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末以来，向西方文明学习之时，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蔚然兴起，文学领域“文化寻根”现象的出现是这一潮流体现。文章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现象为研究对象，着力从多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掘、多元文学形式的创新，以及多民族文学史格局的建构三个层面阐述其对推动中国多民族文学建设、对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文化寻根；少数民族文学

所谓“文化寻根”，是指人类对其祖先、族群、国家、语言、宗教等基础文化结构进行追根溯源的一种认同与追思。20世纪末以来，中国向西方文明学习之时，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蔚然兴起，为此中国文学领域兴起“文化寻根”潮流，这是一个跨文化、跨族群、跨地域、跨文体，且延续至今的文学现象。它的兴起与中华民族渴望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密切相关。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孕育了多元的中华文化，但自19世纪开始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断遭遇否定。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的“文化寻根”就是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包括多元的各民族文化，运用文学的形式书写中华多元文化，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

中国文学“文化寻根”队伍中有一支重要力量，那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涉及汉语创作与少数民族母语创作两种类型，这里所言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是指20世纪末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致力于本民族文化认同与追寻的文学作品。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始于少数民族作家民族身分认同意识的觉醒。建国后很长时期里，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国家认同的强调，使得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分意识被公民意识遮蔽，因此少数民族作家们几乎不具有自觉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这在创作中表现为缺少对自身族性文化的关注，从而丧失了自我的文化个性。因此，丧失了文化根性或者说丧失了自身文化传统滋养的少数民族文学变得与其他中国文学一样千人一面。20世纪80年代始，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作家曾经萌发的民族身分认同意识逐渐觉醒，于是关注本民族文化、自觉地吸收本民族文化为创作资源成为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重要倾向，少数民族文学由此逐渐获得了自我的文化个性。此时期，涌现出了乌热尔图、扎西达娃、张承志、吉狄马加、霍达、蔡测海、董秀英等具有“文化寻根”倾向的优秀作家。他们或挖掘民族精神美的传统，或批判民族精神的劣根性，或表达文化碰撞的困惑与迷茫等。这是少数民族作家由书写政治转向书写文化的开始，也是少数民族作家启动“文化寻根”的开始。此后，伴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少数民族作家们的民族身分认同意识更为自觉，他们或自觉地建构族群文化，或反思现代性的危机，或致力于追求民族性与人类性的融合等，这些创作的合力推动着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不断地走向纵深与广阔。20世纪末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总体呈现为繁荣景象，笔者将以该现象为研究对象，阐述它的价值何在。

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价值体现之一，就是以多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掘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话语空间，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的“文化寻根”现象中，主流文学的“文化寻根”主要从民间、地域的视角进行文化溯源，如莫言对民间世界的书写、韩少功对楚地文化的书写、贾平凹对秦地文化的书写等。而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则打开了文学书写的另一个话语空间，那就是书写族群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由于严重的民族歧视，许多具有少数民族身分的作家都不敢显示自己的民族身分，更不敢大胆地直接书写母族文化，比如沈从文、老舍，他们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强调从地域的角度呈现湘西文化与北京文化，其族群文化的因子只能从文字缝隙中去寻找。建国初期，各民族平等的政策使得少数民族作家们敢于标识自己的民族身分，也敢于书写各民族的生活，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过多干预，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书写缺少本民族的文化根性。20世纪末以来，随着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觉醒，少数民族作家们逐渐走向对族群文化传统的关注。特别在全球化趋同性加剧的境遇下，少数民族作家更为自觉地开掘族群文化传统，力图以此唤醒族群的情感与记忆、凝聚族群的合力、建构族群的认同，从而捍卫族群文化的独立地位，维护族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因此自1980年代始，以乌热尔图、扎西达娃、张承志、吉狄马加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作家直接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带有个人身分记忆的族群文化书写。而且，他们对族群文化的书写，不再停留于描述族群文化表层的风俗与风情，而是以鲜明的民族主体意识开掘族群文化传统，以此构造蕴含族群文化特质的文学世界。总之，在“文化寻根”潮流中，少数民族作家通过对族群文化传统的挖掘，构筑了文化多彩的文学世界，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表述空间，也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那么，少数民族作家们如何开掘族群文化传统呢？

