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3日，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战报。他部下的国民党第12军、第46军和第73军已经被解放军围困在莱芜地区三天了。

随后战报传来，军团全军覆没，死伤一万多人，另有四万多人被生俘，被俘人员中光是师旅级以上军官就有十二名。

面对这个堪称耻辱性大败的结果，王耀武气的破口大骂道：

“五万多人，三天就被消灭光，就是放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

但是比起王耀武，那被俘的十二名高级军官里还有一个人对这个结果更郁闷，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因为跑的不够快而被抓。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上一次被抓时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他就是曾作为秋收起义副总指挥，莱芜战役时任国民党第73军中将军长的韩浚。

少年意气，挥斥方遒

1893年，韩浚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傅家河下林湾(今团风县傅河水库旁)的一个地主家庭。

韩浚的家族本是当地有势力的名门望族，韩浚的祖父傅承霖在清代是科举会试前三名。傅承霖做过县里的教谕官，参与编撰《黄州府志》。

可到了韩浚的父亲傅晓榛（又名韩樾，韩氏家族因祖上出继给舅家改姓傅，到韩浚一代回归韩姓）的时候，虽然也考上了秀才却没有做官。

加上傅晓榛是个传统的老学究，成立黄冈“问津学会”又带头捐款修书院、讲堂等设施，让家中的产业逐渐有出无进，家族也开始衰落。

待到韩浚出生时，韩家的家境已经大不如前，韩浚在幼年时甚至需要在读私塾的同时帮家里务农。

1908年，14岁的韩浚考入了县城黄州的高等小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无数年轻人此时第一次看到革命的火花，年仅17岁的韩浚也大感鼓舞弃笔从戎，独自一人离开黄冈去到武昌参加新军。

1912年2月12日，清廷发布皇帝退位诏书。作为拉拢北洋军阀势力逼迫清帝退位的代价，第二天孙中山就辞去了大总统一职并举荐袁世凯继任，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袁世凯窃取。

也就是在这一年，面对这个前途不甚明朗的局势，韩浚选择离开部队。之后他到宜昌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继续学业，四年后毕业的韩浚去到第三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成为了一名教师。

1919年，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激起了全国的爱国情绪，随后发生的五四运动更是打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门。

韩浚也感到中国的局势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不再继续当教师，而是考入了北京铁道管理学校深造，为再次加入中国革命事业积攒力量。

1922年，韩浚从学校毕业。此时孙中山正在两广地区高举护法运动的大旗，并与苏俄和中国共产党联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韩浚认定孙中山仍是中国革命的正统，旋即奔赴广东肇庆加入军政府，先后担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厅检查员、广州大本营军政部科员、广东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军务科书记员等职。

到1924年，孙中山在经历了多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后意识到，依靠某个军阀来对抗其他军阀的路是走不通的。想要获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他必须建立起属于革命党自己的武装力量。

于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起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能够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尽心尽力的军事干部，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黄埔军校”。

作为热心革命事业的热血青年，当时的韩浚毫不犹豫就报考加入了黄埔军校，成为了光荣的黄埔第一期第三队学员，在他的同学名单里有很多日后响当当的名字：徐向前、陈赓、杜聿明、胡宗南等等。

而在这些将来的名将之中，与韩浚关系最亲密的就是陈赓，两人是同宿舍的室友。

黄埔军校建立初期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很多共产党人都以双党籍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在黄埔军校内宣扬共产主义理论也是被允许的。

陈赓作为共产党员在和韩浚朝夕相处的校园生活里也不忘经常对韩浚宣传马克思主义，韩浚在陈赓的日夜熏陶下接触了很多进步理论深受触动。

到1924年5月，韩浚就由陈赓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韩浚以黄埔学生军上尉区队长的身份参加东征。因当时缺乏有经验的军官，他在战役中途又被调回黄埔军校培养第三、第四期黄埔学员。

到9月，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更进一步培养党内有军事才能的人，派韩浚同陈赓一起赴苏联红军大学学习军事。对于二人离校留苏的申请，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十分反常的痛快答应了。

此时韩浚还不知道，他再过不久就得和自己这位校长兵戎相见了。

祸起萧墙，兄弟反目

到苏联留学还不满一年，1926年5月韩浚就收到了中央的电报，命令他回国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做准备工作。

回国后的韩浚被指派到上海、南京进行地下工作，与刘少奇、王若飞、陈赓等人一起秘密组织、训练工人。

一个月后，韩浚又在党组织命令下来到武汉，在张治中开办的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任学兵团第二连少校连长。

