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十年前，那是仅存于想象与怀念里的年代。

似乎每个空闲的晚上，总有文学社的一群不羁青年们，肆无忌惮地举着酒瓶子，在路边摊上高谈阔论诗歌，情至深处，或哭或笑，悄然立于他们身边等待结账的老板，瞬间成了狄俄涅索斯的化身；

似乎每个破旧的宿舍内，一张破旧的床上，总会躺着一个戴着破旧眼镜的瘦弱青年，胸口摆着一本更破旧的《情人》，大声朗诵起“与那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似乎每听到一个志同道合而又素未谋面的人的名字时，总有人会带着满心的欢喜与满身的傲气，没打过招呼，就那样突然冲入了一个陌生的寝室，对那个人说：“来，我们讨论一下诗歌”；

似乎每层宿舍走廊里，都存在着一个长发披肩、永远不敢暴露真实面目的吉他手，每至深夜时弹起他的破木吉他，催生出“东方红”内的名句——“只要走廊外的吉他手不停止弹唱，通往睡眠的道路依旧漫长”；

是的，可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一切只属于文学的年代，当一个青年问起一个姑娘“你知道里尔克吗？”的时候，他的眸子，就像现在某些人在问“你知道XX明星吗？”那样明亮。

二

二十年前，那是我亲身经历与寻觅的年代。

在师大龙泉校区的某个角落里的杂货店里，傍晚时分总能听到旁边男生宿舍某个未来的歌唱家断断续续地唱着维塔斯的《OPERA2》，尚未到最高潮处便戛然而止，像被利刃突然割破了喉咙；

在这个杂货店里，叫上三五好友，几个煎鸡蛋，几根香肠，几瓶啤酒，打开，抄起瓶子倒入大杯中，直到雪白的泡沫满满溢出，大马金刀地端起仰头一大口，似乎突然有了胆气，张口便道：“来，我们谈谈诗。”；

在文化巷嘈杂的某个小饭馆内，扔下油腻的筷子，说出“讲讲哈罗德·布鲁姆？”结果有人答曰：“布鲁姆岂是在这里讲的？须得慷慨激昂，击节放歌！”；

在阳光书吧点上一壶菊花茶，汇集在滇高校热爱写作的同仁，点名要作者自己朗诵自己的作品，如不声情并茂，罚茶；如若读错了字，罚茶；如果普通话不标准，罚茶……直至有人告饶：“别读了，我直接喝吧。”

是的，确实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一切只属于我们的年代，那时年轻的我们依然还有着理想，可以洒脱地在文字里在书籍里在电影里尽情张扬，却远远想不到日后面对工作面对生活面对爱情时的挣扎模样。

三

十年前，那是残留理想却又饱受冲击的年代。

按照后人的推想，一切可以用来形容文学青年的词语都能安放到三十年前的前辈们身上：狂放，不羁，潇洒，理想，文艺，浪漫，虔诚以及其他。

后学者们也曾怀揣让文字变为铅字的理想加入，却又面临着前辈们不曾面对的新事物：网络，游戏，智能手机，社交网络，自媒体以及一些纸媒无可挽回的消逝；

写诗算是什么啊？发表的意义又在哪里？那种像古希腊一样处于理想的同一状态的年代，究竟是出于人为的美化还是理想的演绎？

这些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恰恰在这种演绎里，后学者们所憧憬的东西愈来愈不真切，以至逐渐异化成某种符号并带给后人最大的疑问：

银杏文学社，或者说文学社，究竟代表着什么？

四

如今，这是我们过于迷惑与在意的年代。

我们把文学社的形式看得太过重要，而忽视了它本身创立的意义。在社团刚成立之初，大家依靠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理想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文学圈子，它的名字恰好叫“银杏文学社”；

如今的我们冲着银“银杏文学社”的名字而聚在一起，以期望能够形成拥有共同兴趣爱好和理想的这样一个文学圈子；

我们习惯这样介绍银杏文学社：云南大学历史最悠久的社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十大高校文学社团之一；社团里还曾经涌现了包括于坚老师在内的等等一批优秀的诗人和学者……等等。

我们总觉得银杏文学社所拥有历史与传统，需要继承并且发扬，续发展下去，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有如武侠小说里某高手夺得了“天下第一”，维持名号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夺得名号的难度；

我们本身认为这些历史或者传统太重要，以至于赋予太多附加意义。文学社只是一种外在的组织形式，我们认为它承载了重要意义和荣誉，并且觉得只要把这种形式维持下去，这些意义和荣誉就会延续下去。

五

未来，那是我所憧憬与期盼的年代。

如果有一天，后来者很少考虑大家做什么能让银杏维持下去，而是更多要考虑银杏做什么能让大家对于文学的兴趣维持下去；

如果有一天，每位文学社的成员都能达到社团宗旨所说的那种状态：“像凡人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活着，做人，然后写点什么。”；

如果有一天，当银杏文学社不复存在，曾经因为向往她而走在一起的我们，还能以圈子的形式继续相互交流；

总会有一天，我们真正明白继承的不是所谓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而只是从这里继承了一种精神：

自由地阅读、写作以及思考。

一个真正属于知识、自由、理性以及文学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