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6年正月，嘉兴府守臣刘汉杰降元，临安门户洞开。

随后，三路元军长驱直入，在临安城北的长安镇（今属浙江海宁）一带聚集。

得知元军兵临城下，南宋朝廷遣使求和，希望元朝能保留南宋朝廷，作为元朝的藩属。但宋使的提议遭到元军统帅伯颜的拒绝。

求和不成，谢太后无计可施，只好抱着五岁的宋恭帝赵显出城跪迎，向元军投降。

这年三月，伯颜率军进入临安城。后来经过一通搜刮，元军将临安城内的户口版籍、册宝仪仗、车辂辇乘、礼乐祭器、图书珍玩等器物，以及宋恭帝、两宫后妃、外戚、宗室、大臣、太学生等几千人，一起押解到了元大都。

谢太后携宋恭帝降元前夕，宋度宗的庶长子益王赵昰和第三子广王赵昺在驸马都尉杨镇、国舅杨亮节的护送下，悄悄潜出临安，逃往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

伯颜得知二王逃到了婺州，立即派兵追击。杨镇得到消息，主动留下与元军周旋，杨亮节则背着赵昰和赵昺藏匿到深山中，整整七天不敢露面。

后来，元军寻不到杨亮节和二王，只得回去复命。

大难不死，杨亮节赶紧背着二王又逃到了温州。

二王在温州期间，临安朝廷被元军打包押往元大都，由此，身处温州的赵昰和赵昺便成为南宋皇室的象征，一些不愿投降元朝的大臣克服重重困难来到温州，试图组建新的政府。

当时，最先来赶到的大臣是礼部侍郎陆秀夫，紧随其后的是宰相陈宜中和张世杰。

随着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人的到来，南宋在温州又组建起了流亡小朝廷。

这一年的四月，本着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原则，从元营逃脱的文天祥写信给陈宜中，主张拥立赵昰为帝，图谋再度中兴。

此时，流亡朝廷已经搬到了福州。

收到文天祥的来信，张世杰、陆秀夫、陈宜中等人也有此意，便于五月初一在福州举行登基仪式，拥戴赵昰即位，史称宋端宗。

由于拥立有功，陈宜中和文天祥在新朝廷继续担任左右丞相，陆秀夫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张世杰升任枢密副使。

朝廷班子组件后，别看规模不大，但宋朝官场的内斗传统，那是一点也没忘。

首先是陈宜中以身作则，打响了内讧的第一枪。

他看陆秀夫不顺眼，便指使言官弹劾陆秀夫，搞得新朝廷又是乌烟瘴气。

对于陈宜中的行为，张世杰看不惯，便怒斥陈宜中：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搞这一套，你恶不恶心？！

陈宜中被张世杰大骂一顿，心知张世杰掌握兵权，自己惹不起，这才放过了陆秀夫。

不过，张世杰也不是善茬。他前脚训斥陈宜中祸国殃民，后脚又与文天祥爆发冲突。

在张世杰看来，陈宜中和陆秀夫都不足为惧，只有文天祥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面对微弱累卵的局势，文天祥不愿把精力耗费在尔虞我诈当中，便辞去右丞相一职，并主动提出离开福州，去到永嘉（浙江永嘉）招兵买马，为将来的北伐开辟前沿阵地。

宋端宗即位初期形势

然而文天祥的退让，却并没有换来张世杰的善罢甘休。

此后的几个月，因形势变化和张世杰和陈宜中的排挤，文天祥辗转多地，最终被排挤出了朝堂，再未见到宋端宗。

他如果有事，只能向张世杰和陈宜中汇报。没有张世杰和陈宜中的召唤，他不许入朝面圣。

社稷沦落到这般田地，可宰执们为了那么一点点虚无缥缈的权力，却依旧在相互排挤。如此可笑的一幕，元廷怎么可能坐视不理？

十一月中旬，元军由浙入闽，逼近福州。

见元军势大，福建制置使王积翁暗中派人乞降，向元军献上了福建地图。

仗还没开打，后方就出现了奸细，在这种情况下，宋端宗在福州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于是，张世杰等人便只好带着宋端宗和三十多万军民登舟入海，逃到了南边的泉州。

