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胥爱明

2002年发生于河南长垣的于建故意杀人案，因其证据链的断裂、证人证言的反复以及司法程序的争议，成为观察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重要样本。该案历经三次死刑判决、两次发回重审，最终改判死缓，至今仍在申诉过程中。本文将从证据认定、程序合法性、证人证言效力等维度剖析其争议焦点，并结合类似案例探讨其背后的司法理念困境。

一、核心证据的断裂与矛盾

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死者苏某民的致命伤成因。根据公安机关的多次鉴定，尸检报告存在前后矛盾：2002年首次鉴定认为死者系车辆撞击导致颅脑损伤，但后续补充分析指出，部分骨折可能由倒地时的力传导形成，而颅脑损伤亦可能因“运动的头部撞击挡风玻璃或引擎盖”产生。这种矛盾暴露了司法鉴定结论的模糊性。

更关键的是，涉案车辆的关键痕迹始终未明确。公安机关虽承认曾更换车辆挡风玻璃，但对车辆是否被使用过表述前后不一。

2004年补充侦查报告明确表示“无法确定撞人部位”，而证人证词却显示车辆曾被长期用作公务车。物证链的断裂使得案件事实陷入“罗生门”——究竟是车辆撞击致死，还是死者因自身动作失衡倒地受伤？这一问题始终未能通过客观证据得到解答。

类似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孤例。如检例25号于某申诉案中，原审判决因现场指纹与被告人DNA不匹配、供述与物证矛盾而被推翻，最高检明确指出“证据矛盾未排除时不得定罪”。此类案例印证了“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而于建案中物证与言证的双重缺失，显然未能达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二、证人证言的效力与合法性危机

本案关键证人杨某国的证词波动构成另一争议焦点。其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律师调查阶段的陈述存在显著差异：从最初声称“目睹于建驾车撞人”到后期改称“未直接看见撞击”，甚至承认部分证言系受他人压力所作。更值得关注的是，案卷丢失后，书记员庞某某以无检察权身份单独制作的询问笔录被法院采纳，这一程序瑕疵直接挑战了证据合法性。

此类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张某抢劫案中，被害人万某的六次陈述反复矛盾，法院最终依据“稳定言辞证据优于反复证言”的规则，采信其早期一致陈述，而排除后续矛盾证词。反观于建案，杨某国证言不仅波动剧烈，且存在取证程序违规，其证明力显然不足。最高法《刑诉法解释》第七十八条明确规定，证人当庭证言与庭前矛盾时需合理解释并补强，而本案证人从未出庭接受质证，导致矛盾无法澄清。

三、程序瑕疵与证据链的瓦解

案卷丢失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程序危机。2002年部分原始卷宗在检察机关保管期间离奇遗失，涉及关键证人证言的原始记录消失，后续以复印件补充侦查的做法引发对证据真实性的质疑。尽管检察机关辩称“复印件不影响审理”，但根据《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始证据的缺失可能导致关键事实无法查清。

这一瑕疵与余某平故意杀人案形成对照：该案因侦查机关违规羁押获取供述、证人证言与客观证据矛盾，最终被认定“程序瑕疵削弱证明力”。于建案中，不仅物证保管失范，证人询问权限的越界（如书记员独立取证）同样构成程序硬伤。程序正义的缺失，使得实体正义的实现失去根基。

四、司法理念的反思：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

本案的审理轨迹折射出“留有余地判决”的思维惯性。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未核准死刑，但地方法院仍选择改判死缓并限制减刑，本质上是以“折中”方式规避错案风险。这种处理方式与安徽于某杀妻案的早期判决如出一辙——该案因证据矛盾三次发回重审，最终在最高检抗诉后才改判无罪。

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仍面临阻力。根据最高法统计，2020-2023年刑事再审改判案件中，超过60%涉及证据不足或程序违法。于建案的症结正在于此：当物证缺失、证人证言矛盾、程序存在瑕疵时，法院本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作出无罪判决，但“命案必破”的压力与维稳考量往往导致“留有余地”的妥协。

五、制度优化路径：证据规则与监督机制的强化

破解此类困局需多管齐下：

1. 完善证据审查标准：借鉴建设工程纠纷中“先行判决”制度，对无争议事实先行认定，避免因局部争议拖延全案；对矛盾证据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强化技术审查。

2. 强化程序监督：建立案卷电子化存证系统，防止证据灭失；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细则，如本案中书记员越权取证应直接排除。

3. 激活检察监督职能：参考最高检对检例25号的抗诉模式，检察机关应加强对侦查、审判环节的同步监督，尤其在死刑案件中建立证据复核专班。

于建案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悲剧，更是司法体系自我纠偏的试金石。当证据链条断裂时，司法者应勇于承认“事实不清”，而非以“留有余地”的判决维持表面平衡。唯有坚守“疑罪从无”的底线，完善证据规则与程序监督，才能避免“迟到的正义”成为司法的常态之痛。此案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个案公正的追问，更是对司法文明如何穿透迷雾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