关注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是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开掘族群文化传统的表征之一。宗教信仰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以张承志、石舒清、扎西达娃、央珍等为代表的作家们真诚地书写族群宗教信仰，挖掘与呈现各民族传统文化。回族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张承志、石舒清笔下，宗教信仰是其创作的核心之一。张承志的《心灵史》是一部以清代回族哲合忍耶教派的发展历史为书写对象的作品，作家以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倾心表现了历史进程中回族人对宗教信仰虔诚、执着的坚守，即使遭遇血雨腥风，信仰永不变。石舒清同样也关注回族的宗教信仰，但其立足现实土壤，从容淡定地描写宗教与日常生活的水乳交融。《清水里的刀子》中，为了祭祀母亲，马子善的儿子准备宰杀家中的老牛，马子善于心不忍。老牛似乎知道自己死期将至，在宰杀前两天开始不吃不喝，这一切在马子善看来是因为老牛在以一种不吃不喝的方式保持洁净的内里迎接死亡，最后老牛平静、宽容地死去。作家借助马子善对老牛之死的感悟，表达了回族人对洁净精神的追求，而这正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教义的重要体现，其间弥漫着庄严感与神圣感。无论是刻画坚守信仰的大无畏精神，或是表达对洁净精神的追求，张承志、石舒清以宗教信仰为核心对回族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展现。

藏族也是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民族，人们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不仅影响其政治、经济、文化，而且渗透进藏民日常生活成为人们重要的精神寄托。扎西达娃是以藏族宗教文化为创作重心的作家，他最为关注藏传佛教在现代转型时期的境遇，《西藏，隐秘岁月》可谓其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次仁吉姆终其一生虔诚供奉修行大师的故事。作家一方面浓墨重彩地书写次仁吉姆为坚守信仰而忍受贫穷、放弃爱情的人生历程，以此彰显了藏族人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与执着；但另一方面次仁吉姆终其一生虔诚供奉的修行大师却是一堆白骨，从而使得她宗教信仰的终端空无一物。实有与虚无的纠葛表达了扎西达娃对藏族宗教文化传统肯定与否定并置的矛盾心态，这是藏族宗教文化传统遭遇“现代性”的反映。同样，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1990年代后写作的《你让我顺水漂流》《萨满，我们的萨满》等小说，也描述了鄂温克族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文化在“现代性”侵蚀之下走向消亡的悲剧命运，其间表达了作家对承载着族人历史记忆的萨满文化的眷念与忧虑。扎西达娃、乌热尔图等少数民族作家们勇敢地直面族群宗教文化传统在现代转型时期的境遇，毫不避讳地书写出灵魂的困惑、迷茫与痛苦，这是作家挖掘族群文化传统的另一种表现。

注重从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吸收养分是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开掘族群文化传统的表征之二。口传文学，或称为民间文学，它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传承的文学作品，主要包括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及歌谣等。口传文学“是一种传统精神、人生教育的方式，是富有道德感的生活内容和感情历史，也是族群记忆的代代相传。”在“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中，阿来、张承志、阿苏越尔等是善于从民间口传文学中吸收养分的代表。阿苏越尔是一位善于从彝族创世史诗中吸收养分的彝族诗人，尤其钟爱彝族史诗《勒俄依特》。该史诗认为一场红雪衍生出雪子十二支，为此彝族人对雪极为崇拜。阿苏越尔将祖先对“雪”的崇拜意识注入诗歌创作，写作了多首关于“雪”的诗作，如《雪中自述》《雪祭》《雪线》《第二号雪》《最后的雪》等。如《雪祭》：“第九十九片雪张开巨嘴/扑向断奶的等待/你好，漫长的等待/神灵必定安排了你/塑造我们……/有人说，生命的气息/最早泊于雪谷的唇/雪谷在年龄之上，发出冷光/这是第九十九片雪降临的征兆/这是时间成功地塑造我们……/天空是人走过的路/时间遥远，雪谷苍茫/何不与我共同一生?”诗人将“雪”置于人的成长历程之中，呈现了“雪”繁衍了我们、“雪”陪伴着我们、最后“雪”埋葬了我们的生命过程。诗人借助“雪”与“我们”终身相伴关系的书写，凸显了诗人对以“雪”为代表的彝族文化的一往情深。“雪”这一承载着彝族文化内涵的意象在阿苏越尔诗歌中的密布，体现了诗人对古老民族渊源的诗性阐释，也表达了诗人对彝族文化强烈认同的情怀。张承志的《黑骏马》自觉地把蒙古族民歌《钢嘎·哈拉》引入作品，并多次在文中回响，古歌的运用既隐含地铺陈了白英宝力格与索米娅的故事，还表达了白英宝力格悔恨自己离开额吉奶奶、索米娅与草原的忧伤情感。叙事与抒情的交织，使小说诗意盎然。

