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金战争前期，成吉思汗顺手打服了高丽。

不过，高丽人貌似并不服蒙古人。

之后的十几年，高丽时叛时附。每当蒙古大军撤走，高丽人就会背叛。每当蒙古大军卷土重来，高丽人就会举旗投降。

由于当时蒙古要专心灭金，没有过多精力对付高丽，因而蒙古和高丽之间也就大致维持了一种明面上的藩属关系。

1232年，窝阔台亲率大军南征，发动灭金战役。高丽的贵族们瞅准时机，杀了蒙古派来的七十多个达鲁花赤（也就是督官），再次背叛蒙古。

得知消息后，窝阔台非常生气。他再次派兵征讨，结果领兵大将撒礼塔阴沟里翻船，在征讨期间被流矢射杀。这一下，高丽人的心气大增，居然冲出朝鲜半岛，杀进了蒙古人的地盘。

这件事发生在1233年，也就是蒙古联宋灭金的关键时刻。

小小的高丽人在背后舞刀弄枪，窝阔台简直要气疯了。

与之同时，由于术赤死得太早，由其建立的钦察汗国在西边的压力巨大，大有被罗斯联军赶出第聂伯河流域的趋势。

身在异域，不进则退。当年成吉思汗辛苦打下的地盘，如果在自己手上搞丢了，那未免太丢人现眼了。于是，窝阔台便在灭金的空隙，召开了全族大会，商量怎样解决问题。

后来经过商议，窝阔台决定灭金之后，将蒙古军主力调回本部，用于发动第二次西征，彻底征服东欧。

同时，再派出一部分兵力征讨高丽，彻底打服这个“变色龙”。

1234年正月，在蒙宋联军的夹击下，金国灭亡。

之后，按照此前制定的计划，蒙古军主力撤至黄河以北，为接下来的西征和东征做准备。至于新攻取的河南地区，窝阔台只留下了很少的部队驻防。

作为北宋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开封）所在，河南历来为南宋所重视。

得知蒙古军主力北撤，当时亲政不久的宋理宗赵昀立即就想发兵打过去。

见皇帝有意北伐，宰相郑清之很快就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端平入洛，规复中原。

出兵收复河南，这是大事，宋理宗不敢纲乾独断，便召开朝议，让大臣都谈谈看法。

在朝议时，沿江制置副使赵范力挺宋理宗，并将郑清之的方案进一步细化，提出“据关守河”主张。也就是吞下此前金国的“关河防线”，把南宋的国境防线从淮河、大散关一线，向北推进至黄河、潼关一线。

这样一来，宋朝不仅可以收复开封、洛阳等重镇，提振民心士气。还能将战线向北推几百里，扩大战略腹地。

这个计划太诱人了，宋理宗当即就想批准。

当然，按照宋朝的惯例，有人附和宋理宗，自然就有人反对。

当时一个叫吴渊的官员就对北伐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长年的战争让河南地区哀鸿遍野，饥民相食，无法给大军提供足够的军需支持。即使宋军可以趁虚收复三京，最终也很难守住。

除了吴渊外，参知政事乔行简和京湖置制使史嵩之也明确反对北伐。他们的理由和吴渊差不多，即认为宋朝的军力、财力不足以北伐。兵派少了，即便能够收复三京，最终也守不住。多派点兵，不仅兵力和财力无法支持，而且既有的两淮防线也会受影响。

另外，吴渊、乔行简还都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贸然北伐，必然会遭致蒙古军的报复。而以宋军现在的战备状况，还无法应付与蒙古的全面战争。

实事求是地说，反对北伐的官员，说得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由于乔行简与郑清之向来有矛盾，两人经常相互拆台，为了反对而反对。

加之史嵩之与赵范也有矛盾，这两人一个坐镇荆湖，一个坐镇淮西，平起平坐，很多人认为史嵩之反对北伐，是因为"端平入洛"是郑清之和赵范等人提出来的，他作为配角，就算这次军事行动成功了，头功也落不到他的身上。他不愿意给人做嫁衣。

因而，宋理宗也就只把乔行简、史嵩之的谏言当成是党争行为，最后还是批准了赵范的方案。

1234年五月，宋理宗首先下诏罢免了史嵩之等主守派官员，给这些人放长假，免得北伐期间这些反对派在后方搞小动作。

随后，宋理宗又任命赵范之弟赵葵为收复三京的主帅，统率五万宋军北伐。

六月间，宋军正式开始北进。打头阵的是原淮西置制使全子才，他率领万余名淮西兵自庐州出发，目的地是原北宋旧都开封。

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进入开封，实现了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

当宋理宗听说开封光复的消息后，大喜过望。随即任命赵范为东京（开封）留守，赵葵为南京（商丘应天府）留守，全子才为西京（洛阳）留守，并在临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然而，宋军此时收复的开封，已经不是《清明上河图》中的那座繁华都市了。

