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婚姻起源

1912年，徐悲鸿回到家时，父亲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家中弥漫着一种沉重的氛围。他刚进屋，父亲便用微弱的声音叫他靠近。徐悲鸿走到床边，父亲伸出瘦削的手紧紧握住他的，说：“悲鸿啊，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你早点成家。你的妻子我已经选好了，就等你回来定个日子完婚。”徐悲鸿低头应了，语气极轻，生怕让父亲激动。

父亲咳嗽了几声，徐母递上药碗，随后看着徐悲鸿，似乎想说些什么。徐悲鸿退到门口，低声问母亲能否改变婚事。他提到自己尚年轻，想要专注学业，但母亲摇了摇头，表示两家早已定下亲事，这关系到双方的颜面与家族的安排，哪里是能随便更改的。

婚期如期而至，徐悲鸿穿上了红色的礼服，脸上的神情却显得有些冷淡。他甚至没有主动去迎接新娘，而是由母亲和族中长辈安排一切。新娘徐氏头戴凤冠，面色恬静，坐在花轿里被抬进门。周围的亲朋满堂欢笑，但徐悲鸿却避开了闹腾的人群，躲进了书房，直到母亲亲自来请才不情愿地出现在洞房里。

洞房的红烛燃得正旺，徐氏低头坐在床边，听着门外亲友起哄的声音。徐悲鸿走进来，坐在椅子上，随口说了几句寒暄的话。徐氏轻声应答，语气透着温顺。熬过这漫长的夜晚，徐悲鸿离开房间时，脸上并没有流露任何新婚的喜悦。

婚姻生活的不和谐

婚礼过后，徐悲鸿与徐氏正式开始了婚姻生活，但日子并未像外人眼中那般和睦。徐悲鸿很少主动与徐氏交流，平日里总是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无论是书房里的画作还是他时常谈论的艺术抱负，都成为他远离家庭琐事的借口。徐氏虽是新嫁娘，却未曾体会过新婚的喜悦，家中只有例行的问候与冷淡的应付。

每日的三餐，徐悲鸿总是坐得离徐氏最远，偶尔交谈也只是问些无关紧要的事。他在家中时间并不算多，即使偶尔待在家里，也经常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很少与徐氏共同活动。

渐渐地，徐氏怀孕了，这原本是家族中的大事，但徐悲鸿对此并未表现出期待。家里的长辈与亲戚纷纷来探望，徐悲鸿却总是找借口避开这种场合。他很少陪伴徐氏，也没有参与她孕期的任何事务。徐氏身体愈发笨重时，家里的佣人和母亲不得不轮流照顾她，徐悲鸿对此依然表现得漠不关心。

临近生产的日子，徐氏的行动更加缓慢，偶尔在夜里疼痛难忍时，徐悲鸿并未表现出急切的担忧。他只是随口吩咐人准备妥当，自己则继续埋头画画或外出拜访朋友。

孩子出生那天，徐家上下忙得不可开交，喜庆的氛围充斥着整个院落。徐氏因为生产消耗了太多体力，面色苍白，躺在床上虚弱无力，但仍然忍着疲惫，微笑着向家人报喜。婴儿的啼哭声响起时，长辈们都为徐氏感到欣慰，夸赞她给徐家添了男丁。徐悲鸿听闻孩子出生的消息时，走进房间看了一眼，但仅仅是瞥了孩子几眼，便转身离开。

孩子的诞生与命名

孩子取名时，徐悲鸿草草定了“劫生”这个名字，完全没有与家人商量。亲戚们私下议论这个名字的寓意，但碍于徐悲鸿在家中的地位，也没有当面提异议。

孩子慢慢长大时，徐氏始终尽心尽力照顾他。她每日忙于哄孩子吃饭、换洗衣物，孩子偶尔哭闹不止时，她便抱着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用温柔的语气哄他安静下来。

徐悲鸿则依然很少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他偶尔回家，看到小劫生在院子里玩耍，最多停下来看上一会儿，却很少主动靠近。家人曾几次试图让徐悲鸿与孩子多亲近一些，比如在饭桌上逗孩子叫父亲，但他只是笑笑，没有过多回应。

劫生三四岁时，家人发现他对画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每次徐悲鸿的画稿留在桌上，小吉生都会跑过去，用手指比划着那些线条，嘴里咿咿呀呀地学着画的样子。家人觉得这是孩子遗传了父亲的天赋，纷纷夸赞说徐家出了个小天才。