小朝廷南下的同时，被张世杰和陈宜中排挤在外地的文天祥也自知兵力寡弱，不足以与元军抗衡，主动向南转移，撤到了广东梅州一带。

此时的抗元形势，异常危急。如果元军大举围攻，无论是张世杰，还是文天祥，都会被赶下大海。

不过就在这时，元朝内部也出现了内讧。

1276年底，因不满忽必烈的统治，蒙哥的第四子昔里吉起兵造反，拘捕了忽必烈派去征讨海都的统帅那木罕（忽必烈的第四子），并宣布拥护海都。

得知昔里吉造反，忽必烈顿感压力山大。因为如果不尽快平叛，让昔里吉和窝阔台汗国搅和在一起，不仅中亚不保，漠北也可能沦陷。

为了把叛乱扼杀在摇篮中，忽必烈立即将伯颜从江南召回，并让其率领精锐元军北上平叛。

伯颜率军北返后，江南的元军顿时陷入兵力不足的状态。

趁此良机，文天祥立即率军北上，翻越南岭，进入江西，将吉州、赣州等地的抗元义军和宋军残部团结在了自己身边。

一时之间，文天祥的势力大增，成了南方抗元阵营的第一人。

相比于文天祥，当时逃至泉州的张世杰和流亡朝廷的情况就比较糟糕了。

泉州自唐朝以来就是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有许多外国人在此定居，以阿拉伯商人为最。南宋朝廷见有利可图，专门设立了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交由阿拉伯人蒲寿庚负责。

除了担任提举舶司外，蒲寿庚还兼任闽广招抚使。他既是官员，又是商人，既有大量财富，又有一定量的军队武装，在泉州可谓是地头蛇般的存在，权力远大于泉州知州。

作为泉州当地事实上的一把手，蒲寿庚原本想投降元朝。但由于居住在泉州的赵宋皇室和地方官员均主张拥立宋端宗，蒲寿庚在一番深思熟虑后，还是恭恭敬敬地前去觐谒端宗，并请求朝廷驻跸于泉州。

面对蒲寿庚的示好，宋端宗和张世杰其实没有选择。混到这般田地，必须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现在是你张世杰不跟他蒲寿庚合作，蒲寿庚就肯定要投降元朝的形势。

然而在最需要团结人心的时候，张世杰又做出了让人不能理解的决定。

他认为蒲寿庚是胡人，靠不住。不仅不愿与其合作，反而还派兵抢走了蒲寿庚名下的大量船只。.

前面说了，蒲寿庚既是官员，又是商人。他是做外贸生意的，船是他的挣钱工具。

张世杰抢了蒲寿庚的船，如同牵走了农民的耕牛，砸了厨师的锅。断人财路，人家肯定要跟你拼命。

所以这件事发生后，蒲寿庚便直接投降了元朝，并在泉州大开杀戒，将住在泉州城内的赵氏宗室、朝廷官兵，全部杀掉，彻底与南宋决裂。

见蒲寿庚降元，张世杰大怒，本打算带兵清剿，还以颜色。但时局不稳，不确定元军什么时间会抵达泉州，张世杰在陈宜中的劝说下，最终还是离开了泉州，带着二十多万军民又逃到了潮州。

从泉州事件可以看出，张世杰这个人，忠心有余，他对南宋是一片赤诚之心。但是，他的能力却不足，尤其是团结同僚，收服人心方面的能力，实在是与其宰执的身份不匹配。

张世杰撤走后不久，元军抵达泉州，蒲寿庚与泉州知州田子真向元军献城。为了表彰蒲寿庚的投降行为，元朝封其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也就是福建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1277年春，见元军进占泉州，张世杰知道潮州也不安全，便继续南下，退到了今天的香港九龙。

