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机

“疏离的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渗透到廊房的建设中。

廊房四周修建的围墙或所在的“大院”（由廊房和其他殖民地设施组成的建筑群，如民用驻地）外围修建的隔离带等将廊房同四周的环境隔离，形成第二道“疏离”线。

围墙或隔离带在廊房和外部环境之间，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形成一道明显的界限，使廊房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这样既保证了英国居住者与周围的噪音、灰尘和印度疾病保持了安全的距离，又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保护了居住者的隐私，满足当时英国中产阶级保护隐私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为殖民者划分了一个“安全的”领土文化区域。

正如特里维廉所说：“在整个印度，围墙的存在似乎更多的是为了划定边界，而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入侵者的侵犯。”

家庭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是个人的私人空间。

因此，住宅的外观可以被解读为公共展示，传达了居住在里面的人希望外界了解他们的面貌。

被围墙或隔离带环绕的廊房，通向其所在的道路一般只设有一个主要进出口，并有专人负责看管，门口经常会有两个粉刷过的门柱，门柱上一般会显示居住者的姓名和身份，它们的正常功能是将访客和动物隔离在外。

再加上廊房长长的通道和广阔的占地面积，不仅为殖民者提供了私人空间和构筑文化空间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显示了政治上的威权，即能体现双方的社会距离，维持所谓高贵的统治形象。

廊房所处的位置空旷，入内颇费周折，需要经过围墙，大门，看门人，无不显现出英国统治者威严、高不可攀，同时也不用担心会因与当地人过分接触而染上疾病。

看门的人会在门口谢绝未得到认可的登门拜访者通过这种方式，主人可以完全控制人员和物品的出入，还可以使一些人远离该建筑，由此，构成了廊房的第二道“疏离线”。

廊房的第三道“疏离”线存在于廊房内部，即房主人和印度仆人之间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家中座佣仆人是所有上层阶级和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雇佣仆人也被看作是体面的象征和身份的标志。

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一般只拥有1-2名仆人殖民地绝大多数殖民者采用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虽然印度各地劳动力的成本不同。

但总体而言，一名男性劳动力一天在2便到4便之间，女性劳动更低度价的劳动力使民者可以在同等条件下雇佣更多的仆人。

因此，一般情况下，殖民地家庭住宅内雇佣仆人的数量会远高于同等条件下的英国本土家庭住宅。

在20世纪早期一所廊房内有10到20名印度人是正常的，有时会多达五六十人甚至上百人，这些仆人为主人提供那些在宗主国社会看作是“理所应当”的服务。

如殖民地由于气候和缺少洗衣房的原因导致需要一个洗工；由于缺乏电力和基础的电力设施，导致需要一个点灯人由于没有自来水导致需要运水工；由于没有送货服务准备好的食物。

则需要一个师帮工；由于没有机械的卫生设施，则需要一个清洁工由于缺乏商店和特定文化风格的服装供应商，则需要一个裁缝。

这一方面造成廊房中大量仆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也使其中一些仆人不得不和他们的家人起住在廊房中。

在廊房内居住的印度仆人，他们的屋子通常需要同主屋保持“安全的距离”，原因是“印度仆人经常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

而他们的（指印度人)生活方式并不是我们(指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出于卫生的考虑，尤其是在疟疾流行和不健康的地区，近距离是不可取的。

19世纪晚期，英国人对印度仆人的刻板印象和典型描述依然停留在“肮脏、不诚实、无纪律”等方面。

因此，印度仆人活动的主要场所，即住处和厨房被同主屋分开，整体位于廊房迎风面的后方，但非主屋的正后方，贴近廊房背面的围墙。

仆人的住处和厨房至少需要离主屋100英尺（约30米)远，这样做既“消除了做饭时的噪音和气味，也消除了仆人在屋子里噪喋不休的声音”，不会影响到廊房主人的生活。

如19世纪末一位民事法官赫特·康普顿提到房是个独立的建筑，位于尽可能远离廊房主屋的地方。

同时，印度仆人也无法享受英国人的生活标准，他们通常被迫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

正如在他关于殖民时期加尔各答空间历史的著作中所声称的那样，在印度，由于对仆人需求的不同理解，厨房和辅助服务空间从未被整合为殖民地住宅的一部分。

同时，他补充说，殖民者对其仆人的住所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只准备在他们身上花最少的钱。

仆人房屋同主体屋相比，大小、质量、环境和设施等相差非常大，人们经常用低矮、拥挤、破旧、黑暗、脏乱等词来形容仆人的房屋。

与此同时，仆人的房屋也是廊房中最易发生火灾的地方。

除非得到主人允许，印度人被严格限制进入廊房，甚至连廊房内的仆人有时都会被限定只能在某些区域内活动。

有些廊房甚至会准备两口井，一口是“仆人和本地人员用的”，另一口则是“专供居民使用的”。

对印度人的天然的、绝对的疏离已经无形地、自觉地渗透到统治者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当然，“疏离”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安全，其表面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因为英国人还需要喝印度的水，吃印度出产的食物，呼吸印度的空气，同时他们常常允许印度仆人进入家中。

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英国人依然“在印度是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的”，正如吉卜林所言，在印度，男人私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公共财产。

因此，这种“疏离”策略恰好加强了它原本想要战胜的有关脆弱性的不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