张治中知道韩浚的共产党身份，但张治中思想开明加上韩浚的能力确实优秀，所以张治中毫不顾忌地对韩浚的工作予以了充分放权。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叶挺在周恩来的推荐下安排韩浚先后去国民革命军第11军随营学校教导营任中校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任参谋长。

韩浚充分发挥了自己在黄埔军校的经验，在后方为北伐战争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

1926年12月，经叶挺推荐，韩浚又转到张发奎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教导营营长。之所以会做这种安排，是因为张发奎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属于立场较为亲共的，他的第四军旗下也有很多如周士第、叶挺、叶剑英等共产党员。

所以早期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是要他们尽力争取让张发奎站队，党内很多人也对张发奎有幻想，认为他是“自己人”。

1927年4月，蒋介石突然卸下了伪装，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先后摧毁了上海、广州的的工人组织武装，随后又以“清党”为名大肆捕杀各地的共产党人。

韩浚这才明白了当年蒋校长为何如此爽快同意自己和陈赓离开黄埔军校，因为蒋介石早就知道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

蒋介石巴不得他们主动走人不碍自己事，甚至给陈赓的学员档案上批示了“此生系共产党，不可带兵。”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中共中央四月下旬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韩浚受叶挺指派全权负责此次大会的安保工作。

韩浚知道此时局势紧张，虽然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拒不承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汪精卫的地盘上就是安全的。

为了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他除了明面上安排了荷枪实弹的保卫人员之外，还组织了一批便衣人员尾随所有代表进入会场，直到确认每个代表的身份后才能离开。韩浚这份缜密的心思给当时与会的毛泽东、董必武、瞿秋白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5月，驻宜昌的独立第13师师长夏斗寅和驻四川的第20军军长杨森发动叛乱。为表示自己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夏斗寅和杨森率部进攻武汉，企图一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

此时已是六神无主的武汉国民政府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让叶挺出兵镇压，韩浚也带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导营加入平叛战斗。

夏、杨的叛乱虽是奇袭但部队全无纪律，士气和组织度都很差一触即溃。在缺少重武器和炮火掩护的情况下，韩浚带部急行军先在咸宁的贺胜桥击退夏斗寅部，后来又在嘉鱼的半口击溃杨森部，自己却几乎没有伤亡。

贺龙在事后称赞韩浚是“带兵有方，用兵有策，布阵有谋”，能带一个学员教导营成功地击退了杨森一个军。还将自己20军的军官都组织起来成立培训班，交由韩浚训练。

经此一役，张发奎作为叶挺、韩浚等人的上级，越发受到武汉国民政府倚重，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张发奎下令成立总指挥部警卫团，韩浚也被调任成为警卫团参谋长。这个警卫团从团长卢德铭到中下层军官多为共产党，实际上是一支由中共中央控制的武装力量。

到1927年7月，最坏的事态发生了。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正式宣布“分共”，加入到了蒋介石的捕杀共产党人的行动中去。

曾是避难所的武汉国民政府变成了屠宰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只剩下武装斗争这一条道路。

出师未捷，行差踏错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人在江西南昌率先发动起义。8月2日深夜，卢德铭和韩浚收到了两封电报，一封是周逸群从南昌发来的，说“我们起义了，脱离了张发奎的部队”。

而另一封则正是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命令卢德铭和韩浚带领警卫团到九江待命准备镇压南昌起义。

卢德铭和韩浚商议，认为拉拢张发奎的策略已没有实现的可能，应该彻底放弃幻想，加入起义队伍，遂率部向南昌进发。

警卫团行军到武宁县时，卢德铭和韩浚获知起义部队已经南下转移，张发奎已经带军进入南昌。发现了警备团并没有按照自己命令行动的张发奎已经派兵赶来阻截，卢德铭和韩浚直接调头带警备团驻扎在旁边的修水县。命令部队在当地休整后，两人乔装偷偷折返武汉，试图重新联系上党组织。

卢德铭和韩浚在武汉城内见到了党的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她向二人转述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即“结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除此之外，还告知了两人中央要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指定卢德铭为总指挥、韩浚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卢德铭和韩浚还有向警予指派协助他们的另外六名干部，准备回去聚集部队发动起义的时候，他们却在返程中意外与崇阳县警备队发生冲突。

一部分人牺牲，剩下的人都走散了，卢德铭最终成功回到了部队以总指挥身份参与了之后的秋收起义。

另一方面，韩浚的运气就差了很多，曾面对千军万马都全身而退的他偏偏阴沟里翻船，在和崇阳县警备队的交火中受了伤。

身体状况导致韩浚最后连湖北省也未能走出，在通城县被驻军逮捕。好在他急中生智，化名陈仲锦，说自己是生意人，身上的枪伤是路上遇到了土匪被打的。逮捕韩浚的人并没有察觉他的真实身份，关押了他两个月后将其释放。

