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初，七十四军被调入薛岳的豫东兵团，参加陇海沿线的兰封会战。

兰封会战是徐州会战的延续。在刚刚结束的徐州会战中，日军采取南北同时包围夹击的战术，占领了徐州，从而控制了整条津浦线。日本的报纸称之为“本世纪大会战”，日本国民全都陶醉在大胜利之中，但实际上日军取得的战果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大。

由于日军的兵力数量不到中国军队的三分之一，他们很难在广阔平原上将中国军队完全围住。有的隐蔽在村庄里的日军明明看到中国军队在转移，但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只能眼巴巴地屏息目送着，而不敢进行追击。

日军在占领徐州之后，发现自己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城，才开始调集力量沿陇海线追击。七十四军起初的任务就是在徐州以西的砀山一线阻击追敌。5月13日，五十一师一五一旅乘火车抵达砀山，五十八师一七四旅进驻丰县，从而构成了一个犄角状防御阵形。

砀山是徐州西撤部队入豫所取的最近道路，自然也是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地。一五一旅到砀山的当天，便有日军小股部队在骑兵装甲车的配合下，发动了试探性攻击。一五一旅也不含糊，旅长周志道当即派三〇二团予以截击。由于紧急情况，三〇二团团长纪鸿儒挑选了一百五十名精兵，由少校营附刘文锋率领，星夜向日军发起突袭。

在缺乏反坦克炮和战车防御炮的条件下，中国军队对付日军坦克的主要办法，是一边组织神枪手对坦克顶盖上的暸望孔进行射击，以转移其视线，一边派敢死队员跃进前扑，将捆绑起来的集束手榴弹塞进坦克履带。采用这种办法，刘文锋率队炸毁了四辆装甲车，并歼敌一百，但出击官兵们也大多倒在了战场上，到战斗结束时，一共只有20人得以生还。

5月14日，从永城北上的日军大部队来犯，正好一五三旅也乘车及时到达砀山。副旅长张灵甫一下车，便指挥部队加入阻击，五十一师以基本完整的阵容投入战斗。经三日激战，该师两名营长一死一伤，营长以下官兵伤亡两百余人。

在砀山东北的丰县，五十八师一七四旅也遭到日军的猛烈进攻，那边的伤亡更大，营长同样是一死一伤，主力团伤亡近半。

撤退之不易，七十四军曾经在上海和南京有过刻骨铭心的体验。官兵们都十分清楚，只有确保砀山、丰县，才能把西撤大军的损失和牺牲减到最低程度，因此无论压力多大，大家都一步不退。

5月23日，七十四军奉令将防务移交给友军，随后西移兰考、开封。在兰封战场，一场激动人心的围歼战正在等待和召唤着他们。

徐州会战结束后，除沿陇海线的西追之敌外，由黄河南渡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也对西撤部队形成了威胁，但是由于两路日军配合不够默契，孤军深入的日军第十四师团最终陷入了中方的包围圈。

这是兰封会战中最为壮观的一个场面。豫东兵团总计十万大军从东、西、北三面启动，对盘踞于内黄、仪封的日军第十四师团发起了全面攻击。

苏北的日军

作为七十四军前锋，王耀武亲率五十一师快速突入内黄城，与日军展开激战。

中原地形与南方水乡截然不同，尤其内黄更是沙砾纵横，沿途空旷一片，一望无垠，让人恍如到了西部沙漠地带。这种平坦地形为骑兵作战创造了条件，日军的数百名骑兵纵马向五十一师发起冲击，五十一师攻势因此受挫。

有人打骑兵是先打马，等骑兵从马上跌下来后，再用轻重机枪猛击。王耀武反其道而行之，他命令狙击手占据制高点，直接给骑兵们逐个点兵。

方法不同，效果一样。看到前面的骑兵纷纷被射落马下，后面的骑兵只得退后，五十一师乘势猛击，一举收复了内黄城。

与此同时，仪封的日军也在中方的攻击下弃城而去。日军第十四师团并不是真的没有实力守住内黄、仪封，主要还是因为在缺乏后续兵团的情况下，其后方联络线也已被豫东兵团给截断了。师团长土肥原察觉到了危险，遂决定将后方从陇海路转移到黄河南岸的柳园口。

