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杜桂枝
记录整理/温暖的时光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1965年7月11日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我告别我生活的天津市，坐着火车去新疆支边的日子。
当年，天津市几千名支边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跨过千山万水来到新疆兵团，用青春和血汗撒播丝路花语，在半个世纪的风雨中一起见证并亲历亘古荒漠变万顷良田。
当年我刚满17岁，和许多头脑发热的学生和城市小青年一起踏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一脚踏出了家门，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故乡的城市。
记得我正上高中二年级时，一天下午刚放学，学校的高音喇叭里突然先是放了一首苏联歌曲叫《共青团之歌》。
歌词的大意是：“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吧 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 ！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以前，学校校园内的高音喇叭，都是用来放课间广播体操音乐的，有时也用大喇叭通知一些事，从来没放过这样激昂又有点悲伤的音乐，像动员战士上战场一样。
音乐放完以后，接着便有一位女老师在高音喇叭里播报一份上级通知，意思是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号召。
也就是后来最流行的那句口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要来临，国家将动员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定居和参加劳动，史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各大中城市一时间纷纷行动起来，全国各地的农村，特别是边疆海岛等条件艰苦地区，将会迎来知青潮。
我是典型的天津城市人，父亲是天津市粮食局的一名普通干部，母亲是天津市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我还有个哥哥比我大4岁，当时他正在天津上师范大学。
现在看来，哥哥当年是很幸运的，他已经上了大学，否则他如果正值我当时的年龄，要么放弃上高中，像后来的我一样，去边疆支边；如果他当时还正在上高中，那么他后来上大学的理想也不会实现，因为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席卷全国，接着全国的大学停止了招生。
我全家是天津市城市户口，当时的家庭条件应该是比较不错的，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不谦虚地说，我长相在同龄女孩子中算是比较出众的，父母个头都比较高，我和哥哥自然都遗传了父母身高的基因。
我哥哥身高一米七八，而我的身高当时初二时达到了一米六六，在当时那个年代，我和哥哥算是个头很高的姑娘小伙子了，以至于我后来支边到新疆，在众多的支边女青年中，我个头显得特别高，经常惹来同龄人羡慕的目光。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一是自己年龄小，心智很不成熟。看到那么多男男女女、姑娘小伙都争着要去农村、去边疆去支边，根本没有想过农村、特别是新疆生活和环境条件有多么艰苦。
可以说人人都是盲目乐观自信，全凭着一股热情，准确地说就是年幼和无知，总觉得外面的世界那么美好，因为当时我们写作文和经常听到的广播里总是要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那时已经没有心思再去学校学习，头脑中总想着城市外一个遥远的广阔天地，可以任意去闯荡、体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是天津城市街道等到处宣传得比较火热，让人陶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等等，当年，这些口号喊得震天响。
广播里、街道、商店、工厂、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等地方，到处都在宣传或张贴这些标语口号，到处都是人流、到处都是嚷嚷着谈论去支边的事，可以说是人人热血沸腾，无论走到哪个地方，都会被当时的环境和气氛所感染，让人身不由己。
我当时在学校早加入了共青团员，也天天看英雄人物的事迹，心里想这下子终于可以实践一下了，去到“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了，没有多想，决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从小父母就很疼爱我，我学习成绩又好，都指望着我能考上比哥哥更好的大学，如果这样突然离家一走，父母肯定舍不得、接受不了，于是我就把我的想法，也就是想要去新疆的事向父母说了。
