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3月21日，即太平军攻克南京的第二天，洪秀全召集太平天国高层在南京城外开会。

会议讨论的内容，依旧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下一步怎么办？

是不要停留，一鼓作气向北京进军。还是立足于江南，徐图发展？

太平天国国玺

作为太平军攻下南京的前线总指挥，石达开首先发言：应北伐，取中原，过黄河，陷北京！

此前在武昌，石达开主张攻略四川，洪秀全主张北伐中原，杨秀清主张经营江南。

如今时过境迁，太平军士气高昂，太平天国正处于强势阶段，石达开对乘势北伐，尽取中州之地抱有极为乐观的态度。

石达开说完，杨秀清当即反对。他表示：“今得江南，有长江天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

杨秀清的意思很简单，北伐太危险了，不如先巩固江南，然后再北伐。

见杨秀清主张偏安江南，平时很少发表意见洪秀全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应分军镇守江南，大军则向河南挺进，取河南建都，

无论洪秀全后来的表现如何，但至少在此时，他还是想北伐的。

洪秀全主张北伐河南，杨秀清主张经营江南，恰恰两人又分别是太平天国的一二把手。众人一时之间都不敢说话了，只能看着洪、杨二人争论。

洪秀全虽然没有考中功名，但毕竟读过几年书。为了论证北伐的合理性，他据古论今，口若悬河，说得是振振有词。

杨秀清没读过书，文化底子终究还是稍微差了点。在争论中，渐渐落了下风。

眼瞅着争论不过，杨秀清立马变脸，又玩起了“天父下凡”的那一套。

大家一看，既然“天父”他老人家都发话了，那还讨论什么，只好纷纷闭嘴。

后来为了稳定人心，并为定都南京制造舆论，杨秀清弄出了一本名为《建天京于金陵论》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上，有太平天国所有高层的表态。大家的语气一致，全都盛赞南京“虎踞龙盘”，“形险地胜”，是定都的首选，集体为杨秀清的决策“抬轿子”。

由此，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这事也就这么定了。

3月28日，杨秀清进入南京，安排建都仪式，并将南京改为天京。

第二天，在太平天国文武大员的列队欢迎下，洪秀全坐着一顶十六人所抬的黄呢大轿，风风光光进入天京。

从这时候开始，太平天国的性质就从流寇武装变成了割据政权。

而洪秀全也是从这天开始，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天京城。

洪秀全这个人，原本就贪图享乐，缺乏大志。被杨秀清通过“天父下凡”接连修理几次后，他仅存的一点进取心也消散殆尽，变得彻底腐化堕落，不理朝政。

一把手不管事，身为二把手的杨秀清自然就得接过重担。

就在进天京的当天，杨秀清委派林凤祥、李开芳发动东征，陆续拿下天京东面的镇江、扬州。

得知消息，英法两国担心其在镇江的贸易，第一时间派代表前往天京，试探太平天国高层的态度。

清廷得知消息，对此也是极为震动。

江南自从唐朝开始，就是全国的财源。清朝时期，仅苏南一地就占了全国漕粮总额的一半。如果太平军在天京站稳脚跟，继而拿下整个东南，清廷的财政就崩溃了。

这是涉及到社稷安危的大事，不能怠慢！

很快，咸丰发出绝命，令尾随追击太平军的向荣在孝陵卫、紫金山、雨花台和东西门外建立江南大营，阻止太平军东进苏州。

江南大营就在天京城外，距离洪秀全的天王府还不到十公里。向荣在洪秀全的眼皮子底下扎营，等于是与太平军“脸对脸”的对峙。给天京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对于这个腋下之患，太平军上下当然是希望拔除。

但因为攻坚能力不足，太平军的数次攻势均是无功而返。

到了4月16日，为了缓解江南大营的压力，咸丰又令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建立江北大营，以策应江南大营，达到“合力兜剿”太平天国之目的。

对于这个江北大营，太平军也是屡攻不克。

于是，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就像一把钳子，将太平军东进的道路牢牢锁死。

当然，清军攻坚的能力也不行。向荣指挥所部进攻南京，也是损兵折将，收效甚微。

由于双方都是谁进攻，谁吃亏。谁防守，谁占便宜。因而太平军和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军便很有默契地选择长期对峙，都不贸然进攻了。

