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保加利亚是苏联阵营中最忠诚的盟友，几乎无条件地追随这个红色巨人。在冷战的风雨中，它坚定地站在苏联的身旁，不仅在国内模仿苏联的政治体制，还在国际舞台上处处为其呐喊助威。1968年，保加利亚毫不犹豫地派兵协助苏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向世界展示了它对苏联的忠诚。然而，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惊涛骇浪，迅速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曾经的苏联“忠诚卫士”，摇身一变成为了北约的“马前卒”，积极拥抱西方的怀抱。这巨变背后，是保加利亚的主动选择，还是不得不做出的无奈之举？

冷战阴影下的保加利亚外交姿态

1955年5月14日，在波兰的首都华沙，苏联联同其他东欧国家签署了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协议，这是为了抗衡西方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下的军事合作。保加利亚表现出了对苏联支持的坚定态度，成为该组织的初始成员国之一

随着华沙条约的成立，保加利亚承担起了保护社会主义阵营南翼的重要职责，苏联将部分驻军及军事设施布置在保加利亚境内，以此来加强整个东方阵营的防御能力。保加利亚军队与苏联军队之间的联合演习成为常态，两国军事指挥官之间的会晤和信息交流也越发频繁。

在斯大林时代，保加利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斯大林的肖像几乎无处不在，从公共建筑到学校教室，这种崇拜也体现在保加利亚的教育体系和政治宣传中，斯大林被描绘为伟大的领袖和教师。

当赫鲁晓夫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上台，苏联的政治气候开始发生显著变化。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极权统治，这对整个苏联及其卫星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保加利亚政府很快察觉到风向的变化，迅速调整其内部政策，以符合苏联的新政治路线。

在赫鲁晓夫的指示下，保加利亚开始了自己的去斯大林化进程。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如切尔文科夫，虽然曾是斯大林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但在新的政治气候下，他们的形象和政策也开始受到批评。政府发起了一系列的公共讨论和会议，公开批评过去的错误，特别是那些模仿斯大林的政治行为。

保加利亚的报纸和电视开始广泛报道苏联的去斯大林化进程，同时也加强了对本国过去错误的自我批评。政府组织了多次展览和会议，详细介绍赫鲁晓夫如何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并将这些教训同保加利亚的情况联系起来，警告人们不要重蹈覆辙。

此外，教育体系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的教材被引入学校，强调批判性思维和历史的客观性，而非单纯的领袖崇拜。保加利亚的历史课本被重新编写，去除了对斯大林的过分赞美，增加了对其政策后果的批判分析。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小国沙文主义”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与保加利亚的关系更为巩固。保加利亚的领导人日夫科夫是一个坚定的苏联支持者，推崇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并且致力于在国内推广这一模式。保加利亚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了对外政策的激进化，尤其是在对待邻国的态度上，表现出了“小国沙文主义”的倾向。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布拉格之春”，该国领导人杜布切克试图推行一系列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这与苏联的保守立场相悖，导致了苏联的强烈反对。苏联迅速联合其东欧盟友，包括保加利亚在内，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预，意图遏制这场改革。保加利亚当时积极响应苏联的号召，派遣了一支部队参与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保加利亚的军队与苏联、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部队一道，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成功镇压了改革运动。

在这次军事干预中，保加利亚的部队主要负责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控制和秩序维护工作。虽然他们的军事力量相对较小，但日夫科夫非常积极地展示其对苏联的忠诚，尽管国内对此次干预也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

紧接着，1969年，保加利亚在外交上与南斯拉夫爆发了激烈的对抗。争端的核心是马其顿问题。保加利亚一直以来对马其顿的历史归属问题有着明确的主张，认为马其顿语和马其顿文化是保加利亚文化的一部分，而南斯拉夫则主张马其顿是独立的民族和文化实体。这一问题早在南斯拉夫解体前的几十年间，就成为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外交争端焦点。到了1969年，随着地区局势的紧张，保加利亚在苏联的支持下，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公开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对抗。