徐母特意拿了一些旧的毛笔和废纸给劫生玩，让他在家里自由发挥。虽然孩子的线条稚嫩，形状歪斜，但一家人看得津津有味，笑着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徐悲鸿偶然看到劫生的涂鸦，眉头微微一皱，没有说什么，转身继续忙自己的事情。

孩子的天赋逐渐被更多人认可后，家人更加重视他的成长。徐母甚至提出要请一位先生教孩子识字和画画，但徐悲鸿却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表态。

徐悲鸿的离异与再婚

1917年，徐悲鸿在外与蒋碧微结伴离去，消息传回家中时，徐氏正在屋里整理家务。家里的长辈试图用宽慰的语气提起，说他是为了艺术事业出国深造，还希望徐氏不要多想。邻里间开始传言徐悲鸿的出走背后另有隐情，但家人刻意回避这些话题，尽量维持家族的体面。

徐悲鸿离开后，家里少了一个顶梁柱，原本依赖他的人不得不重新安排日子。徐氏的日子更加忙碌，她不仅要照顾年幼的吉生，还要协助徐母管理家中事务。

蒋碧微陪伴徐悲鸿在日本期间，两人逐渐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徐悲鸿将蒋碧微引入他的艺术世界，蒋碧微也积极支持他的艺术创作和事业发展。他们在东京和周边城市频繁地参加画展，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几年后，徐悲鸿携蒋碧微回到国内，两人的感情表面上看起来深厚，但实际上矛盾已经悄然出现。蒋碧微原本崇拜徐悲鸿的才华，但随着时间推移，她对徐悲鸿的疏远和冷漠渐感不满。蒋碧微也尝试通过支持徐悲鸿的艺术事业来挽回感情，她曾为徐悲鸿组织画展，还陪他拜访各地的画界名流，但夫妻间的关系始终没有改善。

到1934年左右，蒋碧微发现徐悲鸿对他的学生孙韵君的态度有所不同。她曾多次试探性地提起孙韵君，但徐悲鸿总是回避或者含糊其辞。蒋碧微提出分居，搬离了两人共同居住的住所。

1938年，徐悲鸿公开在报纸上声明解除与蒋碧微的同居关系。这件事情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许多朋友为蒋碧微感到不平，但她选择不再追究，只是带着孩子过起了独立的生活。而徐悲鸿则将目光转向孙韵君，他曾通过好友向孙家提亲，却遭到了孙父的强烈反对。

在孙家拒绝后，徐悲鸿的婚姻与感情生活陷入了一种困境。蒋碧微带着孩子渐渐远离他的生活，孙韵君也在家人的安排下离开了徐悲鸿的视线。

儿子的命运与徐氏的结局

徐悲鸿在外求学时，家里的生活依旧按部就班地过着。儿子“劫生”在家中由母亲徐氏和祖母照料，因为名字寓意不吉，家人后来为他改名为“吉生”，希望能为孩子带来好运。徐氏用心照顾孩子的成长，每天清晨忙着为他准备饭菜，天稍微暖和时，她会带着吉生在院子里玩耍。

然而，这个家中备受期盼的孩子，却没有迎来长久的幸福。在吉生七岁那年的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让家人措手不及。徐氏急忙抱着孩子四处寻医，当地的大夫诊断后说是天花，这让徐氏的心顿时沉了下去。这种病在那个年代几乎是无法治愈的，邻里间听说后纷纷劝她将孩子隔离，但徐氏坚持日夜守在孩子身边，试图用草药和敷贴减轻孩子的病痛。

随着病情加重，吉生脸上的红疹逐渐扩散，伴随着高烧和咳嗽，孩子变得愈发虚弱。徐母找来了村里最有经验的大夫，开出了一些草药方，但这些努力依然没能挽回孩子的生命。

徐氏从此变得沉默寡言，邻里间对她多有同情，却也无能为力。多年以后，徐悲鸿因事业成就而声名远扬，他的作品被人广泛传颂，但在他身后，有关徐氏和吉生的记录却寥寥无几。

1946年1月14日，徐悲鸿与廖静文在一场简单而隆重的仪式中结为夫妻。婚后，徐悲鸿和廖静文共同生活在北京，徐悲鸿继续专注于绘画和教育事业，而廖静文则在生活上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取名徐庆平，女儿名为徐芳芳。徐庆平自幼耳濡目染，对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成年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延续了父亲的艺术事业。

参考资料：[1]你所不知道的徐悲鸿[J].人民周刊,2015(12):77-78