但是，太平军当时的地盘很小，仅据有今天的南京、扬州、镇江、马鞍山等城市，与清朝的实力差距太大。如果就这么对峙下去，太平天国的前途堪忧。

杨秀清及时意识到了这一点，太平军的主力不能耗在天京城外，必须分散作战，将清军的主力调至外线。

由此，发动西征和北伐，打乱清军部署，顺便扩充地盘的战略计划，就这样被提上了议程。

1853年5月初，林凤祥、李开芳被杨秀清从扬州召回天京，商讨远征事宜。

5月中旬，林、李二人由天京回到扬州，旋即率领本部两万人马由扬州启程，乘船千余艘，溯长江西上，陆续攻占滁州、凤阳、临淮等地。

北伐军出发不久后，驻守浦口的吉文元也率军出发，在凤阳与北伐军汇合，一同踏上了北伐的征程。

关于太平军北伐，历来批评不断。

比较很常见的一个批评就是认为林凤祥、李开芳和吉文元的威望不够，北伐军应该由杨秀清亲自挂帅。即便杨秀清无法分身，也应该让韦昌辉或石达开挂帅。洪秀全、杨秀清苟且偷生，竟然让三个没多大名气的炮灰去送死，北伐怎能不败？

但其实，这种批评属于刻板印象。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实则纯属无稽之谈。

首先，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均是擅长打硬仗的悍将。

此前太平军攻克益阳、岳州、武昌、安庆、南京，几乎都是他们打先锋。每一次都是战必克，攻必取！

在战功的加持下，林、李、吉三人分别官居天官副丞相、地官正丞相和春官副丞相，与身为天官正丞相的秦日纲、地官副丞相的陈承珞、春官正丞相的胡以晃平起平坐，仅次于洪、杨、韦、石四王。是太平军中排名前十的存在，怎么可能威望不足呢？

第二，虽说论地位，林凤祥、李开芳和吉文元不如开国六王，但林凤祥、李开芳是萧朝贵的左膀右臂，是萧部人马的大哥级人物。

而萧朝贵生前又几乎与杨秀清平起平坐。

杨秀清是东王正军师，萧朝贵是西王又正军师。杨秀清只是萧朝贵名义上的领导，实际上根本管不着萧朝贵，更加管不到萧朝贵的部将。

萧朝贵在长沙战死后，他的旧部人马，也就是北伐的两万多人，一是由洪秀全直管，林凤祥和李开芳也是直接听命于洪秀全。

在这种情况下，林、李二人与地位高于他们的韦昌辉、石达开，只有尊卑之分，不存在上下级领导关系。

除非是洪秀全，否则就算是杨秀清，也领导不了他们。

既然没有领导权，那杨秀清派林凤祥、李开芳担任北伐军的负责人，就是合理的操作。

反之，为了所谓的号召力，硬往林凤祥、李开芳的头上再安排一个王爷，就是没事找事，不仅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还添堵。

所以说，批评“太平军高层怕死，让三个没多大名气的炮灰去送死”的观点，纯属刻板印象，实乃没搞清楚太平军的组织结构。

如果非要给太平军的北伐挑毛病，也只能说杨秀清、林凤祥等人在北伐期间犯了“教条主义”和轻敌自负的错误。

北伐军攻至皖北的蒙亳地区后，与当地的捻军会合，兵力增至十万人，

但是，北伐军离后方越来越远，队伍中也随之出现了很多困难。如孤军深入，粮草搜集困难；南方军士不习惯麦面，无法适应北方的饮食文化等。

为了解决问题，李开芳派人回天京回报情况，希望后方给予增援。

但得到的回复却是“现今辅排镇守天京，不必悬望。”

意思就是说，现在天京这边也很困难，只有几千机动兵力，无力派出增援，你们无须等候后援，只管继续北上就好了。

后方给不了增援，前方又困难重重，此时杨秀清的正确操作应该是修改既定计划，令北伐军留在河南与清军周旋。

实在不行，就退过淮河，背靠天京作战，而不是让北伐军硬着头皮继续北上，以至于孤军深入，遭到清军的重重包围包围。

然而，由于杨秀清的轻敌心理，竟妄图以一支孤军推翻清王朝。

加之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又不敢质疑杨秀清，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