这座曾经超过百万的巨型都市，在经历了多次战乱后，城内只剩守军六百余人、居民一千多家。整个城市破烂不堪，只有大相国寺和原先北宋的宫殿变化不大。

开封只是一座空城，这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是的，城中没有粮草！

宋朝的奇葩军制，注定了北伐军不会携带很多粮草。现在开封城内又无粮，这还打个屁呀！

无奈之下，全子才只好命令部队就地驻留，等着后方的粮草运至开封后，再继续进军，直抵黄河南岸，完成既定目标。

可是就在这个宋军与时间赛跑的关键时刻，怕什么来什么。

史嵩之

宋理宗先前罢免史嵩之，就是怕他在北伐期间扯后腿。

然而，史嵩之虽然被停职了，可他仍然有搞风搅雨的能力。

全子才率部北伐期间，在史嵩之的教唆下，京湖制置司在运粮这件事上，阳奉阴违，故意在路上磨磨蹭蹭。

到了七月中旬，主帅赵葵率主力抵达开封。

见襄阳的粮草始终不至，赵葵只得一面催促自己麾下的淮西制置司向前线运粮。一面搜尽开封城内的物资，并命令徐敏子和杨义各率一支人马，带着临时筹集的粮草，尽快进取洛阳。

七月二十六日晚，徐敏子率部抵达洛阳，城内没有守军，只有几千老百姓。

第二天天亮，在确认安全后，徐敏子率一万三千宋军进入洛阳城。

至此，宋军拼尽全力，总算是大体完成了既定目标。接下来只要再拿下潼关，那么据潼关守黄河的战略规划就能实现。

可是，徐敏子在洛阳等了三天，始终不见运粮大队踪影。无奈之下，徐敏子也只好命令部队就地休整，坐等粮草运至之后再继续西取潼关。

得知徐敏子没有按计划攻占潼关，赵葵大发雷霆，因为有情报显示，关中的蒙古军正在通过潼关，往洛阳方向运动。

但是，此时赵葵再怎么发脾气，也是一点用也没有。

襄阳是史嵩之的势力范围，他管不着。

淮西虽然是他的地盘，可是此前蒙古人撤离时，掘开了黄河大堤，导致淮北洪水泛滥。

在这种情况下，健壮的士兵带着军械行军都万分艰难，更何况是牛马人力所拉的运粮车呢？

这种客观条件导致的困难，不是长官靠一两句命令就能让大家克服的。

到了八月初一，运粮的部队还在路上折腾，而前线的宋军已经断粮了。

几万大军面临着饿肚子，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而就在此时，蒙古军的先锋抵达了洛阳城下。在与宋军一番激战后，蒙古军首先重创了杨义的部队，随后又包围了驻守洛阳城内的徐敏子部。

洛阳城外是蒙古军，城内空无一粟，并且开封的宋军也断粮了，无法增援。此时此刻的徐敏子感受到了绝望。

无奈之下，徐敏子只好下令突围，带着部队往东南方向的光州（河南潢川）撤退。

后来在突围期间，徐敏子所部边战、边退、边找吃的，一万三千人，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有徐敏子带着的三百名步兵，一路吃着树皮草根，侥幸撤到了光州。

宋军入洛又失洛的消息传到了开封，赵葵大惊失色。他和全子才商量了半天，始终拿不出好主意，最终只得下令撤退。

临走之前，赵葵回头凝望开封，心如刀绞。

五万大军，假如有一个月的粮草，肯定能跟蒙古军较量一番。如果打赢了，完成据关守河的伟业，自己必然能名留青史！

可是现在由于粮草不济，竟然功败垂成，这种失败让赵葵很难接受。

八月初五，赵葵率部撤离开封，向南撤退。

由于在撤退之前，赵葵没跟士兵们交代清楚，很多士兵都以为是去增援洛阳，结果出城之后才发现是撤退。

于是，宋军的这次撤退便从一开始就是混乱不堪，人心涣散。这导致宋军携带的辎重在撤退途中，全部被遗弃在了中原。

而让人更郁闷的是，后方的粮食此时终于运进了河南境内。

但前线宋军此时已经溃退了下来，粮草运来了又有何用呢？

后来在蒙古军的追杀后，负责运粮的兵士和民夫也随着前线宋军一起溃逃，结果这又导致宋廷辛苦筹集的百万石粮草被蒙古军缴获。

事后盘点一下，端平入洛直接导致了四个恶劣影响：

第一是物质损失。南宋的国防力量因北伐失利而急剧削弱，不仅军民死伤十余万人，还有近百万石粮草和大量战械辎重遗留在了敌境。

第二是加深了宋廷的混乱。北伐失败后，南宋官员不是总结经验教训，精诚团结，一致对敌，而是再一次互相攻讦，造成了朝政的进一步混乱。

第三是心理伤害。端平入洛的失败给宋理宗造成了沉重的心理打击。北伐之前，宋理宗热情高涨。北伐失败后，宋理宗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先的热情灰飞烟灭，取而代之是颓丧不振的消极态度。如果说宋理宗的这种消极表现只是一时的，那倒也罢了。要命的是，宋理宗的消极贯穿于他之后三十年的执政期。