20世纪末以来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们，从各自的生命体验出发，或注目于宗教传统文化、或注目于口传文学等，执着地挖掘各民族文化传统，以此呈现了蕴含着民族文化特质的文学景观，推出了一批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主流汉文化之外的“他者”形象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话语空间，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图景，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做出了积极贡献。

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价值体现之二，就是以多元文学形式的创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述形态，推动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创新。在当代文学发展初期，由于极左思潮影响，文学创作只关注“写什么”，而“怎么写”完全遵循于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1980年代初，在外来文艺思潮影响下，许多作家开始致力于“怎么写”的探索，1985年前后以马原、格非、孙甘露为代表的先锋作家们，更是把“怎么写”提到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位置，也把文学形式的探索推向了高峰。20世纪末以来“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毫不例外地参与了文学形式的探索，如阿来、扎西达娃、阿库乌雾、张承志、潘年英等积极尝试以各种现代艺术形式寻民族文化之根，并为之做出了贡献。

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本土化，是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在文学形式探索上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魔幻现实主义是来自拉丁美洲的一种文学创作手法，1980年代传入中国后，以阿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藏族作家们自觉地将魔幻现实主义与充满神秘色彩的藏文化相结合，力图将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为此推出了《尘埃落定》《西藏，隐秘岁月》等文学精品。扎西达娃是最早接受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并推进其本土化的尝试者，他致力于将西藏神秘的宗教文化与现实生活相叠加，制造出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而阿来是将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的集大成者，其中《尘埃落定》最为典型。小说中的“我”即傻子少爷亦魔亦幻，而这正是作家从藏族民间人物大智若愚的阿古顿巴身上吸收营养的结果。阿来还把笔触直接深入到藏族文化深处去描写藏族古老的神话、传说、歌谣、巫术等，于是一个没有舌头的书记官能重新开口说话、人的耳朵里可以盛开花朵、死囚穿过的紫色衣服能让穿上他的人拥有神力助其完成复仇大计……种种神奇的人、物、事，让藏族生活的神秘气息扑面而来，魔幻色彩弥漫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说，从扎西达娃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引入与本土化的尝试，到阿来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本土化的自觉改造，使得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中国化获得了成功，此后成为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常用手法。因此，可以说以阿来、扎西达娃为代表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的作家们，他们的文学形式探索不仅显示了形式实验对于文学创作的价值，更凸显了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所做出的贡献。

杂糅性语言的追求是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在文学形式探索上对中国文学的另一贡献。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杂糅性语言就是指作家们在汉语书写中引入属于本民族文化的特有词汇以及创造携带母语思维的汉语句式，从而形成杂糅或混杂的语言风格。在少数民族作家们的汉语写作中，阿来、张承志、阿库乌雾等的语言表述都体现出一定的杂糅性。语言的杂糅性常表现为在汉语创作中带入大量的有文化异质性的语词，如张承志的《心灵史》是以回族的哲合忍耶教派为书写对象，因此作品中有大量的伊斯兰教（回族）词汇，比如拱北、多斯达尼、穆勒什德、阿米乃、卧里、口唤等。《心灵史》中这些陌生于汉语的词汇，是回族语言体系中的语言表述，它们负载着浓厚的伊斯兰教内涵和色彩，也体现了回族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感受。这些回族特有词汇的进入不仅扩展了汉语词汇的范畴，更是增强了汉语整体的宗教表现功能。由异质文化带来的陌生词汇在汉语表述中的出现，是对汉语言语词范畴的极大拓展，也是汉语表述创新的表现。另外，语言的杂糅性还表现为少数民族作家利用母语思维或母语表述对汉语现有语词的结构、内在逻辑、文法进行解构与重组，彝族诗人阿库乌雾就是这类作家的典范。新时期以来阿库乌雾一直坚持双语（彝语与汉语）写作，在其汉语诗歌写作中自觉地应用母语文化重组、解构汉语表述规范。比如彝语词汇以单音节、双音节和三音节占绝大多数，而阿库乌雾的诗歌大量使用了双字、双音节的词语作为诗题，或者使用传统彝语词法、句法的即兴倒装等，这种摒弃汉语规范而将母语文化融入其间的解构与重组，创造了“第二汉语”。