故而，在围攻怀庆失利后，北伐军的一只脚也就踏进了鬼门关。

北伐军出发时，太平军的兵力约十万，扣除北伐军，也还有七八万人。为什么杨秀清会说天京只有几千人呢？

这是因为北伐军离开后，杨秀清随即又以胡以晃、赖汉英（洪秀全的小舅子）为统帅，发动了西征。

1853年5月19日，胡以晃、赖汉英率战船千余艘，兵员两三万人，自天京溯江而上西征。

随后的一个月，太平军如同摧枯拉朽一般，连克安庆、湖口，包围了江西省会南昌。

面对太平军的进攻，清军的正规军被打得丢盔弃甲，只有新任湖北按察使江忠源率领的楚勇有一战之力。

1853年6月，得知南昌被围，江忠源率部火速增援，与赖汉英在南昌爆发激战。

此役，江忠源站在城头督战，太平军的炮火把他的随从都打死了，但他面无惧色，仍督军不退，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原本人心涣散的清军也成功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

强攻不成，赖汉英随即命人开挖地道，深埋地雷，试图将南昌城墙炸开。

但太平军每次炸踏城墙，冲入城内后，最终都被江忠源和弟弟江忠济亲自带兵又赶了出来。

屡战屡败，赖汉英命人加大工程量，开挖了一条长达六里的地道。

江忠源得知情报后，针锋相对，命人往地道里灌水，再一次挫败了太平军的攻势。

到了8月初，杨秀清闻悉南昌久围不下，随即派韦俊、石祥桢等人率领溯江而上，增援赖汉英。

韦俊等部来到南昌城下后，与赖汉英合力攻城，但也未能打败江忠源。

9月下旬，杨秀清认为赖汉英主持围攻南昌三月有余，冗日持久，劳而无功，耽误了整个西征战略部署，便将其调回天京革职，坐冷板凳。

关于赖汉英的下场，说法不一。

有说他在太平天国内讧前夕，遭杨秀清逼害，走投无路，投长江而死。

也有说他离开了太平天国，返回广东，在香港行医，一直活到了1909年。

赖汉英被撤职后，石达开临危受命，主持西征战事。

相比于江湖医生出身的赖汉英，石达开的军事素质就明显高出了好几个段位。

石达开抵达前线后，为了扭转不利形势，首先加固了安庆的城防工事。

西征军能不能继续攻城略地，这个先放一边。至少安庆这座军事要塞，绝不能再弄丢了。否则天京危矣。

在稳固防线的同时，石达开又命韦俊、石祥桢率部进攻湖北。令胡以晃和有“飞将军”之称的曾天养进攻安徽临时省会庐州（合肥）。

得知太平军分兵，江忠源就像救火队长一样，到处奔波，给无能的同僚擦屁股。

1853年10月，江忠源率军赴田家镇（今属湖北武穴）与太平军激战。

不久后，因太平军攻陷黄州、汉阳，围困武昌。江忠源又马不停蹄赶到武昌，大败太平军，解除了武昌之围。

12月下旬，太平军攻打庐州。江忠源得知后，将大部队留在湖北，自己只率二千兵马赶赴庐州解围。这一幕，像极了几个月前的南昌之战。

不过，这一次没有再发生奇迹。太平军在胡以晃和曾天养的率领下，一面围攻庐州，一面围点打援。

外线的清军无法增援庐州，而庐州城内的清军兵力又很少。

最终，庐州知府胡元炜顶不住压力，主动投降，庐州被太平军攻克。江忠源见大势已去，跳水自杀。

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加之又除掉了劲敌江忠源，如此巨大的功劳，必须要褒扬。所以战斗结束后，胡以晃以取庐之大功，被洪秀全晋爵为豫王。当时与他同时受封的还有秦日纲，被封为了燕王。

豫王、燕王，从洪秀全新授王爵的称号就不难看出，他此时已有问鼎中原之意。

当然，洪秀全的雄心壮志，也就是空想罢了。

因为此时北伐军的情况非常糟糕，而洪秀全对此，什么忙也帮不上。

1853年11月，北伐军长驱直隶，打到了天津。

咸丰帝得知消息，急令胜保为钦差大臣，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三人一同率大军合力堵截北伐军。

