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认为青藏高原是一个很“密闭”的环境，藏族人生活在这里，很少与外界有联系，其实并非如此。在历史上，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总是居高临下并密切地注视着内地中原王朝的一举一动，适时地与中原王朝取得联系，并保持着手足的情谊，使得西藏自古以来就成为了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公元7世纪初，唐朝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10余个部落和部族，统一青藏高原，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随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锐意修好唐廷，奠定了吐蕃与唐朝200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在此后的宋元明清时期，藏区仍然与中原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元代，乌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区）、朵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被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清统一中国后，藏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清政府扶持了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黄教势力，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直接管理。而在清朝入关之前，西藏政教上层人物和当时在蒙古、辽东等地活动的几位喇嘛就与后金或大清上层人物保持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并精准地“预言”到后金或大清能得天下。

沈阳四塔也称盛京四塔，是清太宗皇太极敕建的盛京（沈阳的旧称）城外东、南、西、北四座塔寺。它们的具体方位是：1.东塔寺，在抚近门外五里，现为大东区东塔街；2.西塔寺，在外攘门外五里，现为和平区西塔街；3.南塔寺，在德盛门外五里，现在是沈河区南塔街；4.北塔寺，在地载门外五里，现为皇姑区北塔街27号。

关于四塔的名称来源有着这样的说法：东为慧灯郎照，名曰永光寺；南为普安众遮，名曰广慈寺；西为虔祝圣寿，名为延寿寺；北为流通正法，名曰法轮寺。四塔寺象征四大金刚威镇四方，护国安民，护佑“国无殃灾”、“五福齐来”。

宝塔镇妖，在民间，关于四塔的修建有着这样一个传说版本：清朝初年，沈阳大旱，人们虔诚求雨可一点用都没有。皇太极无奈之下只好贴出皇榜，悬赏能解大旱的能人。六天后，宫外来了个喇嘛，揭了皇榜，告诉皇太极说，汉朝蔡伦造纸时，造好的第一张纸被玉皇大帝收去，后来文殊菩萨让人把这张纸借过去看，送还的时候纸被风吹到了人间，如今正飘到盛京上空，所以才遮挡了风雨，造成干旱。对于解决之道，喇嘛说，只要在城的四角修上四塔，镇住宝纸就解除旱灾。于是，便有了沈阳的四塔四寺，而四塔四寺后来也就成了沈阳的“宝贝”。

东塔

另外在辽阳老城小南门外喇嘛园村莲花寺后有座大喇嘛塔，是清初西藏大喇嘛法师干禄达儿罕囊素的喇嘛塔园。囊素喇嘛原在蒙古科尔沁部卓锡，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迎至辽阳，备受宠荣，褒嘉庄田，使命恩养。死后，努尔哈赤敕命建塔。其时忙于征伐，葬于城南参将哈纳园。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秉承太祖遗命，瘗骸骨，建塔立碑，设僧监守，拨官银祭祀。康熙三年（1664），又在塔园南建莲花寺，增大祀典，为囊素喇嘛“祈福”。塔院朝西，寺朝南。各自成组，又各自有别。

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首领、后金第一位大汗、清朝实际奠基者。后金政权最早的都城在赫图阿拉（今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1621年，努尔哈赤亲率女真部队，经三天三夜占领了辽阳城，并于当年迁都辽阳，在辽阳城东太子河东岸修建新城——东京城。1625年迁都沈阳。沈阳与辽阳只有六七十公里的路程，而作为后金都城，辽阳是要早于沈阳的。可以看出，努尔哈赤至少是在辽阳时就与西藏的喇嘛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大喇嘛塔

根据李勤璞《后金时代和清朝初期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一书记述，当时在在蒙古、辽东等地的活动并与清朝上层关系密切的喇嘛主要有囊素喇嘛、白喇嘛、萨迦派还俗僧人毕力兔朗苏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1月）。但从资料记载上看，比这几位喇嘛到达后金时间更早的似乎是阿兴希日巴喇嘛。

阿兴希日巴是黄教喇嘛，因来到内蒙古喀喇沁地区传教引起了后金高层的注意。此时的后金才崛起不久，势力范围还限于关外和内蒙东部，希望以宗教团结蒙古人，于是，皇太极将阿兴喇嘛迎请到盛京讲经。阿兴喇嘛接受了皇太极的迎请，还接受了皇太极册封，得到了在今库伦旗的一块封地。这也是今库伦旗的前身。

大约在1632年前后，阿兴喇嘛在封地里修建寺庙、寺院，后金号召统治区内的臣民在前往这里朝拜的同时，进行旅游和商贸，想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宗教特区”，并给这里取了一个名字——“曼殊希礼库伦”，翻译过来就是文殊菩萨庙。

几年后，80岁的阿兴喇嘛圆寂，囊素喇嘛开始掌管库伦的事务，皇太极赐封囊素喇嘛为“锡勒图达尔罕”，意思为“神圣的法座”，级别是低于活佛的。学者们研究认为，这一赐封要比阿兴喇嘛的准确了很多——皇太极当时赐封阿兴喇嘛封为“曼殊室利阿星兴呼图克图”，意为“文殊菩萨活佛阿兴”，很显然，皇太极在当时连自己的赐封到底是菩萨还是佛，都没完全弄明白，就拨给寺院经费，要求寺院周边的信众向寺院供应粮食了。