可以说，宋理宗自从这件事后，就再也没有打起过精神。南宋后期的很多冤假错案，很多短视行为，几乎都是因为宋理宗的颓丧不振而埋下的恶果。

第四点，自然就是激化了蒙宋矛盾。

北伐失利后，为了缓和矛盾，宋朝第一时间派人到蒙古谈判，但谈判失利。

1234年年底，窝阔台遣使赴临安，谴责宋廷“败盟”。

此时窝阔台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准备出兵伐宋。只不过准备工作还没完成，暂时还无法开战。

到了1235年春，蒙古军的战备工作完成。随即，窝阔台下令蒙古大军三线出击，发动世界战争：

其中的东线战场，由大将唐古统领蒙古、糺军、汉军，讨伐高丽。

西线战场，窝阔台命各支宗室以长子统率出征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派长子率军从征。诸王以术赤次子拔都为首，以老将速不台为主帅，发动第二次西征。

南线战场，窝阔台以宋背盟为由，遣军三路攻宋。一路由皇子阔出率领，进攻宋朝的荆襄地区；一路由皇子阔端率领，进攻宋朝的四川；一路由大将阿术鲁率领，进攻两淮。

由此，宋蒙战争全面爆发。

1235年十二月，在三路蒙古大军的猛攻下，宋朝丧地连连。

其中的四川战场，蒙古军在巩昌（甘肃陇西）迫降金国旧将汪世显后，以汪世显为先锋，连克宋军多个军事要塞。而南宋的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刚褊自用，御敌无方，蒙古军大有拿下汉中之势。

关键时刻，屯驻石门（今陕西略阳西北）的利州都统制曹友闻与其弟曹友万挺身而出，连战连胜，收复仙人关等要隘，将蒙古军赶出了宋境。

然而再厉害的高手，终究也敌不过猪队友的扯后腿。

1236年七月，蒙古军由陈仓道进入秦岭，再次对宋朝发动进攻。

当时，曹友闻扼守仙人关，将蒙古军挡在仙人关外寸步难行。但赵彦呐在得知蒙古军攻破武休关，即将要攻打阳平关后，却让曹友闻放弃仙人关，回援阳平关。

曹友闻认为阳平关一带地势平坦，有利于蒙古骑兵进攻，而不利于我方步兵防守，便强烈建议继续扼守仙人关，威胁蒙军后方。结果赵彦呐不听，一天七道令牌迫使曹友闻回防。

九月九日，曹友闻顶不住赵彦呐的压力，被迫放弃仙人关，率部退至阳平关附近的擂鼓台。

按理说，阳平关也是险隘，如果赵彦呐和曹友闻能携手抗敌，也有很大概率将蒙古军阻止于此。

然而，当曹友闻移防阳平关后，赵彦呐却带着本部三万大军跑到了剑门关。这简直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坑货。

之后的战斗，曹友闻与弟弟曹友万面对十几倍的敌人，拼死杀敌。但无奈兵力过于悬殊，最终兄弟二人双双战死沙场。而坑货赵彦呐自始至终没有往阳平关方向派去过一兵一卒增援。

最让人感到愤怒的是，曹氏兄弟战死，阳平关失守后，赵彦呐闻讯，不是慷慨迎战，弥补自己的过错。而是继续率军远遁。先逃到了成都，后又逃至夔州（重庆奉节）。

上梁不正下梁歪，身为长官的赵彦呐如此贪生怕死，四川各地的官员自然是上行下效，纷纷仿效赵彦呐，弃城逃亡。

由此，蒙古军长驱直入，连破利州、阆州、顺庆、潼川，如入无人之境，轻取成都。

拿下成都后，阔端下令，蒙古军分兵四处劫掠。原本富庶的天府之国遭此浩劫，瞬间变得满目疮痍、残破不堪。

事后，由于人心不附，阔端下令撤军，宋军又陆续收复失地。

南宋朝廷朝廷在得知了曹友闻的事情下，特赠曹友闻为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毅节”。