1854年2月，在清军的围堵，以及严寒天气的影响下，北伐军无法再进一步，只好南退。

见北伐军撤退，僧格林沁和胜保立即反攻。

由于清军都是骑兵，北伐军多为步兵，所以北伐军很快就被清军包围。

后来，北伐军反复突围，清军凭借骑兵优势又反复合围。

每次北伐军突围出去，走不了多远，又会被清军再包围。

为了把北伐军接回来，杨秀清前后派去两支援军，结果都被清军打退。

等不来援军，同时北伐军又人困马乏，跑不过清军的四条腿。

就这样，清军将北伐军彻底围在了山东的高唐州一带。

北伐军出问题的同时，西征军也出了问题。

石达开扭转不利局面后，威望大涨，这让杨秀清很不高兴。

于是，石达开就被叫回了天京，杨秀清随即又改派秦日纲主持西征战事。

秦日纲到了前线后，起初的形势还挺好的。

石祥桢率部攻占岳州，韦俊率部攻占武昌，陈玉成在攻下武昌的战斗中，一战成名，由此在太平军中崭露头角。

太平军在两湖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曾天养也率军进入湖北，于黄州斩杀清军四千余人，打得湖广总督吴文镕（曾国藩座师）自杀。

而后，曾天养和陈玉成又分别率军挺进鄂西、鄂北，连克孝感、云梦、德安、随州、安陆、宜昌、枝江，打得清军闻风丧胆。

然而，太平军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很快就碰到了硬茬子。

什么硬茬子呢？曾国藩率领的湘军。

1854年春，湘军组建完毕，曾国藩随即发布《讨粤匪檄》，正式向太平天国宣战。

曾国藩的这篇《讨粤匪檄》，写得非常有水平。

太平军以“天下一家，同享太平”为口号，动员穷人参加起义。又以”驱除胡虏"为口号，号召汉人团结起来推翻满人的统治。

曾国藩知道清朝很腐朽，也知道满汉矛盾难以调和。所以在檄文中，他绕开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完全不提忠君爱国，只强调太平天国信洋教，毁孔庙，说太平军丢弃了中国延续千年的礼教，实乃违背人伦之举，所以必须要讨伐他们。

在曾国藩檄文的影响下，当时一大批地主土绅和民众打着“保卫传统文化”，向太平军宣战。

1854年4月，太平军与湘军正式交手。

此役，湘军主力驻扎于长沙。太平军则兵分两路，一路由石祥桢率领，由岳州向长沙进攻。一路由林绍章率领，经宁乡绕开长沙，直插湘潭，切断湘军的退路。

得知了太平军的部署后，曾国藩也兵分两路，他自己亲率水师迎战石祥桢。委派塔齐布（满洲镶黄旗人）率湘军陆师进攻林绍章。

开战之后，石祥桢在靖港（位于长沙望城区）重创了湘军水师。打得曾国藩备羞愤难当，两度欲跳水自杀。

但靖港大捷后没几天，塔齐布率领的湘军陆师在湘潭取得十战十捷，打死打伤太平军近两万人。

太平军的西征军，总共也就四五万可战之兵。

由于林绍章的指挥不力，导致近两万人被歼灭，这让西征军的兵力瞬间捉襟见肘，不得不由攻转守。

1854年6月，在湘军四路大军的围攻下，太平军退守岳州。

岳州是湖南的北大门，如果岳州再守不住，太平军就会湘军被赶出湖南。

鉴于岳州的重要性，曾天养立即率部驰援。

驻守岳州的太平军见“飞将军”前来助战，士气大涨，心想这波稳了！

然而，骁勇善战的曾天养，竟然战死在了岳州城北的城陵矶。

曾天养之死，直接导致太平军士气大跌。

连“飞将军”都打不过湘军，谁还打得过？

眼瞅着湘军势不可挡，而太平军又人心不稳。杨秀清只得下令收缩战线，主动放弃武昌。并派秦日纲到田家镇督战，确保田家镇的万无一失。

然而这场田家镇之战，太平军在秦日纲的指挥下，又被湘军打得大败。

秦日纲这个人，不知兵法，名气大于实力。他能封王，主要是因为资历老，而不是因为他有多强的军事指挥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一直以来，由于片面宣传的缘故，很多人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即认为湘军早期被太平军吊打。直到后来得到列强的扶持，这才开始吊打太平军。