元军那边，见张世杰带着流亡朝廷跑远了，便调头攻打风头正盛的文天祥。

得知元军铁骑气势汹汹朝自己杀来，文天祥立即派遣部将黎贵达领兵迎战。

这一战，宋军作战勇敢，不惜生命，与元军拼死相搏。

然而，尽管宋军拼命了，但步兵与骑兵的差距，不是单靠士卒们的搏命精神就能抹平的。

最终一番激战下来，宋军被打得大败，又被迫向广东撤退。

但是，元军怎么可能坐视宋军安然撤退呢？

后来，宋军在转移过程中，遭到元军的穷追猛打，损失惨重，很多人被俘，就连文天祥的妻妾子女也做了元军的俘虏。

所幸的是，文天祥在当地山民的帮助下，翻山越岭，侥幸逃出了元军的包围圈。

歼灭了文天祥的主力，元军在张弘范的率领下，随即又对驻扎于九龙的张世杰和流亡朝廷展开围攻。

这一次，元军是水陆并进，誓要将张世杰赶尽杀绝。

得知元军扑向自己，张世杰下令转移，带着船队逃至香山（广东中山）。

但在转移过程中，宋军遭遇了台风，船队被吹得七零八落，超过四成的宋军士兵在这次飓风中丧命。就连宋端宗也失足落水，因此染上重病。

台风刚过，元将刘深又率兵来攻。张世杰率军迎战，结果被打得惨败。

台风肆虐，再加上一场海战失利，宋军在两场劫难中，总计损失一千多艘船只和近一半的人口。

事后，眼看继续这么在海上飘着，朝廷行将不保，宰相陈宜中便毛遂自荐，表示自己可以去占城（越南中南部）借兵。

陈宜中此言一出，立即遭到群臣反对。

许多大臣认为陈宜中有逃跑的前科，如果放他走了，肯定会去而不返。于是，一些人便上书宋端宗下旨，不许陈宜中擅离职守。

不过，陈宜中思维缜密，早有准备。当大家反对他时，他已经开溜了。而等到张世杰命令殿前指挥使苏刘义带人追赶他时，他早就跑没影了。

单论逃跑这方面，陈宜中的水平怕是宋高宗赵构见了，也是相形见绌。

赵构当年号称“逃跑皇帝”、“长腿皇帝”，但他最远也只是逃到浙江温州。

陈宜中可厉害多了，他直接跑到了海外，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不仅张世杰找不到他，就连元朝也始终找不到他。

坊间有一种说法，说元朝后来攻打安南时，陈宜中见情况不妙，又继续向南逃跑，逃到了今天的泰国，并死在了泰国。

还有一种说法，即认为今天东南亚的许多华侨都是陈宜中的后裔。

如果这些传言都是真事，那陈宜中就是逃出了大境界，逃出了新高度。

说到这里，有朋友肯定会有疑问：为什么张世杰要护着小皇帝去广东，而不是去台湾呢？

以今天的世界观来看，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讨论。

但是如果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立。

因为首先，当时的台湾还没有开发。二十多万人过去，元军都不用打，宋军没吃没喝的，饿也能饿死一大半。

第二，元军水师的业务能力其实比当时的宋军水师要强很多。

张世杰能带着小皇帝逃到台湾，元军水师肯定也能杀到台湾。

当时可没有“第七舰队”游弋台湾海峡，元军要是大举攻岛，张世杰还得带着小皇帝继续往吕宋岛方向逃跑。

第三，台湾岛也好，菲律宾的吕宋岛也罢，相比于当时的广东，明显是广东更富庶，也更有统治基础。

张世杰在广东还未全部沦陷的情况下，就直接逃往海外，这不符合正常人的思维逻辑。

这就好比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瞄准了经营台湾，而是在丢掉了大陆上的根据地，无法在大陆立足后，才下定决心收复台湾。

所以说，站在宋朝人的角度来看，张世杰从福建撤往广东是正确的选择。护着小皇帝去台湾，反而是在作死。

言归正传。

陈宜中一去不返，元军又紧追不放，张世杰只得率领船队继续向南，并最终来到湛江的硇洲岛。

在硇洲岛期间，宋端宗赵昰病死。

见皇帝病死，朝廷顿时人心惶惶，很多人动了降元的念头。

关键时刻，陆秀夫站了出来，他说度宗皇帝有一子尚在，将置其何地。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备，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立国？！