民族志写作倾向是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在文学形式探索上对中国文学的又一贡献。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觉醒，“写文化”成为了少数民族作家日趋关注的文学主题。尤其进入1990年代后，全球化加剧，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受到外来文化的极大冲击。当面对现代性冲击之下日渐衰微的本民族传统时，少数民族作家力图通过写文化以重构民族文化传统。正是20世纪末人们对写文化的重视，以及人类学的文学转向的发生，使得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有意识地吸收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方法，因此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民族志写作倾向。在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现象中，体现了民族志写作倾向的代表作品有潘年英被称为“人类学笔记”系列丛书的《木楼人家》《故乡信札》《伤心篱笆》，及被冠以“民族志诗学写作”的阿来的《大地的阶梯》等。这些作家们采用人类学走进田野的方式，走进少数民族地区，并以纪实的方式记录了行走中的所见所闻。如阿来的《大地的阶梯》，它是作家通过徒步行走方式从家乡四川藏区一级一级地迈向青藏高原的文化记录；潘年英的“人类学笔记”及其他作品是作家多年来行走于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记录。在作家们的文化记录中，书写地方性知识成为作家彰显民族个性的选择。而在通常的文学书写中，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描述多停留于对奇风异俗的展示，有满足他者猎奇眼光的嫌疑。进行“文化寻根”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却借鉴了人类学“深描”的方法呈现地方性知识。如潘年英的《木楼人家》《伤心篱笆》《故乡信札》中都有关于“唱歌”这一地方性知识的描写，但作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唱歌”相关习俗的介绍，而是通过盘村各式人物的命运立体地呈现了“唱歌”这一地方性知识在侗族文化中的地位。在《大地的阶梯》里，阿来将行走中所见的寺庙、村庄、山脉、河流、城堡遗迹等文化地理实物或与官方纸质典籍中的叙述、或与民间流传的口头叙述相结合，立体、深入地展示了嘉绒藏区关于土司制度、宗教文化等诸多的地方性知识。阿来、潘年英等走进田野追求写作的非虚构性，并运用深描手法呈现地方性知识，这些都是民族志写作倾向的体现。可以说，民族志写作倾向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出现，是作家们对文学文体的一种探索，推进了中国文学文体的创新。

20世纪末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积极地进行“文化寻根”之时，不断地进行艺术形式的创新。少数民族作家的形式探索有意识地将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有意识地将本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极大地拓展与促进了汉文化的创新；有意识地将文学体式与人类学的民族志体式相结合，推进了文学体式的创新。在“文化寻根”中，少数民族作家所进行的文学形式的多样化探索，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学表述形态的创新，这也为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做出应有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价值体现之三，就是有力地促进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格局的建构，也推动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复兴。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共同体，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在中华各民族的历史交融中形成了多元杂合状态，即中国文学包含了多民族性。但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遭到忽视。在主流的中国文学史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学常以一种缺席的姿态被遮蔽，这种缺席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空白式缺席”，另一种是“在场性缺席”。具体而言，“空白式缺席”是指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不在场；而“在场式缺席”是指汉语世界以自己的文学观将少数民族文学从其语境中剥离，使其虽然出场却失去自身的意蕴。针对中国文学领域存在的汉族中心主义现象，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一审视中国文学多民族性的新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多民族文学互动发展的历程，中国文学是由各民族文学组成的有机整体，所以中国文学史的构成必须体现多民族性。那么如何在中国文学史格局中体现多民族文学史观？或者说如何建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格局呢？其中，中华多民族文学互动关系是不可忽视的内容。而20世纪末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恰好是在少数民族文学与“寻根文学”思潮的交流互动中发生、发展的文学现象，它体现了20世纪末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互动交融，这亦可为多民族文学史格局的建构提供典型的文学实践个案。