柳园口是黄河边的老渡口，日军第十四师团可以通过柳园口，从黄河北岸得到粮弹补给，而其主力则分据兰考西面的大小围寨。

豫东兵团再次展开围攻，周志道率五十一师一五一旅对毛姑寨发起攻击。围寨的围墙都很坚固，没有重武器便奈何它不得。南京保卫战虽然让七十四军失去了所有的重武器，但在整训期间，五十一师又重新配备了中型迫击炮。攻击之前，周志道先下令用迫击炮对准寨子轰击，等轰开小口后，再派突击队利用夜间猛冲进去。

是晚，经过五小时激战，一五一旅在歼敌数百人，击毁五辆日军坦克后，一举攻克了毛姑寨。

拿下毛姑寨相对轻松，相比之下，罗王车站、三义寨、曲兴寨等据点就要难啃得多了。罗王车站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车站，但因居于开封和兰考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此处就有钢筋混凝土所构筑的永久性国防工事，炮兵掩体、机枪掩体、隐蔽所、指挥部，一应俱全。原本是拿来抗战的，孰料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反而被日军所用，让人始料不及。

5月25日，当五十八师协同友军对罗王车站发动攻势时，日军便利用这些工事进行拼死抵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晚上六点，五十八师一七二旅曾一度攻入罗王车站候车亭，但一个小时后又得而复失。此时俞济时已专任七十四军军长，五十八师长由副军长冯圣法兼任，见部队伤亡较大，冯圣法下令暂缓进攻。

罗王车站成为敌我双方拉锯的重点。豫东兵团总司令薛岳这时发现前线粮食输送不理想，有的士兵已超过一天没有吃饭，遂赶紧用电话给后勤补给部门下达严令，要求迅速予以改善。

人是铁，饭是钢，吃饱喝足，又经过一夜休整，进攻部队士气大振。5月26日，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亲临前线督战，并集中炮火猛轰日军阵地。

和五十一师一样，五十八师也重新配备了重武器，该师炮兵营装备有六门德国克虏伯野炮。这些克虏伯野炮系清末时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购置，炮身上还刻有“大清光绪年间”和圆形祥龙标记。虽然是旧朝遗物，样式也较为陈旧，但你也别瞧它不起，克虏伯所生产的火炮，一向都享有质地好、射击精度高的名声，到二战期间，不仅中国在用，日本也没有放弃。

克虏伯野炮果然颇有威力，能把日军阵地砸到四分五裂，使得日军只好将站上的卡车临时充作保护掩体。在炮火支援下，五十八师通过单兵爆破、小组突击等方式，一步步向车站逼近。5月28日，罗王车站、罗王寨先后被予以收复。

在日军指挥所内，中国军队缴获了一柄土肥原自佩的指挥刀，证实这次罗王争夺战系由土肥原亲自指挥，可见他对确保罗王车站的重视程度。对未能擒住土肥原，三军上下当时莫不引为憾事，然而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以中国军队当时所具备的实力，这一目标是极难达成的。

就在五十八师攻打罗王车站的同时，五十一师正在协同友军会攻三义寨外围。5月25日，凌晨四点，一五一旅首先取得突破，一举攻占柴楼，并以柴楼为依托继续向纵深推进。

五点，日军发起反扑。一五一旅三〇二团团长纪鸿儒率部端起刺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要在平原之上跟日本兵拼刺刀，总体上中国兵是吃亏的。你这边可能刚刚做出刺杀动作，对方的刀锋就已逼近胸膛，而且日本兵虽然普遍个子不高，但身体粗壮，力气比中国兵还要大，以至于拼刺时都拨不开他的刺刀。在兰封战场上，有一名学生出身的士兵表现得极其英勇壮烈，日本兵的刺刀首先从他的前胸捅透后背，但在频死之际，他的刺刀也同时扎进了日本兵的腹部。打扫战场时，战友们发现双方的刺刀都留在了对方身上。