库伦旗 兴源寺

囊素喇嘛与白喇嘛据说是师徒关系，李勤璞在相关文章里说，如果囊素喇嘛是清朝藏传佛教的开山者，那么，白喇嘛则是清朝藏传佛教的成立者。他们除了传播宗教的职责之外，还被赋予了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事务和活动，如参与出使和与明朝议和等。

毕力兔朗苏这个名字据说意为“禀赋、才干、智慧”，他大约是1634年之前来到沈阳的。其后，蒙古的首领归顺清朝，为表诚意，派人用白骆驼驮着蒙古民族视为珍宝的佛教圣物——玛哈噶喇金佛、金字大藏经和传国玉玺，来沈阳献给皇太极。民间流传，当白骆驼走到沈阳北市场的一棵老槐树下时，突然卧倒不起。护送金佛的喇嘛认为此地为佛门圣地，皇太极闻之大悦，便下令在此建造寺庙，为莲花净土实胜寺。

毕力兔朗苏受领建造寺庙的任务，凭借自己在设计、绘画等方面的天才，很快就把莲花净土实胜寺建得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并为该寺开光，做了该寺的首任住持。因为该寺是东北第一皇家寺院也被称为皇寺。在该寺建成后的第一天，皇太极率众人来到金佛前，行三跪九叩之礼，并在此后的每年正月延续了这一传统。该寺被称为“盛开莲花的境域”，毕力兔朗苏位望日隆被称为清初藏传佛教的显扬者。

在这些喇嘛与后金或清初统治者密切接触、传播佛教的期间，西藏的五世达赖也派使团到达盛京。皇太极率领亲王、贝勒、大臣等出城迎接，皇太极亲自对天地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一年是1642年，西藏使团的领队是色钦曲杰喇嘛。当时，五世达赖正需要争取外部支持，而明王朝已是日暮西山，所以就有高人向他支招，建议他与满洲取得联络。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采纳了这一建议，派人绕道蒙古地区，前往满洲。据说，色钦曲杰喇嘛很会“说话”，称“满洲”和“文殊菩萨”（Manjusri）是同一个词，所以，“满洲”的统治者应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将来一定能得天下。

皇太极非常高兴，破规格地接待了色钦曲杰喇嘛及其使团，并称色钦曲杰喇嘛为“灌顶国师”。因为色钦曲杰喇嘛在盛京待了8个月时间，经常给皇室家眷讲经说法，尤其与当时只有4岁的福临接触较多，并预言说：“汝能尊崇供养宗喀巴（创立黄教者）之圣教，做其施主，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您可成为转轮王（意即可得天下）。”

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画像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率领三千官员和侍佣等浩浩荡荡前往北京进行访问。这时，清军入关已经8年，福临成了清朝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他的到来也是受福临之邀。在访问临近结束之时，五世达赖喇嘛被授予“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旦达赖喇嘛”之称号。其后西藏向清廷上奏章时，称皇帝为“文殊大皇帝”，同时，满族也就接受了藏传佛教，使它进入了宫廷。

回到西藏后，五世达赖用政府赠送的金银建立了13座寺院，又正式规定了格鲁派的各种制度、礼仪。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它的意义分明在于，藏族人通过蒙古高原与后金乃至清朝取得联系，通过宗教形式，让祖国东北与西藏有了联系，进而形成了满蒙藏联盟，这为后来的清朝正确处理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彰显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原则，意义相当深远。

第五世达赖像

至于“满洲”和“文殊菩萨”（Manjusri）是同一个词，更多是意译的结果；至于西藏向清廷上奏章时称皇帝为“文殊大皇帝”，其实在清之前，他们也是这么称呼明朝皇帝的——据藏文史书《贤者喜宴》记载，明永乐三年（1405年）大宝法王哈立麻前往南京为已故明成祖的双亲还愿荐福时，称明成祖及其皇后分别为文殊菩萨和度母的化身；至于“预言”，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道理，有事求人说些“好话”是必然的。

通过以上现象人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藏区地理环境造就了藏族人的“敏感”，恶劣的气候条件不可能让他们完全自给自足，也很难成为一个永久性的王国或者政权，依靠内地或中原成了他们的一种必然。也正是这个原因，让藏族的历史成为了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在这种科学里，还想找到更为神秘的东西，那就是基因，或者说是遗传学研究。

青藏高原

新华社曾经发布过这样的一条消息：为进一步探究藏族人适应高原环境的原因，中国温州医科大学的瞿佳、吕帆、金子兵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杨剑等人合作，对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族人群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遗传学研究。研究人员在比较3000多个藏族个体和2000多个平原汉族个体的基因组后发现，MTHFR、RAP1A、NEK7、ADH7、FGF10、HLA－DQB1与HCAR2这7个基因在藏族人适应高原环境方面发挥了作用。同时发现，藏族与彝族、纳西族及土族的遗传关系最近，而这些民族的人群大部分分布在青藏高原东侧，这进一步支持了藏族人群是从东部内陆向西迁移的假说。（林小春《研究揭示藏族人适应高原的基因秘密》2017-04-05）

历史和遗传学研究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而“预言”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或者这条路上被点亮了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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