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孙中山已于6月11日离开日本南行，在这个时间点上，派代表拜谒卜力，谋求与李鸿章合作。

这里有一个问题，根据卜力于1900年8月3日写给殖民大臣张伯伦的《卜力致张伯伦》里面所说，卜力其实也很想促成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

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那么，孙中山为何不亲自到香港与卜力、李鸿章亲晤，而仅仅派出一个代表了事呢？

这事说来话长。

早在1895年10月，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清廷就对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等下了通缉令。

香港英国当局在清廷的照会下，于1896年3月4日向孙中山发出“解票”（即驱逐令），明令：

“自给票日起计，以5年为期，不准在本港及所属地方驻留。”

当时的孙中山远走南洋，无暇顾及此事。

两年之后，也就是在1897年9月，他流落到了日本横滨，想把香港作为策动起义的基地，因此写信给香港辅政司骆克，询问此事，声称此事如若属实，自己“将诉诸英国公众和整个文明世界”。

骆克的回复毫不留情面，称：

“如果你对1896年的驱逐令置之不顾，足履本殖民地，定会将你加以逮捕。”

孙中山公开了骆克的回信，引发了香港舆论界一片哗然。

香港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抨击香港政府对待人权问题的不公。

英国国内也有人把矛头指向了殖民大臣张伯伦。

其中，议员达维特就多次与张伯伦展开过激烈的辩论。

清朝政府对此慌得惶惶不可终日，赶紧指使驻英公使罗丰禄拜会英国外交部官员，乞求千万不要撤销该驱逐令。

又由于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刚刚签订，英国政府为了感谢清廷的“美意”，果然保留了该条驱逐令。

正因如此，孙中山于1900年数次乘船来到香港，都不敢贸然登岸，只在船上向革命党人布置方略。

既然不能在香港停留，孙中山便把日本作为了策动起义的基地。

1906年，他在日本制订出了《革命方略》，并于12月远程操控同盟会员蔡绍南、魏宗铨等发动了萍浏醴起义。

清朝政府蓦然省悟，于1907年2月，由庆亲王奕劻出面，通过伊藤博文，低三下四地乞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

日当局的表现出人意料，其采取两面讨好的原则，私下里给了孙中山一大笔革命经费，恭恭敬敬地礼请孙中山离境，然后照会清政府，从清政府那边收取“好处费”，声称已经成功“驱逐”。

不过，到了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革命党人发动大规模起义的绝好时机来了。

清政府一下子陷入到了四面楚歌的恐怖氛围中去，生怕孙中山又会重回日本，连续发了多份电文给驻日公使胡惟德，要求日本方面要严查孙中山的踪迹，一旦发现，“仍前设法驱逐”、“务令出境”。

可以说，这时候的清政府，已经到了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神经质状态了。

实际上，孙中山自1907年3月4日离开日本后，乘船经香港、新加坡，转入了河内，在南洋活动，并准备远行欧洲，筹措起义经费，并无到日本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