就“寻根文学”思潮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现象的关系之一而言，“寻根文学”思潮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现象的发展。198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伴随着少数民族作家民族身分认同意识的觉醒已初现写文化端倪，而“寻根文学”思潮倡导以现代意识寻民族文化之根的主张极大地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发展。“寻根文学”思潮倡导者韩少功曾就如何进行文化寻根，提出“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这里强调以现代意识来审视自己的文化根脉。“寻根文学”思潮的作家们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还把现代意识灌注入创作实践，推出了《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寻根文学”思潮理论倡导与文学实践的并存，使得以现代意识寻民族文化之根的理念深入地影响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寻根”，推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如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就是一部以现代意识审视穆斯林文化的小说。作品中的梁君璧是一位传统穆斯林，恪守着伊斯兰教的教规。但梁君璧对伊斯兰教教规的固守却与女儿韩新月的恋情发生了冲突，在她看来女儿与非穆斯林男子的恋爱触犯了穆斯林不得与“卡斐尔”结婚的禁忌。最后，新月带着遗憾离开了世界。作家以一种文化自省精神批判了梁君璧对宗教信仰古板、偏执的坚守，这就是以现代意识审视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还有，张承志的《黑骏马》以人本主义这一现代意识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小说中的“我”从小被草原上的额吉老奶奶抚养长大，且与索米娅青梅竹马，长大后因“我”不理解额吉老奶奶与女友索米娅对黄毛无耻行为的宽容而离开了草原。多年以后的返乡之旅，“我”理解了她们对生命的挚爱，钦佩她们对苦难生活的坚忍。这里，作家对草原底层百姓坚韧的生命力与博大胸怀的敬佩之情，正是作家人文主义情怀的真挚表达。“寻根文学”思潮关于以现代意识寻民族文化之根的倡导，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更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与世界的接轨，为此产生了《尘埃落定》《无性别的神》《木楼人家》等将民族性与人类性融为一体的文学经典。“寻根文学”思潮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末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发展，这为建构中华多民族文学、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贡献。

就“寻根文学”思潮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现象的关系之二而言，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丰富了“寻根文学”思潮的创作，且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中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寻根文学”作为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学潮流，引领风骚几年后就消失了，但受它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却持续发展，1990年代后蔚为大观，涌现出阿来、张承志、央珍、石舒清、阿库乌雾、叶广芩、郭雪波、铁穆尔等优秀作家，推出了《尘埃落定》《心灵史》《无性别的神》《采桑子》等文学经典。“文化寻根”潮流中，央珍、梅卓、叶广芩等少数民族女作家自觉地将民族意识与女性意识交相融合。一方面她们秉承少数民族身分赋予的民族意识，创造具有民族文化意蕴的文学世界；另一方面她们又以现代女性的生活体验为基础，表达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性别意识。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是民族意识与女性意识交相融合的代表，是一部将女性成长史与西藏社会史相融汇的小说。主人公央吉卓玛出生后，哥哥、父亲先后去世，这使得曾经车水马龙的贵族之家走向了衰败。于是，央吉卓玛开始了流浪生活：离开拉萨，被母亲送到叔叔的帕鲁庄园寄养，后又逃到姑姑的贝鲁西庄园，被母亲接回拉萨，再次被母亲送到乡下私塾读书，最后在母亲的安排下进入寺庙做尼姑。随着央吉卓玛生活空间的不断移动，西藏社会的政治、宗教、经济乃至民间风貌等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其间投射出作家对西藏文化的审视，这既包含着作家对西藏旧制度的批判，又包含着作家对西藏宗教文化的认同，强烈的民族意识渗透其间。另外，小说不仅关注央吉卓玛身体的成长，更重视央吉卓玛精神的成长。童年时代的央吉卓玛，一切皆听从母亲安排，但渐渐地她对自己被安排的人生产生了怀疑，后来勇敢地离开寺院自行去尝试新的人生，最终在西藏解放的曙光中确立了女性主体意识。央吉卓玛精神成长由无主体意识到具有主体意识的展现，正是作家女性意识的表达。《无性别的神》在女性成长记忆与民族历史记忆交织中实现了民族意识与女性意识的融合。少数民族女作家们自觉地把女性意识灌注入民族历史、现实的书写中，实现了女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融合。这样的女性写作突破了1990年代主流女性写作叙述空间狭窄的瓶颈（叙述空间多为私人领域），为女性写作走向开阔的叙述空间提供了新指向。同时，这样的女性写作也拓展了“寻根文学”思潮的路向，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中的独特存在。新世纪以来，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文化寻根”也较为突出，如有裕固族的铁穆尔、达斡尔族的萨娜、鄂伦春族的敖长福、撒拉族的韩文德、土族的东永学、普米族的鲁若迪基等，作家们执着挖掘族群文化的根脉，先后推出了《北方女王》《阿西卡》《噶仙遐想》《家园撒拉尔》《我曾经属于原始的苍茫》等作品。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中出现的诸多文学现象，拓展了“寻根文学”思潮的创作路向，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版图，也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多民族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末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采用文学的形式开掘多民族文化传统，实现了多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做出了贡献；同时又采用文学的形式致力于将多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结合，实现了多元文学形式的创新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笔者期待在推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中国梦”指引下，涌现更多优秀的“文化寻根”之作，讲述精彩的中国多民族故事，呈现多彩的中华多民族文化，从而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实现“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宏伟目标。

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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