陆秀夫的话，瞬间又唤醒了大家的抵抗意志。

实际上，从临安一路退到硇洲岛，此时能留下来的人，都是意志坚定，绝不会轻易向元朝屈膝的忠烈义士。

大家此前心理动摇，无非是觉得没有了主心骨，难以坚持。现在陆秀夫推举赵昺即位，有了新的主心骨，于是大家的迷惑心情瞬间便一扫而空。

1278年五月，赵昺登基即位，史称帝昺，改元祥兴。

由于陈宜中跑了，文天祥又在外地，所以当时的朝廷班子的构成很简单：张世杰任枢密使，主管军事。陆秀夫任丞相，主管民政。

两人没什么矛盾，相处的也还算融洽。

趁着元军专心对付张世杰之际，文天祥在广东东北部重整兵马，并于1278 年二月进兵海丰县，收复了惠州和广州。

在这种大势基本已定的情况下，广东的抗元形势居然还能出现反复局面，元军上下对文天祥的执着精神也是颇为敬佩。

为了彻底解除后患，张弘范亲自挂帅，西夏宗室后裔李恒（夏神宗李遵顼曾孙）担任副帅，两人一起前往惠州围剿文天祥。

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

在叛徒的引路下，元军将宋军包围。宋军对于元军的到来，毫无心理准备，仓促应战，最终全军覆灭。

面对这一幕惨痛景象，文天祥自知已无逃脱的可能，便服下了随时备在身上的龙脑自杀。结果侥幸没死，只是昏了过去。

事后，张弘范因敬佩文天祥，便将其关在了一艘海船上。打算等到战争结束后，押解到元大都交给忽必烈处理。

解决了文天祥，张弘范随即将矛头对准张世杰。

张世杰撤退路线

在张弘范到来之前，张世杰指挥宋军与元军在雷州已经爆发了多次激战。

在激战中，宋军虽然屡次挫败元军企图。但战乱连连，也导致了雷州半岛民生凋敝，令硇洲岛已不能久居。

见此情形，张世杰只好与陆秀夫商量，放弃硇洲岛，把大本营转移到了崖山。

崖山，位于今天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约五十公里处的崖门镇。银州湖水由这里出海，海面上东有崖山，西有汤瓶山，两山环抱，延伸入海，阔仅里许，故称之为“崖门”。

从地形上看，崖门内是天然的避风良港，每天潮起，可乘潮出战；潮落，可据险而守。是一个绝佳的战略要地。

张世杰带着十多万军民抵达崖山后，立即命令士兵上岸，造行营三十间，建军屋三千间，作出了长期驻守的打算。

得知张世杰跑到了崖山，张弘范与李恒也各自带领本部人马抵达广州，为将来的最后一站做战前准备。

1279年正月，钓鱼城守将王立，以不可屠城为条件，终止抵抗，开城降元。为南宋坚守了36年的钓鱼城，最终也沦陷了。

同一个月，元军向驻扎在崖山的宋军发动进攻。

此战，元军的兵力数字比较清晰，大概三万人左右。如果不计水手，大概在两万人左右。

宋军的兵力就比较模糊了，由于官、兵、民不分，现在只知道当时大约有十多万人，至于其中具体有多少人是兵，有多少人是老百姓，那就不得而知了。

开战之前，张世杰的幕僚建议他抢占海湾出口，以避免被元军包饺子。但这个建议被张世杰果断拒绝。

张世杰认为：“连年寄居海上，何时是个头？如今我只求与蒙军决一生死！”

或许，无休止的流亡生活已经让张世杰产生了厌倦感。与其这样窝窝囊囊地逃跑，还不如轰轰烈烈地与元军打一场。

打赢了，能凝聚士气。

打输了，壮烈牺牲了，也能名垂千古。

由于张世杰抱定了必死信念，所以开战之前，宋军不仅主动烧毁了陆地上的宫殿和营房，将一千多艘大船用绳子连结起来做成水寨，全部人员还弃岸登船，摆出了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架势在海上迎战元军。