实际上，湘军一直与太平军就是五五开，并不存在湘军早期被太平军吊打的情况。

田家镇的失守，让杨秀清极为震怒。

此时太平军在各条战线上的表现都不好。

北伐军依旧被围困于山东，后来在清军的全力围攻下，全军覆灭。

西征军连战连败，已经退无可退。

无奈之下，杨秀清只好下令撤换秦日纲，并让石达开再次主持西征战事

湘军方面，连战连捷，让曾国藩志得意满。

不久后，曾国藩率湘军三万人沿江而下，攻打太平军把守的九江和湖口。

面对湘军的攻势，九江守将林荣启和湖口守将罗大纲严阵以待。他们在长江沿岸布设了很多大炮，又命人找来很多十多米长的木头，横亘在了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同时用铁索将这些木头联结起来。

等到湘军发动进攻后，由于水师无法进入鄱阳湖，加之岸上太平军火炮的猛烈射击，湘军一时找不到突破口，曾国藩只得下令撤退。

而就在湘军的第一波攻势被击退时，石达开来到了湖口。

石达开在与罗大纲商议后，发现湘军水师存在求胜心切的骄躁心理，便决定使用诱敌深入的战法，全歼湘军水师。

1855年1月29日，扼守鄱阳湖口的太平军佯装溃败，故意放弃阵地，撤往梅家洲。

湘军水师一部不知有诈，紧随太平军的”溃兵“冲进鄱阳湖内。

见敌军入套，石达开立即命人封锁湖口，断敌退路。就这样，原本实力强大的湘军水师遂被太平军拦腰斩割为湖内、湖外两支，实力大为减弱。

之后的几天，太平军连续发动反攻，首先歼灭了湖口内的湘军水师。

然后，罗大纲又以轻舟偷袭停泊在长江水面上的湘军水师，焚烧湘军水师大船九艘，小船三十余艘，打得曾国藩再一次投江自杀，后被左右救起，狼狈逃出战场。

湖口之战后，湘军水师损失殆尽，失去了进攻主动权。

石达开抓住战机，派出多路部队在湖北、江西攻城略地。

1855年4月，太平军第三次攻占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在武昌城破之后自杀。

不久后，为了解除江南、江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秦日纲被杨秀清调回天京，武昌战事改由韦俊主持。

由于秦日纲带走了一部分兵马，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月，武昌太平军也无力进攻，只能与清军就这么对峙了起来。

在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坐守南昌的曾国藩为打破僵局，令湘军一部自江西向武昌进攻。

石达开得知消息，分兵西进，救援湖北。

到了湖北后，石达开与韦俊一起反击。

这一次，石达开使出围魏救赵之计，先在鄂南击败湘军，然后留韦俊与湘军继续对峙，石达开则一个闪回，挥师又重新杀回江西。

此时的江西，防御空虚，太平军连战皆捷，连克八府五十余州县。

1856年3月，石达开在江西樟树大败湘军后，将南昌四面合围，切断了对外联络的所有通道。

面对这一幕，身处南昌城中的曾国藩战战兢兢，如临深渊，随时准备跳水自杀。

接下来，如果太平军死磕南昌，曾国藩估计就得提前找阎王爷报道了。

但很不凑巧，石达开在关键时刻也被杨秀清调回了天京，参加天京解围战。

石达开走后，杨秀清改派韦昌辉主持江西战局。

而韦昌辉的能力应付不了这么大的阵仗，因而曾国藩也获得了喘息之机，指挥湘军陆续又收复了上高、新昌、义宁、通城等地。

关于江北和江南大营，前面没细说，这里做个简单介绍。

根据当时一个叫马寿龄的读书人的记载，江南大营中的清军，可谓是“人才”汇集。

有擅长替人盖房子赚外快的“土木工程师”，有精于编筐搭棚的“手艺人”，有擅长栽花、种树的“园艺师”，有擅长养狗的“驯犬师”，有精于赌博的“赌神”，有精于戏曲艺术的“艺术家”，有擅长倒卖军用物资的“商业奇才”。

