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光绪朝以前，全国范围内共设有八位总督。从地位与权势维度审视，直隶总督在其中堪称首屈一指。然而，若从职责执掌的难易程度以及君主的重视程度来考量，直隶总督却又稍逊于两江总督。此观点并非无端之论，敬请诸君耐心聆听，细酌其中逻辑。

晚清时期，中兴名臣胡林翼之父胡达源，对两江总督这一职位曾作出颇为客观的评判。

从天下地缘政治格局而言，占据西北之地，便具备掌控东南之优势。东南地区作为贡赋的主要产出地，财货富足，为天子、百官及商贾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故而，若能妥善治理东南，天下即可实现大治。金陵，作为东南地区首屈一指的重要都会，处于总制管辖之下。南昌，亦是吴楚地域的一大都会，同样归属于总制治理范畴。此二地幅员辽阔，劳役繁杂且赋税沉重，有三项至关重要的政务，分别为水利治理、漕运管理以及盐政掌控。此三者，若其中一项治理不善，天下便会陷入困境。由此可见，总制之职相较于其他省份更为艰巨，非得具备卓越智慧、深沉谋略且能统筹全局之人才，难以胜任，否则往往难以达成良好治理成效。

在朝廷的政务体系中，选拔合适的两江总督人选，始终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而对于已就任两江总督之职者，有效治理两江地区同样面临诸多艰巨难题。这两大难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深刻影响着两江地区的管理与朝廷的统治格局。

【先来说江督的任职资格问题】

两江地区与直隶在政治地缘格局上存在显著差异。直隶因毗邻京畿，处于朝廷严密监控范畴之内，这一特殊地缘条件赋予朝廷在直隶总督人选的抉择上拥有更为宽泛的空间。朝廷选拔直隶总督时，既能够任用旗人，亦可以挑选汉人。此种任用机制，正是致使历任直隶总督中汉人占比较大的核心缘由所在。

两江地区，因地理位置距京师较远，朝廷对其态度呈现出一种复杂状态：既意识到其于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却又难以完全秉持信任态度。该区域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不仅是国家财赋的关键来源地，亦是人文昌盛之所。而两江总督一职，执掌军政、盐务、漕运、河工等诸多重要事务，在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着首屈一指的关键地位。

在帝王择选两江总督这一要职时，所考量的核心标准主要聚焦于忠诚与能力两个维度。于帝王视角而言，忠诚之要素在重要性排序上优先于能力。然而，现实情况是，兼备此二者的人选极为稀缺。八旗子弟虽在忠诚层面堪称可靠，但其能力水平往往难以契合岗位要求；反观汉族官员，虽不乏具备出众能力者，却因诸多缘由，难以赢得帝王全然的信任。

故而，于江督人选的考量上，必要之时需兼顾忠诚与能力两方面的因素。自清初至道光朝前期，出任两江总督一职者，旗人占据主导地位，其比例逾七成。此情形表明，朝廷始终紧握东南这一关键要缺，牢牢掌控在旗人之手，对授予汉人极为审慎。

在确定江督人选时，首要原则是优先从旗人群体中选拔。而针对旗人群体，在选拔过程中还需遵循一系列特定的任职标准。

自乾隆初期起，两江总督一职的任命便形成定制。每当此职位出现空缺，遴选标准为从当下各省督抚中选拔能力卓越者进行调任。实际情况显示，由外省巡抚升任两江总督的案例相对稀少，更多是总督之间的平级调动。此外，该职位通常不会直接从京城选派官员任职。

其次，于官员选拔任用考量范畴内，曾在两江地区履职的官员享有优先地位。以江督职位出现空缺为例，若军机处提名湖广总督与四川总督候选，鉴于湖广总督曾于江苏巡抚或布政使任上效力，而四川总督并无两江地区任职经历，在此种情形下，湖广总督获任该职的可能性便相对较高。

【再说两江治理难得问题】

两江总督一职，位居东南要津，且极具优渥条件，向来为各方所垂涎，诸多官员皆盼能主政两江。然而，此职位背后的艰难困苦，非亲身经历者难以洞悉。以乾隆时期声名远扬的封疆大吏李世杰为例，其在出任两江总督后，便曾发出感慨：

两江地域广袤，政务繁杂，其管理体系涉及多方要员。除三位巡抚外，另有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各一，织造二人，盐政官员一名，此外还有巡使及榷关官员等。这些官员皆有权具折上奏。在此情形下，若一人置身于十数位高级官员之中，既难以采取一味迁就之策，亦不可径直行事，故吾难以担此重任。

李世杰出身低微，却凭借自身不懈努力，于仕途自基层稳步攀升，终至封疆大吏之位。因其兼具忠诚之品质与卓越之才能，故而深受乾隆帝的信赖。李世杰所处之江督一职，连他本人都深感治理难度颇大，由此推之，若换作他人担此重任，恐更难妥善谋划与施政。

事实上，在两江地区的文官体系架构中，江督在一众官员里占据领衔地位。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于江苏地域，还设置有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虽然这两位总督在官阶品级上较江督稍逊一筹，但其所分管的具体事务，并不受江督的辖制与管控。

漕运与河工各自构成独立体系，其有效运作仰赖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协同配合。若出现相关问题，致使漕粮征收受阻或河工推进延误，即便两江总督并非主要责任承担者，亦至少会遭受相应惩处。

两江总督作为统辖两江地区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各自的行政与民政事务，则分别由三省巡抚负责主理。

在清代的政治体制架构中，总督与巡抚并非单纯的上下级统属关系，二者之间产生龃龉亦为常见现象。两江总督虽在名义上位居高位，承担着协调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巡抚之职责，然其工作推进颇具难度。以曾国藩任职两江总督期间为例，彼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便未遵循其调遣指令，致使双方关系一度剑拔弩张。

再者，两江地区设有两淮盐政一职。在两江总督尚未兼理盐政事务之时，两淮盐政并不受总督衙门的管辖与约束。同时，此地还存在江宁织造与苏州织造这两个机构，二者皆隶属于内务府，主要职责是为皇室办理私家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两江总督不仅无权对其进行节制，甚至出于各种因素考量，还需对其加以笼络。

以清朝康熙年间江宁织造一职为例，此为极具代表性之例。彼时，曹氏家族数代承袭江宁织造这一要职。在其家族鼎盛之际，康熙帝特赋予曹家密折上奏特权。凭借此权，曹家肩负起监察江南士子与朝廷百官之责。即便是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若欲单独向康熙皇帝呈递密折，亦需借助曹家之力方可实现。

李世杰提及的巡漕与榷关，具体所指为巡漕御史以及两江区域内的诸税关。从行政层级角度审视，此类官职与机构级别相对不高，在权力架构中，其对两江总督的制衡效能颇为有限。

在两江地区及其辖下三省，设有三位总督与三位巡抚，同时配置盐政、织造等官职。这些任职官员皆为皇帝的心膂股肱，均享有单独呈递密折奏事之特权。于这般缜密完备的监察体系之中，两江总督若欲有所建树、开创功绩，势必要拥有超乎常人的睿智与谋虑方可达成。

在清代历史进程中，就两江总督这一重要职位而言，除乾隆时期有少数几位两江总督任期相对较长外，绝大多数两江总督在职时长颇为短暂。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固然与旗人群体在行政能力方面相较于汉族官员存在一定差距有关；另一方面，当时复杂的客观环境同样是致使两江总督难以长期履职的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