张弘范见张世杰摆出如此架势，非常高兴，心想这一战自己应该赢定了。

很快，张弘范出一支部队，攻占崖门，切断了宋军重新回到岸上的可能，顺便还掐断宋军的水源。

此时的宋军，无论是太后、皇帝，还是宰相、大将，吃住都在船上。

船上的粮草是足够的，但是淡水不够。元军切断了水源，令宋军无比难受。

接下来的十多天，有大量口渴难耐的宋军因为喝下海水而呕吐泄肚，体乏身弱，战斗力大打折扣。

见宋军战斗力大跌，张弘范认为时机已到，遂指挥元军在崖山西边的山头上架起投石机，炮击宋军船阵中央的御舰，也就是小皇帝赵昺所在的船，企图以此逼迫张世杰投降。

不过，由于张世杰早有应对，提前派人张起了巨型布帘，遮挡炮石。因而元军的炮击战术未能奏效。

见炮轰不管用，张弘范决定使用火攻。

火攻这一招，张弘范此前用过，对手正好就是张世杰。

1275年七月，张世杰率军在镇江焦山水域与元军激战。

战前，为了激励将士用命，张世杰下令将战船以十艘为一个单位，用铁链拴在一起。

战争中，张弘范采用火攻，把张世杰的铁索连船打得几乎全军覆灭。

由于有先前的成功经历，所以张弘范认为此战使用火攻，必是十拿九稳。

不过，张弘范显然是低估了张世杰。他哪能被同一个石头绊倒两次呢？

实际上，张世杰对于火攻，早有防备。

当元军士兵驱使一艘艘点燃着满载柴草的小船直冲宋军的船阵时，宋军已经在每一艘船身上都涂满了泥巴。

元军的小船碰到宋军的战船后，因为湿泥的阻隔，无法燃烧。

即便有个别漏网之鱼，点着了宋军战船，随即也被宋军用海水浇灭。

见火攻也失效，张弘范没招了，只得派人劝降张世杰。他一连派出三拨人劝说张世杰，许以高官厚禄。但张世杰不为所动，表示：我也知道投降了，不仅能生存，而且能富贵，但是我为主君而死的志向是不能动摇的。

见招降也无果，张弘范想到了被俘的文天祥，他让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结果遭到文天祥的冷然相对：“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

怼完张弘范，文天祥取过纸笔，录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七言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看到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张弘范嘴上说着好诗，心里却异常焦急。

原本自认为十拿九稳的战斗，却打成了这样，自己要怎么向朝廷交差。

就在此时，此前一直不说话的副将李恒进言：大帅，别犹豫了，现在应该立即发动强攻！不然宋军的淡水彻底用尽，张世杰必然会强行突围。

张弘范认为李恒所言甚是，便放弃幻想，于二月初六发动强攻。

决战的当天，李恒的舰队由北向南进攻，张弘范的舰队由南向北进攻。

宋军的战船由于被绳索相连，目标大，且难以调头，因而当两军短兵相接后，元军弓箭、石块，如雨滴般地砸向宋军，而宋军则完全暴露于敌人的火力之下，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眼看压制住了宋军，张弘范随即又出动敢死队，用斧头砍断了宋船相连接的绳索。

这一下，原本是一个整体的宋军舰队，瞬间便被元军水师分割成了若干个小单位。

前面说了，开战之前，宋军因为缺乏淡水，很多士兵上吐下泻，连站起来都很难。

所以，当元军分割宋军舰队，与宋军进行白刃战后，战局便瞬间一边倒，大量宋军在白刃战中被斩杀。

见大势已去，张世杰只得一面命令各舰砍断绳索，各自突围逃生。一面派人去御舰上接赵昺。

当天黄昏，张世杰派去接赵昺的人，在乱军之中发现御舰，并爬了上去。但由于场面混乱，陆秀夫一时也分不清来人是宋军，还是元军假冒的，便断然拒绝将赵昺交给来人带走。

接应者无奈，只好退走。处在远处的张世杰看到这般景象，也很无奈，只好率领十余艘战船突破元军的封锁，朝着崖门之外撤退。

张世杰撤走后，陆秀夫和赵昺被元军围在了战场中央，没有逃出的可能。

见突围无望，陆秀夫决定不再苟活，抱着年仅八岁的宋帝赵昺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

两宋319年的历史，虽然诞生可很多奇葩和大臣，但它的最后一位皇帝和宰相，却是以世间最决绝的方式为这个王朝画上了句号。

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跳海殉国后，很多南宋军民也相继跳海。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当时人的选择，往往会产生各种疑问：

活着不好吗？为什么要跳海自杀？

为什么有自杀的勇气，却没有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勇气？

怎么说呢，对于崖山的南宋军民而言，大宋最后的皇帝投海了，大宋亡了，此时多杀一个人，少杀一个人，已经没有意义了。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虽然都是死，但投水而死，留个全尸，显然是最体面的死法。

人活着时，往往会有各种无奈，各种的生不由己。既然活得如此辛苦，死的时候，希望留个全尸，让自己死的体面，死的不至于那么难看，这点要求不过分吧？

自杀，既是国家民族的尊严，也是自己的尊严啊。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崖山之战具体有多少人跳海，一直都有争议。

按照正史的记载，约有十万人跳海。

可是这个数字不太靠谱。个人认为，真正跳海的人，应该只有几千人，其余大部分人在战争期间，已经溃散了。

至于正史为什么说是十万人，这个不难理解。因为“十万人投海”的说法，对于南宋流亡朝廷和张弘范两方，都是有利的。

对于张弘范一方而言，他上报的歼敌人数越多，他的功劳就越大。

对于南宋流亡朝廷而言，夸张一下，表明自己已经尽力了即可。十万人投海的说法，让其中的九万多人以死者身份活着，也是合适的。既已无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死掉”也许更安全。没必要戳穿张弘范的谎言。

