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苏联在位时间最久的领导人，在他的治下苏联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变成了世界工业强国，苏联更是在二战后成为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然而，斯大林时期的苏共风气却存在一种微妙的现象，即高压环境下人人担惊受怕，但又享有某种特权待遇的古怪氛围。

那时的苏共大部分干部尚且能够洁身自律，因为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丢官丢命。

直到1953年斯大林离世，苏共干部头顶上的“紧箍”才被拿掉，他们似乎可以放飞自我了，而苏共的风气也开始了“放飞自我”。

在赫鲁晓夫的带领下，苏共理论逐渐脱离实际，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习气愈演愈烈，夸夸其谈、不务实事、互相吹捧、阿谀奉承的庸俗之风大有抬头之势。

对此现象，集大权于一身的苏联话事人赫鲁晓夫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在对斯大林的批判中，赫鲁晓夫表现出对个人迷信的反感，却十分欣赏和鼓励下属对自己的个人迷信。

他独断专行，漠视苏共内外群众的声音，只追求表面的赞美，对批评却充耳不闻。

1964年10月14日，遭到苏联利益集团背刺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最后的演讲”。

他流着泪说：在座的各位，从来没有公开地、诚实地指出我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的建议都表示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

赫鲁晓夫的这番言辞从侧面真实反映了当时苏共内部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充分展示了苏共阿谀奉承之风的抬头。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内部的风气问题日益严峻，保守主义和守旧观念占据主导地位。

当时，苏共的许多领导干部表现出一种安于现状、不愿创新、对改革缺乏热情的心态。

那个时期，勃列日涅夫的一句话在苏共内部广为流传：“不，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正是这种思想使得苏共的风气逐渐脱离实际，与群众疏远，开始充斥着空洞的辞藻，形式主义更是愈演愈烈。

曾是苏共《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回忆道，他曾多次参与起草苏共的重要文件，他对苏共风气的败坏感到痛心。

他举例说，苏共中央的报告起草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已成规：

「开篇总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接着是“国内情况”，然后一直在强调“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

在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时，并没有要求提出“新思想”，更不用说“独到的观点”。

只要你能巧妙地用新的形式描述那些陈旧的思想，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即使只是形式上的“创新”，也被视为可取的。

这种形式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导致在苏共各级领导层中，对大量反映实际问题的群众来信几乎都置之不理，漠不关心。

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不仅未能有效纠正和改变苏共的风气，反而加速了苏共风气的败坏。

勃列日涅夫本人极其崇尚虚荣，沉迷于听取他人的阿谀奉承。

在他的执政期间，他对表面的荣誉和奖赏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癖好，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比如他对勋章的痴迷，一生获得勋章的数量更是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比如他对文学的热爱，读稿子都读不顺畅的他，愣是凭借“枪手”的帮助获得了1979年的列宁文学奖。

类似的事例数不胜数。

除了这些虚名外，勃列日涅夫也很实际，金银钱财更是他的心头好。

比如豪宅、钻石、珠宝、豪车、黄金步枪、家人收受礼金等等。

正所谓“上有所好, 下必盛焉”。

一时间苏共官员贪图享受、沽名钓誉、阿谀奉承、欺上瞒下、贪污贿赂、特权腐败之风更盛。

苏联从斯大林时期的个别贪腐，发展到了明目张胆的全面贪腐。

很多苏联年轻人加入苏共不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是为了捞取一官半职，攫取更多个人、小集团利益成为其最大追求。

勃列日涅夫18年的执政时期，是苏共官员最快乐、最幸福的时期。

1985年3月，当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人时，苏共已经病入膏肓

随后他一系列的错误决策不仅损害了苏共的凝聚力，还导致了苏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进一步瓦解。

苏共与人民的疏离达到了顶点，国内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人民对苏共的信任丧失殆尽。

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表示：“苏共在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临死亡。”

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显示，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为13%，不支持率达到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

不可否认，苏共败坏到极致的风气，最终使苏共走上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