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陵制的出现是汉高祖时期的一种“有效选择”。

刘邦建立西汉时定都于关中，当时的天下形势用刘敬的话来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彊，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 于是刘敬向高祖进言“臣原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後，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彊本弱末之术也。”当时各异姓诸侯王的蠢蠢欲动是令刘邦非常头疼的威胁，于是刘邦听从刘敬的建议，下令将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名门望族共十几万人全部迁到关中。

将这些迁移过来之后，不能随意安置不然一不小心就是下一个动乱之源，为了妥善安置这些人，刘邦下令将他们全部安置到长陵（刘邦的陵墓），并在长陵附近修建长陵县邑，供迁徒者居住，此即为陵邑制度的来由。将这些强宗豪杰迁移过来不仅避免了他们的造反，也避免了他们对土地的兼并，自然也杜绝了地主豪强的坐大。

这些豪强地主好不容易通过兼并贿赂等手段坐强坐大后，随着帝王的一道诏令不得不放弃辛苦攒下的基业前往帝王陵附近居住，无形中缓解了阶级矛盾，是以此后的帝王汉惠帝刘盈在修建安陵、汉景帝刘启在修建阳陵、汉武帝刘彻在修建茂陵、汉昭帝刘弗陵在修建平陵之时，也都竞相效仿，相继在陵园附近修造安陵邑、阳陵邑、茂陵邑和平陵邑来安置这些迁移过来的“富豪”。如此利于统治的陵邑制度不仅担负着“强本弱枝”和“防御匈奴”两大任务，也担负着缓和阶级矛盾，阻止地主豪强坐大，加强中央集权的任务。可见邑陵制对于汉朝初期的作用是十分巨大和必要的。

邑陵制的废除发生在汉元帝时，汉元帝登基之后的第一年为了表示自己一心向儒，下诏以皇帝的名义奉祀孔子，赐爵孔子的第十三世孙孔霸关内侯，赠食邑800户，封褒成君。后来，孔霸去世，刘奭着素服吊祭，赐给秘器钱帛，以列侯之礼安葬，谥号“烈君”。汉元帝对儒家的推崇使得天下的思潮发生了巨大改变，儒家的影响力日益增高。公元前40年，汉元帝更是根据儒家经典《诗经》的精神，觉得迁移人口充实陵邑的制度使东部地区虚耗费用，百姓破土离家，非长久之计，是以下诏渭陵不迁人陪陵。

邑陵制废除之后，地方上的豪强地主不再担心被迁移，兼并之风开始盛行，随着地主豪强的坐大，中央集权逐渐削弱，门阀兴起。在此消彼长的政治影响下，邑陵制势必受到实权阶级的抵制，因此再无复出的可能。

汉之后，各朝代邑陵制无法再出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儒学的盛行使邑陵制在道德层面被限制；另一方面是各朝代的兴起过程和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与西汉之初已经有了巨大变化，邑陵制的实际效果与舆论影响不成正比，统治阶级无法或不愿强制推行。从根本上讲，邑陵制的出现是当时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邑陵制的废除同样也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无论从理论上邑陵制多么的优秀，在政治环境不适宜的时候，它就注定要被抛弃。后来的“土地公有制”“土地国有制”已经成为邑陵制的最有效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