至于赵彦呐，则被罢官，贬至衡州。

不过，这种处罚对于赵彦呐而言，几乎等于没有处分。

因为蒙古军虽然走了。可蒙古军在撤退的途中，顺手摧毁了大散关、武休关、仙人关、七方关等要塞，令巴蜀的门户洞开，四川自此成为不设防之地。

之后的几十年，蒙古军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宋军根本无法依靠秦岭、大巴山御敌。

造成如此恶劣的后果，赵彦呐就算是被凌迟处死也不为过。但宋廷对的他处分仅仅只是流放而已。这可不就是几乎等于没惩罚。

就在蒙古西路军劫掠四川的同时。蒙古的中路军也长驱直入，连克唐州、邓州等地，并拿下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襄阳。

蒙古中路军拿下襄阳后，主帅阔出突然病死。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蒙古军接下来的南征。

窝阔台派忒木台率军继续南下，在随后的战斗中，随州、荆门、枣阳、郢州等地陆续失陷，蒙古军将南宋的整条京湖防线打得千疮百孔。

成都陷落，京湖崩溃，襄阳沦陷，蒙古铁骑兵临长江，随时准备攻打江陵（湖北荆州）！

一旦江陵也沦陷，蒙古中路军便可兵分两路，一路逆江而上，西攻川蜀，与蒙古西路军联手包抄川东宋军；一路则可顺江南下，直捣江南。

面对这一幕，宋廷上下彻底慌了。

在慌乱之下，宋理宗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且非常明智的决定——命令驻守黄州（湖北黄冈）孟珙驰援江陵。

1236年十月，临危受命的孟珙在缺兵少船的情况下，兵出奇招，命令士兵在长江沿岸增设火炬，每夜不熄，同时下令让将士们在沿岸疯狂游走，以图壮大声势。

宋军按照孟珙之计，在江南列烛照江达数十里。江北的蒙古军摸不清虚实，还以为宋军的主力增援而至，便没有第一时间发动渡江作战。

趁着蒙古军迟疑，孟珙立即组织敢死队悄悄渡江，把江对岸的蒙古军的战船一把火都烧了。

没有了战船，蒙古军无法渡江，只好退回襄阳。由此，宋朝岌岌可危的长江防线也暂时得以稳固。

不过，蒙古军控制襄阳，随时都可以再次南下。为了彻底解决隐患，孟珙筹集兵马粮草，意图收复失地。

但就在此时，蒙古东路军开始行动了。在大将口温不花统领下，蒙古东路军以固始为突破口，将南宋的淮西战区强行撕开缺口，连克蕲州、舒州、光州等地，意图断掉孟珙的大本营黄州。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孟珙临危不乱，率军救援，连战连捷，打得蒙古军不敢再窥视黄州。

战后，孟珙以战功擢升为京西湖北安抚制置使，兼知岳州，成为南宋中部战场的主帅。而蒙古军在被孟珙连续痛揍后，再也不敢挑衅，只好将兵锋转至安丰（安徽寿县）。

不过挑柿子拣软的捏的蒙古军，这一次在安丰再次遭到当地守军的痛击。

当时，负责安丰防务的官员叫杜杲。

面对蒙古军的围攻，杜杲发明了一种移动木制塔楼，这种木制塔楼相互间以横木相连，宋军以塔楼为依托，屡屡挫败蒙古军的围攻。

1238年初，在杜杲的指挥下，安丰宋军一连顶住了蒙古军的几十次进攻，成功撑到了援军到来。

后来在宋军的内外夹击之下，围攻安丰的蒙古军大败，丢下一万多具尸体仓皇逃跑。

八个月后，不甘心失利的蒙古军卷土重来。

这一次，蒙古人选定的目标是庐州（安徽合肥）。

庐州位于巢湖之滨，蒙古军攻打庐州，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准备拿下庐州后，以巢湖为水军基地，训练水师，然后以水军直取建康（江苏南京）。

不过，蒙古军这一次又碰到了刚刚升任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的杜杲。

在随后的战斗中，蒙古军使尽浑身解数，如在庐州城外堆起了一座高于城墙的土坝，在土坝之上面安装火炮、投石机，日夜不停地攻击城内。

但杜杲更绝，他在庐州城里同样筑起一座更高的土坝，同样在土坝之上安装火炮、投石机，日夜不停地与蒙古军隔着城墙互相对射。

这场庐州保卫战，就如同此前安丰保卫战的重演。

蒙古军屡攻不克，士气衰竭。趁此机会，宋军出城迎战，追杀蒙古军数十里，毙敌两万六千余人。

事实证明，宋朝不靠谱的官员虽然有很多。但靠谱的官员是真的很靠谱。

所以说，在宋朝当皇帝，其实不需要有多么高的智商，有多么好的身体，有多么高的德行，整日起五更睡半夜，宵衣旰食，吃糠咽菜。

皇帝只要知人善任，把该用的人用对了，就已经及格了。

杜杲的及时出现，让孟珙的压力大大减轻，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收复荆襄了。

1238年十二月，在孟珙的指挥下，宋军收复郢州（湖北钟祥）、荆门等地。

转到来年正月，宋军曹文镛部又收复了信阳。

在各路宋军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占据襄阳，此前投附蒙古的地方豪强刘廷美反水，派人密约宋军夹击襄阳城内的蒙古军。

