
孰料，怀里的饽饽竟然成了冰疙瘩，怎么办？只好拾些柴火点着烘烤起来，顺便暖和一下汗涔涔的倦体。
然而，火烧胸前暖，风飕背后寒，我们像烤羊肉串似的，来回转身地烘烤，才勉强待得住。
吃完带冰核的饽饽，就赶快携着“碗”——铁锨，急忙跳进渠里继续工作（荒野无遮，风寒冻体）。
依据坡度的技术要求，每挖一锹的深度，就要从渠帮左右往里错过一锹多点的距离，渠越挖越窄，下挖的速度显然加快了。
当排碱渠挖到近两米深的时候，新问题出现了：地下水汨泪地冒出，这时候我们不是在挖泥，而是在捞泥！挖泥的速度再也快不了，地下水越积越多，水浸裤腿，一会儿就结成了冰疙瘩，好像腿上套了一副冰脚镣，腿已冻得全无知觉，趁这个机会爬上渠面，开始清理渠肩。
排碱渠下游挖通后，地下水终于排了下去，我又返回渠底，往下连挖两锹，呈阶梯状往后移动，待天快黑时，渠终于挖完了！
经过验收，当天完成土方量计16立方米，心想，这横空出世的排碱渠中，有我有生以来为西北边陲留下的第一幅永久的作品，也是为兵团军垦事业交的第一份答卷。
参考书目：《那魂牵梦萦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