保加利亚在这一时期表现出的自信和强硬态度，与苏联的支持密不可分。苏联在东欧的强大影响力，使得保加利亚敢于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保加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电子产品领域，保加利亚的成就尤为显著。苏联给予保加利亚大量的技术支持和资源，使得其电子工业迅速崛起。保加利亚生产的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以及电子计算机等产品，广泛出口到东欧各国，甚至远销西方市场。

保加利亚政府还推动了汽车的生产和普及。虽然相比西欧国家，保加利亚的汽车拥有率并不算高，但40%的家庭拥有私家车，已经是东欧地区领先的水平。保加利亚生产的汽车虽然在技术上相对简单，但满足了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也部分出口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家用电器和汽车，保加利亚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福利显著提升，保加利亚政府通过大量的社会投资，确保公民享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及政府提供的廉价住房。

保加利亚的这些经济和社会成就，与苏联的支持密不可分。苏联向保加利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援助，还通过与保加利亚的经济合作，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苏联作为保加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为其提供了稳定的出口渠道和大量的能源资源，这极大地降低了保加利亚工业化过程中的风险。

正因为这些成就，到了1980年代，保加利亚人均收入在这一时期相比1944年增加了12倍，工业产值增长了80倍以上，社会总资产更是增加了17倍。这种巨大的增长使得保加利亚成为东欧国家中少有的经济繁荣、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国家之一。

从苏联到欧盟与北约

1989年，东欧的剧变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政治格局。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多个东欧国家纷纷脱离了苏联的影响，苏联的政治控制崩溃后，这些国家开始寻找新的外交和经济出路。1989年，保加利亚结束了日夫科夫的统治，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经济转型。

东欧剧变之后，整个地区陷入了不确定性，各国纷纷试图确保自身的安全和经济稳定，而北约和欧盟被视为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渠道。保加利亚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步调整其外交政策，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

1991年，苏联解体的消息传遍世界，保加利亚政府开始与欧盟和北约进行频繁的外交接触，试图通过多边外交渠道来增强自身的国际地位。

改革初期，保加利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高涨，通货膨胀严重。尽管如此，保加利亚政府依然坚持推进改革，认为这是一条不可避免的道路。在军事方面，保加利亚也开始逐步减少对俄罗斯的军事采购，转而采购西方国家的军事装备，并参与北约主导的多国军事演习。

2004年，经过多年的努力，保加利亚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的军队开始参与北约的多项任务，包括在阿富汗的维和行动。

然而，保加利亚的外交转型并未止步于加入北约。2007年，保加利亚成功加入欧盟，这标志着其经济和政治上的西化进程达到顶峰。加入欧盟为保加利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尤其是欧盟资金的注入，帮助保加利亚改善了基础设施，推动了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同时，欧盟的市场准入也为保加利亚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出口机会，使其经济逐步从90年代的衰退中恢复过来。

然而，随着保加利亚逐渐融入西方世界，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紧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大部分权力和影响力，而保加利亚作为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一度是苏联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在保加利亚转向西方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这让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

特别是在能源领域，保加利亚开始积极寻求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转而寻求从其他国家进口能源，或开发替代能源项目。与此同时，保加利亚也支持了欧盟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尤其是在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后。这使得保加利亚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俄罗斯政府对保加利亚的这些举措表示不满，并多次在国际场合公开批评保加利亚的外交政策转向。

尽管如此，保加利亚政府依然坚定不移地推进其西方化的外交政策。2016年，保加利亚总统普列夫内利耶夫指责俄罗斯试图通过支持欧洲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来瓦解欧盟的团结，这进一步加剧了两国间的对立。保加利亚作为欧盟和北约的一员，已经牢牢站在了西方阵营中，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参与与俄罗斯的博弈。

参考资料：[1]禹丽敏,黄俊.保加利亚 “玫瑰之国”产业兴[J].致富天地,2024(7):8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