1239年四月，在内有内应，外有宋军的强大攻势下，襄阳、樊城的蒙古守军开城投降。

至此，宋军收复了整个荆襄地区。孟珙以此功劳，再次得到提拔，被授为枢密都承旨兼知鄂州，仍任制置使。

从两年前被火线提拔，到现如今成为军区一把手，孟珙的提升可谓是坐火箭。这种事情落到一般人头上，估计早就心态飘飘然了。

不过，孟珙显然不是一般人。在巨大的胜利之下，孟珙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

他清楚地知道，宋军之所以能够轻松收复襄阳，是因为蒙古对襄阳不够重视。

如果蒙古大军再次南下，以重兵围城，襄阳多半又会沦陷。

为了尽最大可能守住襄阳，孟珙主动给朝廷上表：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

在孟珙看来，长江就犹如一条巨龙，江南相当于龙头，川蜀相当于龙尾，而荆襄则是龙心。如果要保卫长江，那就必须集中力量，守卫重点，也就是保住荆襄阳这个龙心位置。只要荆襄不失，长江防线就不会被击破。

既然襄阳收复了，就一定要认真加以经营和护理，千万不要做“拥有时不知珍惜，失去了才觉可贵”的傻事。

当时宋朝的右丞相兼枢密使是孟珙的老上司史嵩之。

这个人不管他此前做过多么不靠谱的事，但在战略眼光方面，他一向是不差的。

见到上表后，史嵩之非常支持孟珙的工作。

有了朝廷支持，孟珙随即以蔡、息两州的降兵组成忠卫军，以襄、郢两州的“归正人”组成先锋军，补充襄阳兵力。

这些新招募的兵士，打仗的时候当兵，闲着的时候种地当农民，种菜种粮挑水，养猪养鸡磨豆腐纺棉花。除了自给自足，剩余的粮草还交给国家，或者支援其他战区。

由此，襄阳也逐渐恢复了生机，成为南宋抗蒙战场上的第一军事重镇。

1239年秋，见两淮和京湖战场已无突破的可能，窝阔台任命大将塔海、秃雪为先锋，率兵再度入侵四川，企图以四川为突破口，进攻京湖。

战争开打后，四川宋军连战连败，蒙古军连破开州（重庆开县），万州，直逼川东重镇夔州。

与之同时，蒙古军张柔部在河南屯田，并在邓州、顺阳（河南淅川）积聚造船木材，准备训练水师，攻打襄阳，策应西线蒙古军发动的攻势。

得知情报，宋理宗这次没有犹豫，任命孟珙为四川宣抚使，一肩挑起京湖和四川两大战区。

皇帝如此重用自己，孟珙不敢怠慢，随即便亲自率军西进。

抵达前线后，面对着四川这个烂摊子，孟珙审时度势，严令各部没有自己的允许，绝对不许出战。

后来在分析了敌情后，孟珙判断蒙古军主力可能取道黔州渡江。于是，孟珙派出得力干刘整驻屯于宜昌，又以千余兵力屯于秭归的重要隘口万户谷。另派两个弟弟孟瑛和孟璋分率数千精兵驻扎于松滋和澧州，作为全军的预备队。

由于孟珙部署得当，准备充分，不轻易打浪战，不打无把握之战。蒙古军连续攻击了几次都无法突破宋军防线，最终只得撤走。

稳定了西线，孟珙随即又派部将王坚偷袭淅川，将张柔刚刚搭建起来的造船厂，连同积聚的造船材料，一把大火全部烧个干净。

宋军的这次偷袭，让蒙古军刚刚成形的水军，立时化为乌有，使得蒙古人渡江的步伐至少迟滞了十年。

1141年，历时七年的蒙金战争终于迎来转机。

这一年的十一月，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

由于要争夺汗位，蒙古军主力北归，南宋因而得到了非常宝贵的调整时间。

乘着这个天赐良机，宋廷决定着手反攻。

其中，西线宋军的任务是收复巴蜀失地。

当时，西线宋军的负责人是孟珙，所以这个任务又落到了孟珙头上。

但是，考虑到孟珙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于是朝廷就另派了一个人主政四川，这个人叫余玠。

余玠比孟珙小四岁，此前一直在两淮驻守。

1242年，宋理宗见余玠战绩颇著，便将其提拔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全面负责四川防务。