有经验的老兵知道自身枪短，一般不会这样面对面地硬拼，而是会合理地使用闪避动作。闪的时候不会正好闪得那么巧，当刺刀从肘边晃过时，刀尖很容易划破皮肉。

痛是难免的，可是得忍住，要不然就不止伤痛那么简单了。重要的是做下面这个动作：避过突刺之后，或者侧身转到他的旁边，一刀将其刺死，或者索性直接用枪托横扫过去，砸他个狗头！

当然日本兵也不傻，他的反应也许比你还快。当你用枪托砸的时候，他会接住你的枪，用力拖拽，而你这边必须用力压住。如果膂力差不多，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两人就会同时倒地——即便在地上扭成一团，也不能松手，此时不管拳头还是脑袋都可以当作武器，只要足以杀死对方。

什么样的人才是勇士？这样的人才配叫勇士。有的机枪手倚仗着自己力气大，干脆就直接抡起机枪左右开弓，也能把敌人砸到脑浆迸裂。

一场白刃战之后，三〇二团挫败了日军的进攻。至上午九点，日军外围防线陷于崩溃，逐渐向寨内退守。

5月27日，五十一师攻克三义寨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各部抓紧时间进行战地侦察，准备拿下三义寨。

不料第二天情况起了变化，从罗王寨等围寨逃出的日军全都钻进了三义寨，寨内日军实力大增。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大批援军也陆续赶到，对三义寨实施了三面包围。

五十一师作为进攻的主力之一，被分成两股，其中纪鸿儒的三〇二团担纲正面攻坚，张灵甫的三〇五团负责配合助攻。当三〇二团前进至三义寨门前日军的警戒阵地时，战斗就已经变得相当激烈，在日军的顽强抵抗下，部队寸步难进。

像这样胶着在寨门边缘，以日军火力之炽烈，就有被消灭的可能。因此纪鸿儒和官兵们不顾危险，冒着炮火往寨内猛冲。他们曾一度冲入寨中，但在遭到日军反击后，又被打了出来。

两团整理队伍后，再度发起猛攻。纪鸿儒身先士卒地冲在最前面，不幸身负重伤，当场阵亡。

当天晚上，王耀武复制打毛姑寨时的夜袭战术，派李天霞率领突击队，趁天黑攀上寨墙后攻入了寨内。可惜没有后续部队入内接应，突击队只得从原路撤出。

5月29日，攻势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方面是由于缺乏阵地攻坚的足够武器和火力；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尽管数量多，但像七十四军这样的精锐主力欠缺，相当一部分都是南京保卫战之后匆匆组编起来的新军，不少士兵甚至是新抓来的壮丁，一听到日军的大炮声就往后跑，军官们光收容整理部队就要忙得满头大汗。

当时除三义寨外，日军还占有曲兴寨。中国第一线部队离寨不过一百米，远的也不过两三百米。前线指挥官给上面打电话，说只要再增加一部分兵力，是可以把曲兴寨夺过来的。

上司在电话听了只有苦笑：“你的建议好是好，可我哪有部队给你呢？其余部队都被日军的几颗炮弹给吓跑了，溃不成军，全师只有我们这一个团可用了。你要援军，只好等外面派。”

三义寨屯集的日军比曲兴寨可多多了也强多了。关键时刻，三义寨这里的进攻部队要是再抽一部分去打曲兴寨，岂不更是抓瞎？

尽管如此，后方指挥部的有些高级幕僚仍对攻克三义寨、曲兴寨抱有希望。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兼作战科长的龚梦涛观察到，日军已在空投粮弹，显见得其补给已发生困难。如果再坚持围攻三到五天，全歼日军第十四师团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桌案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龚梦涛拿起话筒一听，是汉口打来的长途电话，对方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侍卫长，让龚梦涛记录重要作战命令。

