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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宋代，茶和茶文化在当时繁荣的社会环境下快速发展。在当时文人雅士甚至封建帝王的推波助澜下，点茶法逐渐取代了煎茶法，风靡于全国，成为宋代饮茶的主流方式。随着点茶的普及，斗茶便在浓厚的茶文化氛围中诞生，成为宋代茶文化发展到顶峰的标志。

明清时期是我国饮茶方式再次剧变的时期。随着宋代灭亡，茶和茶文化的发展出现一定的减缓甚至停滞。到了元代及明清时期，茶则以一种更为现代化的方式再次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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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我国饮茶方式由前朝的点茶、煎茶向明清散茶冲泡转变的特殊过渡时期。

元代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统治政权的朝代。政权建立后，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开始互相交流并融合。茶与茶文化也正是在这时开始进入并影响统治阶级，并在统治阶级的影响下反馈给整个社会。

笔者认为，元代饮茶方式的过渡性也正是来源于此次民族文化的互相融合。

虽然元代统治者大力推行学习汉文化，但由于蒙古族自身以肉奶为主的饮食习惯和粗犷豪放的性格，宋代工序繁复的点茶文化未能很好地传播和吸收，制作简单、饮用方便的散茶开始兴起。与此同时，蒙古人还结合本民族的饮食风格，在末茶中加入酥油等配料，创造出诸如“炒茶”、“兰膏”、“酥签”等饮茶方式。

由于上述原因，元代呈现出饼（团）茶、散茶共存且重散略饼的局面，茶的饮用方式也多围绕这两种形态发展。

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写道：“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其中，茗茶即为散茶，由新鲜茶叶“先以汤泡去熏气，以汤煎饮之”；末茶则是将茶芽烘干再碾碎成末，多用于点茶，与宋代点茶相同；腊茶即为团茶，延续了宋代团茶的制作技艺，较为珍贵。

不同形式的饮茶方式流行的范围也不同。茗茶由于制作方式简单、饮用快捷等原因，在广大平民百姓间流行；用于点茶的末茶则在宋代灭亡后未能大范围流传，形成了“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者甚少”的局面；腊茶则由于原料珍贵、制作手段繁杂等原因仅被用于贡品，存在于在皇家和上层社会中。

随之改变的，还有元代的茶器。由于散茶煎煮冲泡程序简单，宋代多种点茶器具便慢慢弃之不用，仅保留了茶壶、茶盏等器具。

另外，元代还出现了其他多种不同形态的茶。

例如元代的花茶。元代陈元靓《事林广记》中记载：“百花香茶”，制法是：“木犀、茉莉、橘花、表馨等花，又依前法薰之。”所谓“前法”即前文制“脑麝香茶”之法，即以花薰茶于容器之中。另有元代袁桷有诗云：“山后天寒不识花，家家高晒芍药芽。南客初来未谙俗，下马入门犹索茶。”可见在当时芍药芽也被用于制茶。

《事林广记》中还载有“擂茶”，十分接近现代我国南方地区的擂茶习俗。方法为：“将茶芽汤浸软，同去皮炒熟芝麻擂极细，入川椒末盐酥糖饼再擂匀细，如干，旋添浸茶汤。如无糖饼，斟酌以干面代之。入锅煎熟，随意加生栗子片、松子仁、胡桃或酥油，同擂，煎熟尤妙。如无草茶，只用末茶亦可。与芝麻同擂亦妙。”

随着民族交流的发展，元代整个茶风和价值取向处于转变期。散茶逐渐普及，出现了泡茶的雏形，花茶制作方法完备，这对明清茶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元代于1271年开始至1368年止，其较短的存在时间（98年）和朝代起止时的割据战争，导致当时的社会环境未能为茶和茶文化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孕育创新时间和稳定繁荣的客观条件，主要体现在元代茶树的种植技术相对于宋代并无明显进步，而元代也未曾出现类似《茶经》、《大观茶论》等的茶类专著。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多种饮茶方式并存的现象也反映在当时的民间艺术形式——元杂剧中。

马致远《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第三折【醉春风】：“石鼎内烹茶芽，瓦瓶中天净水。”以及《半夜雷轰荐福碑》第三折：“涧水煎茶烧竹枝，袈裟零落任风吹。”又如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第二折：“（长老云）你吃茶去！（净行者云）捣蒜泡茶来！”等，皆是描写茗茶的冲煮。

而郑光祖《醉思乡王粲登楼》第二折写道：“（蒯越云）点汤！（正末云）我来到这里，你还点汤！”也被部分学者认为是记载的“点茶”的情形。

元代饮茶方式的特点在于其过渡性，茶叶存在形式和饮茶风尚承宋启明，处于由饼茶向散茶的转变过程中。明代丘濬（又作邱濬）在1486年的《大学衍义补》中提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其茶有末茶（团茶），有叶茶（散茶）......《元志》犹有末茶之说，今世惟闽广间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全国，外夷依然，世不复知有末茶矣。”

到了明代，在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之下，末茶彻底从主流茶舞台退出，简便的瀹饮法成为主流的饮茶方式，现有的主要茶类也开始逐渐出现，并传承至今。

下期文章将详细讲述明清时期的茶饮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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