在当时风云变幻的局势下，两个月与世隔绝太致命了，韩浚完全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络，更不知道起义部队的动向。

一开始韩浚想回武汉看看能不能再和向警予碰面，但此时武汉的白色恐怖已达巅峰，曾经的联络点全部人去楼空。

对于今后的行动完全失去头绪的韩浚只好辗转到广东，找到了自己在张发奎的第四军任职时认识的第四军10师师长陈铭枢，在陈铭枢的介绍下获得了一个北海盐务处任秘书兼总务科长的职位。

然而韩浚没能安顿下来多久，得知消息的蒋介石发电报给陈铭枢说韩浚是共产党，让陈铭枢逮捕他。

陈铭枢念及同袍旧情没有照做，而是把这封电报给韩浚看，韩浚明白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广东去了上海。

刚到上海的韩浚还试图尝试在上海找党的联络人，但经过几个月的徒劳无功只得放弃。被逼的走投无路的韩浚开始想，会不会自己闹出点动静来让中央注意到我在这边，就会派人来和我联系了？

很快，韩浚在上海邀约原黄埔同学徐会之、陈烈、黄雍等人，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打出拥护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口号。韩浚作为“同学会”的组织部长，先后到北平、香港、太原同国民党各种反蒋派别联络。

然而不论他怎么努力，共产党始终没有主动联系他。因为韩浚自从被捕后这几年，一直交往联系的都是国民党高层，他的政治面貌实在是变得灰蒙蒙让人难以看清了。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数个地方实力派军阀纷纷通电反蒋。作为之前蒋介石对他们的“削藩”政策的回应，军阀联军向蒋介石逼宫要求他下台。

这场中原大战最终因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下场支持中央军，而以蒋介石的大获全胜告终，汪精卫也被迫出走香港。国民党内的各种反蒋派系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韩浚的黄埔革命同学会也只得解散。

革命多年却一事无成，1931年的韩浚陷入了巨大的绝望之中。正当他感到事业已经没有任何指望的时候，蒋介石却派人向他传话说，黄埔同学犹如亲兄弟，兄弟之间闹意气一时分开，只要回来还是一家人。

此时的韩浚就像是溺水的人看到救命稻草，几年的漂泊不定让他背叛了自己曾经的信仰，接受了蒋介石的招安，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种不计前嫌的言行有多么不符合蒋介石的为人。

蒋介石表现的如此大度有两条原因，第一是他已经打算认真剿灭红军，急需人手。第二是中原大战让他意识到地方实力派是靠不住的，他之后一直以上过黄埔军校的人为嫡系，韩浚作为黄埔一期学员接受招安可以给其他人打个样。

虽然口头上说还当韩浚是自己人，但蒋介石毕竟是信不过当过共产党又举过反蒋旗号的人。韩浚主动去南京求见蒋介石，最后只被任命为中央军校的政治教官。之后几年韩浚一直在教导部门和宣传部门间兜兜转转，始终不被交付军权。

直到1935年，也许蒋介石确认自己这个学生是真的绝了其他心思，将韩浚派到贵州遵义任第48师第一四四旅旅长。时隔八年韩浚再次担任军职，讽刺的是这大概也是他八年来离中共中央最近的一次，可他的身份却是国民党“剿匪”总司令部的少将旅长了。

御敌于外，不辱使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促使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对红军的围剿，不情不愿地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1937年，随着日军步步紧逼，韩浚跟随48师开赴前线，先后参加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时，周恩来正作为中共中央与国民政府联系的代表驻留武汉，但韩浚已经不知该以怎样表情去面对这个当年他和卢德铭打算去汇合的对象了。在周恩来停留武汉期间，韩浚最终一次也没有去见过他，这代表他的心目中已经视自己与共产党不再是同路人。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湖北省政府迁移到恩施。为了补充迅速消耗的军事干部，设立了行政干部训练团，韩浚再次暂离部队到训练团任教育长，为各级官员教授军事知识以做后备队。

1941年，韩浚被指派为第七十三军第77师师长。这支部队纪律性差缺乏战斗力，被驻地百姓骂为“害人害到底”的军队。韩浚到任后整顿军纪，加强训练，撤换不合格的军官，使部队的风貌为之一变。在同年年底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韩浚带领77师渡湘江增援长沙守军，作战十分英勇，获得了时任第74军军长王耀武的赏识。