命令记录完毕，他一下子惊呆了。

这是蒋介石发来的十万火急令，要求豫东兵团即刻撤围，并分别向陇海、平汉铁路方向转移。命令中还说，若撤围不及时，“必遭敌人歼灭，为兵家所齿冷”。

龚梦涛放下话筒，拿起电报走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房间。程潜看过之后迟疑了一会，才让龚梦涛写命令部署撤退。

龚梦涛心有不甘地说：“放虎归山，养痈遗患，将来我们要自食其果！”

程潜无奈地回答：“委员长的命令不能不遵办呀，你去做撤退部署吧。”

程潜是痛惜功亏一篑，龚梦涛则是没有看到全局的变化，事实上，蒋介石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因为西进日军已在5月29日这一天攻占了砀山以西的商丘，直逼豫东兵团之侧背。战场的形势，早已不是如何吃掉日军第十四师团，而是整个豫东兵团将陷入日军的包围圈了。

看上去只差一步就能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掉了。豫东兵团即刻撤退，6月1日，七十四军奉令撤往沁阳，在那里构筑工事并进行整补。

撤退时，一般士兵都还被蒙在鼓里，不明白在前方并没有打败仗的情况下，为什么要主动撤退。驻地老百姓更是不解。

兰封会战期间，中原百姓就像淞沪会战时的江南百姓一样，给予了军队无私的帮助和关爱。每次部队移防，都会换来当地居民的依依不舍，看到无法挽留部队，他们只能不停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败日本鬼子？你们辛苦打胜了，为什么还要撤退？你们撤退了叫我们怎么办？”

士兵们无法回答，只能一边走一边开骂：“他妈的，还不是他们当大官的怕死，坐着汽车就跑了。平时教我们抗日，他们却一打仗就往后跑。”

军官们知道内幕，但除了装聋作哑，亦无言以对。此时，他们更担心部队能不能撤得出去——与南方地形相比，平原地区只会更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和追击，两条腿再快也很难跑得过四个轮子。

七十四军撤到沁阳，就做好了进一步抵御和摆脱追敌的准备。不过这种担心很快就成了不必要，当豫东兵团的后卫掩护部队经过罗王车站附近，准备向开封后撤时，他们听到了工兵营用炸药破坏铁路桥梁的爆破声。

有些殿后部队一听，误以为是日军追击部队的炮声，还赶紧互相招呼：“快走跟上，不要咋乎，敌人追上来了！”

当部队走到开封时，军官告诉大家，那不是炮声：“日军的飞机把黄河炸开了口，企图把我们的部队淹死在豫东地区，所以上面才要我们撤退。”

士兵们都信以为真，等顺利抵达目的地，他们才被告知真相：“郑州黄河花园口的掘堤是我们自己工兵干的，统帅部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阻止日军的追击。”

确实，黄河决口，使日军前进一时受阻，参加兰封会战的中国军队可以安然撤退，而不用再像上海和南京时那样落得损失惨重的下场。甚至于一些来不及东撤的追敌也被黄河水截断后路，从而遭到包围歼灭。

可这并不能代替它给中原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滚滚黄河水如脱缰野马，冲毁了无数家园，大水过处，平原变成了河，人畜变成了鱼。一个触目惊心的“黄泛区”，累积几十年都无法得到善后。

面对空前灾难，参加兰封会战的很多军人也因此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不停地向自己发出疑问：千秋功罪！功罪千秋？

拔高了看，无论南京撤退，还是黄河决口，都可以算是抗战战略的一部分，只是在这一所谓的战略中，百姓的性命总是被看得那么不值钱。反过来说，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战略不战略，他们只知道自己承担了战争带给他们的最大和最直接的痛苦，他们要求的并不高，只希望能得到国家和军队的保护，可是到头来，不仅依旧遭到无情抛弃，还被进一步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你们不是说过，要与一城一地共存亡，要与老百姓共存亡吗？然而……

“罗王血战方摧敌，滚滚黄流泛豫中”，民心就这样在一点点地失去，尽管这并不是血染征袍的勇士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