接到委任状，余玠随即动身，沿着长江逆流而上。

在路过荆州时，余玠专程拜会了孟珙。两人一番商议，最终得出结论，即认为原来的蜀口防御体系已经失效了。为今之计，必须要在四川建立新的防御体系。

而这套体系，就是后来的山城防御体系。

何为山城防御体系呢？

简单点说，就是原先的蜀口防御体系被蒙古军摧毁后，成都平原门户洞开，已经不具备固守的可能了。宋军如果想继续控制四川，就必须在四川盆地之内，沿江河或交通要道，选择险峻的山隘口，另外再筑城结寨。

由于新筑城寨均选在河流之旁，宋军可以依靠江河运输物资，使得各山寨互为声援。所以宋军的各个防御据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比如后来让蒙古大汗蒙哥阴沟里翻船的钓鱼城，就是这套山城防御体系之中，最核心和最为坚固的堡垒。

只要守住了此地，蒙古军便很难继续推进，宋军也可以发动反攻。

新任上司放弃平原，跑到山沟沟喝西北风。对此，四川的大小官员均感觉不能理解，认为余玠脑子有毛病。

面对下属的质疑和不支持，余玠力排众议，表示城成则蜀赖以安，如果不成，我自己找人来办这事，不用你们跟着！

由于余玠的坚持，云顶（今金堂县）、运山（今篷安县）、大获（今苍溪县）、得汉（今通江县）、白帝（今奉节县）、青居（今南充市）、苦竹（今剑阁县）、钓鱼城，八座山城最终得以筑成。

除了筑城，余玠根据自己以往与蒙古军作战的经验，还总结了四条御敌方针：

第一，以逸待劳，不可轻战；

第二，聚保山险，不居平地；

第三，多用夜劫，不可昼战；

第四，收聚粮食，毋以资敌。

1243~1246年期间，在余玠的治理下，四川的经济得以恢复，军队战斗力也得到了一定提升。

见宋朝在四川又恢复了统治体系，蒙古人坐不住了。

1246年，蒙古军分兵四路入蜀。但这一次，宋军依靠余玠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成功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

战后，宋廷以余玠守蜀有功，擢升其为兵部尚书，拜资政殿学士，给予执政官相同的恩数，仍驻四川。

不过，宋朝的官场向来是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当外敌入侵，社稷危若累卵时，武将们都是国家的功臣。

但当外患解除，国泰民安时，武将就变成了朝廷必须要铲除的隐患。

当时，第一个被皇帝盯上的倒霉蛋是孟珙。

1246年，原南宋镇北军将领、时任蒙古河南行省的范用吉背叛蒙古，秘密向孟珙请求投降。

孟珙听说后，上书朝廷，请求宋理宗批准他招降范用吉。

在孟珙看来，范用吉是蒙古在河南的军政长官。一旦将其招降，南宋则可尽得河南。

然而，此时的宋理宗由于害怕范用吉归降，会助长孟珙的势力。因而便拒绝了孟珙的申请。

对此结果，孟珙心里哇凉哇凉的。他明白皇帝是对自己起了猜忌之心。

为了避嫌，孟珙只得主动申请致仕。

见孟珙辞官，宋理宗也不客气，果断批准，剥夺了孟珙的兵权，让其以检校少师、宁武军节度使致仕。

不久后，孟珙在巨大的失望中病危。临死之前，孟珙叹息道：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

国破家亡，有抱负的武将都想建功立业。可是朝廷容不下有抱负的将领。

孟珙像

孟珙死后，余阶继续受到重用。

但是，随着余玠的老上司赵葵被宋理宗勒令退休，新任丞相兼枢密使谢方叔的上台。余玠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253年，谢方叔以余玠长期经营四川拥兵自重，有难以驾驭，尾大不掉之嫌，建议宋理宗将其召回临安。