但是，就是没有会打仗的军事人才。

一支军队，除了不会打仗，三百六十行，样样精通，按理说，这支部队没有保留的必要。

然而，由于清政府此时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机动力量了。

因而，这么一支人才汇集的部队，就这么被朝廷花着海量的军费养着了。

比之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情况更糟糕。

老实一点的兵，平日里主要是提笼架鸟、抽鸦片、听小曲、买玉石、买字画、赌博、下棋、装病、搞基，做买卖。

品行恶劣的兵，堪称五毒俱全，像什么杀人放火、抢劫老百姓、抢自家军火库之类掉脑袋的事，无所不做。

更让人无语的是，江北大营的钦差大臣琦善也知道自己手下的兵，除了打仗不行，干什么都内行。所以他还恬不知耻的向朝廷请示，是否可以对太平军“围而缓攻”。

在琦善看来，打南京是不可能的。如果激怒了太平军，他的大营分分钟就会垮掉。

面对这两座“人才”汇集的大营，太平军起初因为装备落后，无可奈何。

但随着西征的不断胜利，地盘的不断扩大，装备的不断提升，杨秀清也有了攻下两大营的信心。

1856年4月，秦日纲率军三万，攻破江北大营。

6月，石达开与秦日纲、陈玉成联手又攻破了江南大营。

当太平军冲向江南大营时，江南大营统帅向荣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丢下部队跑路。

6月下旬，石达开在解除了天京之围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武昌，与湘军李续宾部交手。

得知石达开又回来了，曾国藩心里顿时哇凉哇凉的。但在得知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拔掉，向荣被朝廷下旨革职后，曾国藩表面上装出一幅悲伤模样，实则心里乐开了花。

太平军打得好啊，多消灭一些旗营兵，朝廷对湘军就多一分的倚重。

不久后，对于曾国藩而言，又一个喜讯传来。

在江西督战的韦昌辉，在湖北督战的石达开，在苏南督战的秦日纲，在同一时间被洪秀全调回了天京，参与诛杀杨秀清的行动。

当然，曾国藩起初并不知道“天京事变”的内幕。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发动反攻，收复地盘。

1856年9月1日，韦昌辉在天京城外遇到奉诏回京的秦日纲，两人深夜叩门要求进关。

由于杨秀清没有接到任何报告，加之又有天官正丞相陈承瑢（仅次于杨秀清的行政二把手）做内应，所以韦、秦两部约三千人马便以换防的名义，分批进入了天京。

第二天凌晨，韦、秦、陈三人得到洪秀全的授意，随即突袭东王府，杀掉杨秀清，并将东王府内的杨秀清和家属、府中官员、卫士，共约数千男女全部杀死。

杀了几千人，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仍不解恨，随即又以搜捕“东党”为名，血洗天京城，导致两万余人被屠杀。

天京事变时，石达开还在路上。

等到他回天京后，面对尸横遍野的一幕，立即与韦昌辉爆发了争执。

当天晚上，石达开感觉韦昌辉要对自己下手，连夜缒绳吊城而出，赶回安庆去了。

韦昌辉没逮到石达开，便屠灭了整个翼王府。连石达开正房妻子、卫天侯黄玉昆女儿也都杀了，无一幸免。

半个月后，得知全家被杀，石达开在安庆以“清君侧”名义起兵，讨伐韦昌辉，并希望洪秀全处死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否则他就班师回朝，平息内乱。

洪秀全也不傻，石达开手握重兵，等他回来了，韦昌辉必死无疑。自己估计也得靠边站。

于是，洪秀全在秦日纲和陈承瑢的支持下，计划干掉韦昌辉。

见洪秀全要对自己动手，韦昌辉带领本部军队进攻天王府，公然与洪秀全分裂。但因天王府围墙高大，韦昌辉没能攻下，最后落了个部下一哄而散，整个北王府满门抄斩的下场。

韦昌辉死后，秦日纲和陈承瑢也双双被洪秀全铲除。

自此，太平天国早期的八个王爷，两个战死，三个被诛杀，一个病死，仅剩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

11月下旬，石达开回到天京。他以天国安危、大局为重，没有惩办、诛杀任何一个有悖于他的异己分子。

大家见石达开深明大义，便纷纷拥戴他。

洪秀全见石达开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明面上让石达主持朝政，总理军国大事。实则暗中让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对石达开进行各种掣肘。

面对洪氏兄弟的打压，石达开坐立不安，他深知洪秀全容不下自己，最终决定出走。

而石达开的出走，也让太平天国由盛转衰。

对太平天国不利的事情，对湘军而言，自然是有利的。

太平军高层内斗，自相残杀。石达开为了报仇，又从武昌抽走了四万精锐。加之江南、江北大营全军覆灭，朝廷一时无兵可用。

此时的曾国藩，可谓是秦始皇摸电线——赢麻了。

既然老天爷如此帮助自己，那自己当然不能错过机遇了。

不久后，曾国藩重整湘军，对太平天国发动了强大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