果然像我预料的一样，父母一听说我想去新疆支边，都非常吃惊，他们认为，我都高中二年级了，明年我就要高中毕业考大学了，这样一走别说考大学要泡汤，就是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好说。
父母都坚决不同意我去，于是我背着父母去报名，3天后市里负责招支边青年的干部带着通知书到了我的家。
我父母还是极力反对，劝说父母无效后，我索性跑出家门，在一个同学家躲了3天。
我父母还算理性，想着硬逼着我改变想法会适得其反，就四处打听我躲到哪里去了，并给周围认识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传话说，不会再干涉我的事了，希望把他们的想法传给我。
我于是从同学家走出来见了父母，可能父母觉得我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于是又通知了在天津师范大学正上学的哥哥请假回来，希望和我见上一面……
1965年7月11日，我坐上了从天津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我爸妈还有哥哥拎着一大包水果和干粮来给我送行。
由于上车的人太多太乱，他们把给我准备的东西从火车窗户塞了进来，火车慢慢开动时，父母拽着哥哥追着火车跑，边跑边哭，那情景我至今还记得。
在火车里，去边疆支边的青年很多，男男女女，年龄像我这样十七八岁，甚至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小伙子很多，也有许多是背着父母报的名，然后偷偷跑出来，上了火车，连家人也没去告到，头也不回地上了火车，可以想象，他(她)们的父母是多么的伤心又无可奈何！
据了解，仅1965年一年，天津火车站共发出40多列开往新疆的支边青年专列，共送出天津支边青年3万多人。
他们从美丽的城市故土出发，向着广袤的茫茫戈壁而去，很多人就此再也没回过家门。
两天后，我们在兰州第一次转车。火车越往西行，窗外的景色越荒凉，特别是过了嘉峪关，戈壁滩上起先还能看到稀稀落落的荒草，后来就全是沙石。
当时不知道还有多远，大家只觉得越走越荒凉，过去了这一片，也许就是想象中的绿洲了吧？
在家动员时，被告知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喝牛奶、吃面包”的天堂似乎越来越缥缈，有些人开始闹情绪，而在兰州换乘车时，就有一些人神秘“失踪”了，不知是有意识地逃走还是无意识地掉队。
继续西行，荒凉依旧。有时候甚至跑上一天，都看不到人家。有人开始掉眼泪。
车厢里有好多都是团员，团员里也有人哭，但是又不敢让别人看到，就拿着手帕盖住脸偷偷掉眼泪，就怕让别人看到了会笑话说是思想落后。作为团员，大家的荣誉感是很强的，哭也是偷着哭。
我当时心里虽然也不舒服，但我没有哭，因为我觉得是自己心甘情怨来的，既然青年到边疆去支边是国家的号召，那么不管到什么地方，总得有个安排的。
记得车厢里有位姑娘叫徐新荣，她比我们岁数大一些，大概有二十多岁的样子，她说她在天津市一家食品厂工作时就是团里的宣传干事。
这时，她开始发挥作用，鼓励大家别丧气，就算去的是戈壁大沙漠，一样可以凭自己的双手创建出绿洲！大家当时想，反正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吧。
第4天，我们在哈密又一次转车，车厢十分老旧。过了哈密后，火车又行驶了将近一天，半夜停车，听说到了吐鲁番。
火车又慢慢腾腾走了几个小时，好不容易到达了终点站乌鲁木齐。刚下火车，又上汽车，等候在车站广场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嘎斯汽车队把我们拉上车继续前进。
大家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在嘎斯车的帆布帐篷下，这些年轻人开始唱起了歌，有的在众人的鼓励和激发下表演起了节目，互相开起了玩笑。
有人从背包中拿出了笛子、二胡，还有手风琴，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唱了当时许多流行的革命歌曲。
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引来许多姑娘和小伙一起合唱，往往是一个车厢唱完了，另一个车厢紧跟着又唱了起来，一会儿几辆车同时唱了不同的红歌。
歌声在戈壁滩上传出很远很远，年轻的心也随着歌声激荡飞扬……
历尽千辛万苦，几千名天津支边青年，终于来到了支边前沿，俊美的天山南北，成为这些满脸纯洁幼稚又充满朝气蓬勃年轻人的新家。
经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组织的分配，我们这些支边青年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二师、四师、六师、七师、八师和石河子农业实验场、玛纳斯河、乌河水利工程处等所属的农场、牧场、水利建设工地、加工厂。
从此，阿克苏、库尔勒、奎屯、昌吉、额敏、石河子等这些新疆地名与天津划上了连线，也系上了永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年来新疆时，不知道能在这待多长时间，但绝对没想到是一待就是一辈子，这是大多数支边青年的感叹！
…………………………