1945年，韩浚在王耀武支持下升任73军中将军长。同年4月，韩浚率部在王耀武指挥下参加湘西会战。

在会战中，韩浚先是抓住日军47师团没有完成集结的破绽先下手为强击退敌军，后又故意放开资江江防，吸引日军强渡。趁日军渡船在江中心进退两难时，再以炮火和空中火力尽数歼灭。在韩浚有勇有谋的战法下，日军47师团直到会战结束也未能逾越73军的阵地。

可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韩浚始终肩负起了抵御外敌的责任。抗日战争结束后73军成为国民党的嫡系王牌部队，配发全套美式军械，被调往南京担任卫戍部队，成了蒋介石的“御林军”。

1946年，韩浚指派专人督建岳麓山“陆军73军抗战阵亡将士墓”，纪念自己那些为反抗日寇侵略而牺牲的战友。

二次入狱，落叶归根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内战，企图吞并所有解放区。韩浚的73军先是听命到济南打通胶济铁路，后驻扎到淄川、博山，对山东解放区发动进攻。

1947年1月，国民党认为解放军经历过之前的宿北、鲁南两次大歼灭战已经元气大伤，是时候集结主力一举在山东解放区首府全歼解放军主力。

蒋介石为确保此次会战万无一失，电令时任第二绥靖区总司令的王耀武不许藏私必须全力以赴，王耀武只得把自己手下最精锐的73军派出助战。

此时韩浚自负兵强马壮，完全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陈毅、黎玉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已经和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兵力得到极大补充。

至2月，陈毅观察到此次国民党的进攻分南北两个集团，南线集团抱团行进十分小心，很难消灭。但是北线集团，也就是以韩浚的73军、霍守义的12军、韩练成的46军组成，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的这个兵团，却没有一样的谨慎。

2月5日，陈毅和粟裕、谭震林共同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在南线佯装撤退，转战北线全歼李仙洲集团的计划，获得批准。

2月15日，国军占领了被华东野战军故意让出的临沂。在国民党内部还沉浸在“临沂大捷”的喜悦之中时，王耀武却嗅出了不寻常的气息，他认为解放军一向难缠怎会不战自退，警告李仙洲回师北撤。

然而此时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已经听不进去这种“悲观”的意见，他认准华东野战军是要西渡撤退，急令李仙洲停止后撤南下追击。李仙洲不敢抗命，2月17日，李仙洲兵团总部和韩浚的73军占据莱芜，一头扎进了陈毅和粟裕准备好的口袋里。

2月19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到达莱芜。20日，解放军开始对李仙洲兵团发动总攻。和73军一起被围的46军军长韩练成其实早已被陈毅策反，在解放军攻势开始后他就故意藏匿了行踪。失去指挥的46军变成一盘散沙，逃跑的46军士兵冲入73军引发混乱，让73军也很快溃败。

23日，韩浚率军离开莱芜城，多次尝试向不同方向突围，均遭到解放军阻击。到当日晚上，韩浚带着最后一点残兵退到了几十华里外的青石关。

此时韩浚已是又累又饿，万念俱灰，部下建议向追击他们的解放军投降，韩浚只得沉默以对。之后73军主动向解放军投降说他们已经跑不动了，并坦承他们的军长韩浚也在这里，韩浚就这样被解放军生俘了。

被俘后的韩浚先是被送到后方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又与其他国民党高级军官一起被转移到被民间称为“功德林监狱”的“北京战犯管理所”。

一堆战绩彪炳的将军们被关押在一起，难免时不时凑在一起侃大山，上演“忆往昔峥嵘月稠”的戏码，但当韩浚说出自己当年曾经差点参与秋收起义，要是没有在湖北被捕，论资排辈说不定今天他还是新中国的元帅，其他人也只能讪笑了。

在功德林学习改造了十几年后，韩浚也逐渐看开了，不再对自己阴差阳错的过往耿耿于怀。1962年底，韩浚成为功德林里第三批被特赦的战犯，重获自由。

根据韩浚本人的要求，政府安排他回到武汉定居。1963年，韩浚出任湖北省政协文史专员。1977年，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委员。之后到1983年，他又当选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晚年的韩浚积极参政议政，努力为建设自己的家乡湖北做贡献。同时作为中国革命的亲历者，他也书写了很多文史材料，如《从警卫团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湘鄂西“清剿”亲历记》、《莱芜战役回忆片断》、《黄埔老校友忆黄埔》等等，为后人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提供了宝贵参考。

韩浚对自己后半生的总结，完全可以用他写的《九十述怀》一文里的内容回答：

“像我这样的被关押多年而获新生的人，被特赦后，二十多年来我个人的生活及家人景况，都使我十分欣慰，因此个人也感到身心健康。”

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韩浚，在人生的最后消除了迷惘，回归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最终韩浚在1989年9月7日在武汉逝世，终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