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因多次在不同场合对同事进行辱骂，被迫使同事以自残方式打破玻璃，割伤颈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此后，受害同事出现严重的抑郁情绪。最终，黄某将王某告上法庭，追讨法律公正。
近日，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消息公布，王某被认定为侵犯他人名誉权，法院判决其需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并赔偿相关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费。
王某是北京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而原告黄某则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并担任副总经理。事情的起因追溯到2022年1月，当时王某出差至张家口，期间遭到他人跟踪并被堵截。由于知晓其出差行程的人极为有限，王某怀疑是黄某泄露了自己的行程信息。
在2022年1月9日的一次公司例会上，王某提到他在张家口出差期间被跟踪，并认为此事与公司内部成员有关，直指黄某。在他的叙述后，王某要求公司的其他领导对这一情况做出评价，明确指出谁是“内鬼”。会议上，其他与会者纷纷附和，但黄某对此予以明确否认。
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争论愈加激烈，情绪也愈发高涨。为捍卫自己的清白，黄某冲动之下将一件玻璃器物摔碎，导致自己颈部受伤，随后在众人的惊叫声中被紧急送往医院。然而，事态并未就此平息。
随后几天，王某在多个微信群内多次对黄某进行辱骂。自1月11日起，虽然缺乏实质性的证据，但王某还是在公司会议、物业大家庭、股东群、区域经理群等众多微信群中发布了内容，指责黄某“损害公司利益”、“地道的汉奸”等，内容直接指向黄某涉嫌倒卖公司项目。这引发了群内其他成员的附和，纷纷将黄某称之为“汉奸”、“内鬼”、“叛徒”、“黑恶势力”、“锄奸”等。
对此，黄某曾在群中发布了个人声明的截图，表示自己并没有参与群聊中讨论的事情，并将对相关人员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尽管如此，王某对黄某的攻击并未停止。黄某表示，因无法忍受这种困扰，他情绪大受打击，经过医院的诊断，结果显示他已经出现了重度抑郁情绪。因此，黄某认为，王某的行为对他的名誉造成了严重损害，导致他的社会评价大幅下降，并严重干扰了他的正常工作与生活。
于是，他决定将王某诉至东城区法院，要求其停止侵权言论、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还请求法院恢复他的名誉，并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庭审中，王某坚称自己并未对黄某进行侮辱或诽谤，也未发布不实的言论来损害他的名誉。他认为黄某所提及的微信群并不属于公共空间，缺乏公开性，因此其行为并没有导致黄某社会评价的降低。
经过审理，东城区法院认为，黄某与王某是同事关系，而王某作为公司的管理者，然而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黄某泄露了其行踪的情况下，王某在多个与会人员参与的公司例会上直接指向黄某，并使用“内鬼”等言辞进行指责，导致其他与会人员跟风附和，最终导致黄某情绪激动，甚至自残受伤。
在随后的行为中，王某依然在微信群内无端且毫无依据地发布了对黄某的攻击性言论，称“二黄伪造国家机关公有住房文件”，指责其“获得高点数收益并接受对方礼品”，更是随意使用“汉奸”、“邪不压正”等字眼指向黄某。这些行为侵害了黄某的人格尊严，法院基于此做出了对王某的侵权认定。
在一起名誉权侵权案中，王某主张微信群的性质并不具备公开性，然而东城法院对此并未表示认同。法庭指出，普通公众的声誉主要受其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他人的评价影响，这与明星等公众人物的情况不同。王某所发布的消息正是在其单位的工作群中进行，该微信群成员众多，并且已经导致其他同事因王某的言论产生对黄某的负面评价。
因此，法院对王某的辩护不予采信。经过认真审理后，东城法院裁定王某侵犯了黄某的名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第一千条第一款及第一千零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法院决定判令王某在判决生效后的十天内，必须在公司会议、物业大家庭、股东群、区域经理群以及公司班子信息沟通平台的微信群中，向原告黄某公开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恢复名誉。
此外，王某还需赔偿黄某因医疗费用所产生的损失2173.43元，及精神抚慰金3000元。在案件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相关后续执行程序也在进行中。法官荣慧对此案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她指出，《民法典》专门设立章节来规定公民的人格权，其中名誉权作为具体的人格权之一，近年来涉及名誉权的侵权纠纷屡见不鲜。
法官强调，《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通过侮辱、诽谤等手段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在本案中，王某的侵权行为不仅发生在公司的例会这个现实空间，同时也扩展到了微信群这一虚拟网络空间，造成了黄某的社会评价受到损害。
因此，王某必须为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荣慧法官提到，《民法典》赋予了人格权受侵害者一系列的权利，包括要求侵权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名誉及赔礼道歉等。如果名誉权遭受侵害，受害者还有权向警方报案，要求对侵权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并消除不良影响。如果受害者因侵权行为而受到精神损害，甚至可以申请精神损害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