我被分到了芳草湖团场，1965年11月份，也就是我刚到芳草湖团场3个多月，我便加入了芳草湖修水利的大军。
芳草湖这个地名听起来比较美丽浪漫，支边来的青年人都想着新疆还有这样富饶神奇的地方，肯定是水草丰沛、鸟语花香、芳草萋萋。
到了才知道，这儿完全没有一点想像中的那么美，不过是起了个好听的地名而已。它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生态系统脆弱，土地沙漠化严重，曾经这里被称为“荒草湖”。
兵团人来到这里，振臂一呼，改“荒草湖”为“芳草湖”，一字之差，荒草似乎也有了芬芳。
“芳草湖”这个名字寄托了兵团人美好的期望，兵团人就像红柳和梭梭一样，在芳草湖的戈壁滩扎下了根，只有长期居住在沙漠边缘的人，才会有如此深刻的体会，知道树意味着什么。
由于这里干旱缺水，团场党委研究决定在呼图壁南山脚下的戈壁滩，修一条长长的干渠，把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引进芳草湖农场。
新疆的气候和内地相差太大，南山早已是冰天雪地，我来到了修渠工地后，住进了先头部队已为大家挖好的地窝子里。
我们近40多名小姑娘和年龄稍大一点的女青年，挤住在一间比较小的地窝子里面，地上铺上了厚厚一层麦草，四围用砖挡好，弄成一块块像单人床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地铺了。
在两排通铺中间有还留了一个窄窄的走道，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便于人来回通过，走道中间还有用砖块垒了一个小台子，便于放炉子，因为在地下，又有炉子生火，宿舍还不算太冷。
前来会战挖沟渠的有200多人，下午4点多开始出发，到这已经6点多了，人员到齐后，连长通知我们晚上要开动员大会，大家被临时集中在一片比较平整的戈壁滩上，有的站着、有人蹲着，还有人不怕冷，一屁股坐到地上。
会场的前面放了一张很旧的木桌子，一个长条凳子，坐了3位领导，中间的场长开始讲话。
会开了半个多小时结束后，大家才陆续回到地窝子里，我住的那个地窝子突然一声响，支撑屋顶的大木梁断了一根，正好砸在炉子上，人们赶紧撤出来。
外面天已经黑沉下来，能见度很低，营长要求每排每班清点人数。点名后发现少了两个人，进屋去寻找，还好，都没有受重伤，大家才松了口气。这是进山来给我们的第一个下马威。
转天进入工地，天不亮大家就起了床，吃过饭后一起出发。
走了很远的路后才分头进入自己的工作段。干活时，同志们很卖力，决心战天斗地，但是大地不配合，地冻得如钢筋水泥，一镐头下去，虎回震疼了，地上只留一个白点。
工程进度很慢，人很累。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一条线上挖下去后，再横向掏，因为下面没有冻。
等我们把下面掏空，再从上面向下砸。这样，一大块几吨重的土块一下子就塌下来了，然后我们再把它一点点弄上岸。
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女同志在冻土坑下清理渣士，看看差不多了，我说：“咱们上去吧。”
随后，我们俩人一前一后从侧面向上爬，她在前，我在后，当我的脚刚踏到上面已挖空的冻土块上时，突然，塌方了，我也随着又掉了下去，落在两米深处冻土块滚过的地方。
再看那几吨重的冻土块没有散，而大家都呆了，因为再晚一分钟，我们两人就成了肉饼。
过了好久大家才喘过气来，一个个跌坐在地上。这时，有一个男同志开玩笑地说：“今天，我们差一点要开追悼会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么幸运。几天后，我们营的一个男同志在挖土时，脚被掉下来的冻土块砸伤，由于救治不及时，这个同志的脚没有保住。
我们每天早上出工直到天黑才收工，中午饭由炊事员同志送到工地。
当时，我们每天都是吃玉米面的发糕和加了盐的玉米粥。我们常常是几个人围在一起吃饭，吃一口发糕、赶紧喝一口粥，不然饭马上就凉了。
中午饭是没有菜的，到了晚上才能吃上菜，但也只不过是水煮的冻白菜和冻萝卜而已。
我们修的渠是沿着山体向前延伸的，一面是山，一面是平川，参加修渠的人很多要想方便一下都十分困难，只好向大山里爬去。
但上山容易下山难，加上山坡上都是雪，回来时就下不来了，只好坐在上面等下面的人接应，然后再从山上坐着滑下来，很危险。
后来，营长和我们几个人砍了些较大的草，围了两个圈，算是男女厕所。
山里没有人家，所以更没有小卖部，供销社的同志把生活必需品送到山上找人代销，我被定为代销员，每天晚上吃过饭后，我都去卖一会儿肥皂、毛巾、火柴、烟等。
卖得最多的是莫合烟，那时的人们大都吸这种廉价的烟，我后来都能做到想要多少用手抓，一称，上下差不多。
晚上睡觉时要把白天穿的鞋烤在炉子上。有一天夜里，我们被烟味呛醒，起来一看，满屋都是烟，再一看炉子上面挂的鞋掉下来几只，其中还有我的一只新棉鞋，那是我妈妈给我做的最后一双棉鞋。
没有了棉鞋，我只好穿上邻居安徽大娘给我做的一双棉袜子，外面再套上胶靴，那棉袜是大娘听说我要上山，怕我冻着特别赶制出来的，没想到很快就用上了。
我在戈壁跟农场职工一起生活了70天，这70天虽然又苦又累，但也锻炼了我。
很多人没有想到，我这样一个弱女子也能坚持下来，最后我还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参考书目：《那魂牵梦萦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