崖山之战后，张世杰还想侍奉宋端宗的母亲杨太后寻求赵氏皇族，准备继续与元廷抗争到底。但杨太后在听闻赵昺的死讯在，痛不欲生，跳海自尽。

张世杰眼见复国无望，也是心灰意冷。不久后，溺卒于阳江平章山。

随着张世杰的死，历时45年的宋元战争也画上了句号。

1279年十月初一，文天祥被张弘范押送至元大都。

文天祥的大名，忽必烈早就听说了。先前在福州降元的福建制置使王积翁不止一次跟忽必烈说过：“我们汉人中，没有人比得上文天祥。如果陛下能招降此人，必能稳定大元在江南的统治”。

受到王积翁等南宋降臣影响，忽必烈对诱降文天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让文天祥投降，忽必烈首先派出前南宋宰相留梦炎进行劝降。

但文天祥向来看不起留梦炎的人品，还没等他开口，就直接把人骂走了。

一计不成，忽必烈又生一计，以文天祥妻子女儿的性命相要挟，迫使其投降。

文天祥得知妻儿的情况后，泪下哽咽，但为了民族气节，他果断拒绝了忽必烈的诱降。

见文天祥仍然不愿投降，忽必烈使出杀手锏，让宋恭帝赵㬎前去劝降。

你文天祥不是忠臣吗？我现在让你的先帝亲自来下命令，看你怎么办！

当文天祥看到宋恭帝以一身蒙古人的装扮出现在自己面前时，立马跪在宋恭帝面前泪流满面。

他说：“臣不能保大宋，致使陛下今日，深愧。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在文天祥看来，报效君王是很重要，但是相比于忠于皇帝，本民族的利益更重要。你赵㬎可以丢人，但我文天祥一定要保守住民族气节。

数次诱降均失败，忽必烈渐渐失去耐心，命人将文天祥打下天牢，终日大刑伺候。

在此期间，文天祥始终不愿折服。忽必烈被其气节所折服，本想就此作罢，将其释放，出家为道士。不降就不降吧，如今天下已经尽归大元，一个文天祥想必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可是，就在忽必烈有意释放文天祥时，各地却频发变故。

先是福建的一个僧人说土星冒犯帝坐星，扬言有人要造反。

不久后，河北又冒出一支千余人的武装，扬言要救出文天祥。

紧接着，元大都也盛传士兵作乱的流言。

与之同时，留梦炎也跳出来煽风点火，他说：“天祥出，复为号召江南义士抗元，吾辈将置之于何地？”

意思就是说，文天祥必须死。他如果不死，我们这些大宋的叛徒该置于何地？

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元朝宰相阿合马请旨，希望将宋恭帝赵显迁往元上都居住。并请求忽必烈下旨，赐死文天祥。

之后，忽必烈批准了阿合马的建议，并召见文天祥，对他说：只要你投降，我保住你做宰相。

文天祥回答：“我深受宋朝的恩德，身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赐我一死就满足了。”

最后一次劝降无果，忽必烈也最终失去耐心。

1283年1月9日，农历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忽必烈下令公开处斩文天祥。下令之时，忽必烈犹自叹息：“这么好的人才，可惜不为我用！”

行刑的当天，文天祥被押至大都柴市刑场，由于长期被关押在暗无天日的天牢内，文天祥的视力模糊，已经分不清方向了。为了不留遗憾，文天祥向周围观刑的百姓询问哪边是南方。有人把南方指给他，他重整衣冠，向南方拜了又拜，随即坦然赴死。终年四十七岁。

文天祥死后，有人在他的衣袖间发现了一张纸，纸上写着一封绝笔书：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实际上，文天祥的精神已经远远超越了儒家“忠君爱国”的范畴，而是一种超脱于生命之上，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自我期许和责任担当。

文天祥虽然不在了，但是他的精神却千秋常在。

相比于文天祥，留梦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同样活在了后人的心里。

由于留梦炎在宋朝危难之时失节保命，又以宋朝状元宰相的身份降元仕元，毫无人品可言。因而元朝之后的明清两朝，凡留姓子孙参加科举考试，都要写下保证书，内容就是自己“非留梦炎子孙”，方允许进入考场。

能被清朝统治者鄙薄其为人，足可见留梦炎的人品之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