接到朝廷的诏书，余玠心里压力巨大。

回去吧，前途凶吉未卜，替自己说话的赵葵已经倒台了。

不回去吧，又有抗旨之嫌。

为此，余玠郁郁寡欢，忧愤成疾，竟然离奇暴毙而亡。

关于余玠之死，历来说法众多。

有人认为余玠是担心受到政敌的迫害，愤而自杀了。

也有人认为余玠吃了隔夜的江鱼，中毒死了。

还有人认为余玠是被政敌派来的刺杀，并且伪造了余玠自杀的假象。

当然，也有人说余玠只是纯粹的羞愧自杀罢了。毕竟余玠此前不跟朝廷打招呼就处死了利州都统制王夔。

这件事做的太过分了，洗不白的。余玠的暴毙，纯粹是咎由自取。

不管怎么说吧，余玠的死，非常可惜。

因为南宋虽然人才济济。没了孟珙，余玠，还有其他人。偌大的南宋不至于说因为死了个把大将就要灭国。

但实事求是的说，蒙宋战争是总体战，像这种战线长达几千里的全面战争，把首都设在地理位置偏东南的临安的南宋朝廷，是不可能全面掌控全国战局的。

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无线电，皇帝怎么可能遥控千里之外的战争进行呢？

如果皇帝不给地方将领实权，让他们自主经营，这又让将领们怎么打呢？

所以不客气的说，当孟拱、余阶等人被皇帝逼的死得死，退得退，地方将领兵权又被朝廷收回后，南宋离灭亡就不远了。

不灭亡，只能说是运气好。蒙古人没打过来罢了。

而事实证明，也确实是如此。

1251年六月，在蒙古草原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台大会上，托雷的长子蒙哥被蒙古宗王大臣共同拥戴为新任大汗。

蒙哥即位后，第一时间没打南宋。因为当时窝阔台系诸宗王拒绝承认他的汗位，蒙哥为此跟他们大打出手。

等到平定这帮不服自己的窝阔台系贵族后，蒙哥又盯上了大理和西亚，分别派四弟忽必烈和六弟旭烈兀远征。

一直到1258年，蒙古军大致搞定了西南后，蒙哥才开始筹划攻宋。

此战，蒙哥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

命忽必烈从江淮进攻江西；

令大将兀良合台从大理向湖南进攻；

他本人从汉中向重庆进攻。

三路大军同时出击，预备在完成湖南会师。

战争爆发后，宋军果然被吊打。

忽必烈一路，渡过长江，杀至江西南昌。

兀良合台一路，横扫广西，歼灭了十几万宋军，轻轻松松从云南大理杀至湖南长沙。

这两路蒙古军，几乎将南宋由南向北打成贯穿。

西面的蒙哥所部也是所向披靡，连克多个重镇。四川大部分地区沦陷。

在这波攻势中，余玠当初构筑的防御体系，除重庆以东，钓鱼城以南的一些零星据点仍由宋军掌握外。其余大部分据点均被蒙古军攻陷。

按照这一势头继续下去，忽必烈和兀良合台的两路大军会合，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只要蒙哥再拿下钓鱼城、重庆，蒙古三路大军合兵一处，南宋必亡。

因为此时的南宋，基本没什么反扑的筹码了。所有人都在苦撑罢了。

这就是皇帝贸然收权导致的后果。前线无良将，都是一帮庸才，数十万大军的战斗力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所幸，就在宋军被吊打之际，驻守钓鱼城的两万守军在王坚率领下，成功拖住了蒙古西路军。

得知钓鱼城守军负隅顽抗，蒙哥一开始还想做做样子，派了一个叫晋国宝的南宋降将入城招降。

但王坚并没有举白旗投降的意思。他不仅杀了前来招降的晋国宝，还羞辱蒙哥，故意要把蒙哥留在钓鱼城跟自己死磕。蒙古军此次侵宋，一路顺风顺水。蒙哥突然受此大辱，自然勃然大怒，随即命令大军攻城。并派兵顺嘉陵江而下，切断了钓鱼城与重庆之间的水上通道。

得知钓鱼城即将被围城孤城，驻守重庆的宋军立即增援。但遇到蒙古军拦截后，宋军又退回了重庆。

援兵不至，钓鱼城此时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城。

不过，蒙哥严重低估了钓鱼城的难攻程度。

开战之后，尽管蒙古军利用各种攻城器械，发挥出了极强的攻城能力。但钓鱼城所在的钓鱼山，地形陡峭，难以展开蒙古军擅长的攻城战法。

据时人的记录：“砲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

也就是说，蒙古军的抛石机打不着钓鱼城，云梯也够不着钓鱼城的城楼。

钓鱼城航拍

因此，尽管蒙古军的攻势非常猛烈，但也只是探出了宋军的虚实，并拿下南侧的一字城，对主城仍然束手无策。围城战打了两个多月后，雨季来了。钓鱼城一带一连降下半个月的大雨。

受大雨影响，蒙古军不得不休战。

待雨停后，蒙古军继续攻城，但宋军在休战期间也得到了休整。

双方再战，蒙古军再次使尽浑身解数，比如派精锐部队偷袭钓鱼城的薄弱处，但依然无果。

蒙古军偷袭失败后，守城宋军改守为攻，通过早就挖好的暗道偷偷出城，夜袭敌营。这让士气本来就低落的蒙古军晚上睡不好觉，更加地厌战了。

此时，双方力量对比虽然未变，但总体局势已有所变。

又对耗了一个月后，当地的天气转热，高达三十多度。

众所周知，川渝地区的夏天非常闷热、潮湿。北方长大的蒙古人是不适应这种气候的。

这也是为什么游牧民族通常会在秋天发动南侵，等到天气转暖就马上退兵的原因。

钓鱼城的宋军誓死不降，围城的蒙古军无法忍耐闷热气候，全军上下顿时开始焦躁了起来。

见军心浮动，一位叫麻速忽里的将军劝谏蒙哥：屯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出三峡，捣荆楚，与中游鄂州的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进攻临安。这本来是一个很正确的建议，因为对于宋军来说，僵持下去就是胜利。对于蒙古军来说，僵持下去就是失败。天气如此炎热，蒙古军必须要速胜，否则拖下去会非常不利。

但是，蒙哥为了踏平钓鱼城，断然拒绝了将领的建议。

或许，长期的胜利让蒙哥形成了骄横自负的心理。

在他看来，大蒙古帝国的军队所向无敌，从钦察草原到匈牙利，从撒马尔罕到巴格达，多大的城池，蒙古铁骑都能攻克。一个不足三平方公里的钓鱼城，竟然让堂堂的蒙古大汗绕着走，面子何在？蒙古帝国的声威何在？

由于蒙哥坚持要踏平钓鱼城，于是蒙古军又被迫在钓鱼城下煎熬了一个多月。

在此期间，见钓鱼城固若金汤，没有攻破的可能，蒙古军的士气跌到了谷底。到了1259年七月，天气越来越炎热，傲慢自负的蒙哥也急了。他为了挽回面子，也为了蒙古帝国的荣誉，决定到前线督战。

这一次，蒙哥亲临前线擂鼓助战，鼓舞蒙军发动猛烈攻势。

还别说，大汗亲自督战，效果还是有的。杀红了眼的蒙古军攀云梯而上，一度占领了钓鱼城的外城墙。

可是，老天爷此时不向着蒙古人。

当天晚上，钓鱼城的上空忽然电闪雷鸣，暴雨狂泻而下，蒙古军架设的云梯在暴雨中突然折断，导致后军不继，先前杀入钓鱼城的蒙古军被迫又退出了城外。

而就在此时，宋军的增援也赶到了。

增援而来的宋军首先突破了负责拦截的蒙古水师，接着又趁天降大雨，江水暴涨之际，将部分军用物资送入钓鱼城。最后，竟然还全身而退了。

钓鱼城内本来就积蓄了大量物资，现在援军又送来了更多物资，这简直是如虎添翼。

为了羞辱蒙哥，某一天，王坚故意从城上扔下几个大包袱。

蒙古人打开一看，竟是两条鲜鱼和百余张蒸面饼。包袱之中还夹着一封信。大概内容是：尊敬的蒙哥汗，我是宋将王坚，现在钓鱼城内物资充分，吃喝不愁。再打十年也没事。看咱们谁耗得起谁！

看到这封信和这些面饼，蒙哥汗又急又气，当天就病倒了。不久后，暴毙于军中。

如同余阶一样，关于蒙哥的死，历来也是说法不一。

按《元史》记载，蒙哥是久屯于坚城之下，又值酷暑季节，水土不服，病逝于军中。

按《合州志》等地方史料的记载，蒙哥是在督战期间，被宋军的神箭手射伤，后因天气炎热，箭伤疮口被感染，最终病死于军中。

蒙哥死后，蒙古高层由于又一次要赶回蒙古本部争夺汗位，因而此次征宋也就不了了之。宋朝也再一次获得喘息之机。

关于钓鱼城之战，很多人常用“改变世界未来八百年命运”来形同此战的意义。

但其实这一战对南宋也极有意义。可以说，钓鱼城之战直接给南宋续了二十年的命。

钓鱼城之战前，南宋独抗蒙古二十四年。

这与西夏的二十二年（1205～1227年），金国的二十三年（1211～1234年），没多大差距。

如果钓鱼城之战，宋军没打赢。蒙哥没有死在钓鱼城下。

可能在1261前后，南宋就亡国了。根本坚持不了45年之久。

钓鱼城之战后，蒙哥的四弟忽必烈和七弟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大打出手。

两人从1260年战至1264年，最终以阿里不哥力竭投降，被忽必烈幽禁告终。

拿下了阿里不哥，忽必烈又统一了蒙古本部。但是由于人心尽失，四大汗国除了旭烈兀建立的伊尔汗国外，全部都跟忽必烈闹翻了脸。

而失去了三大汗国的支持，忽必烈只能重用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回回人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为了争取这些人的支持，忽必烈又花了三年时间调配内部统治阶级的利益矛盾。

所以在钓鱼城之战后，蒙古实际有八年时间没有大规模侵宋。

八年机遇，南宋得到如此充裕的时间，本来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此时的南宋已经是日落西山，做什么事都不对。而也正是这些错事，最终导致宋朝失去了最后一丝生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